“英文”的兴起与英国文学批评的机制化

内容提要：作为一个专门的文化学术语,“英文研究”大致是在19世纪伴随英国文学及其学科建制过程而出现、兴起的,其演变紧紧牵系着英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马修阿诺德对英文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为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社会功用的重视,文学脱离了浪漫主义的理解维度,被置于一个大的社会文化场域中加以考量.阿诺德对文学文化的推崇直接影响到后来的F.R.利维斯和“细察派”,为英国文学批评的机制化奠定了根基.伴随着一战后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英文研究逐渐摆脱古典语文学的压力,成为增强民族认同感、建构英国文化的“英国性”的意识形态黏合剂.尽管作为一项意识形态工程的英文研究已然消融于历史的苍茫之中,但“英文研究”对英国文化研究、剑桥批评传统对英国文学批评的重要影响依然清晰可循.

关 键 词 ：英文研究 马修阿诺德 剑桥批评传统 民族主义 意识形态

English Studies常常可以翻译成“英文研究”、“英语学”、“英国研究”或“英语研究”,其研究对象广及英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但是,作为一个专门的文化学术语,它大致是在19世纪伴随英国文学及其学科建制过程而出现、兴起的.

追溯英语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英文研究的演变紧紧牵系着英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从大不列颠岛上的最早语言凯尔特语到罗马帝国控制下的拉丁语,再到后来的盎格鲁一萨克逊语,英语的兴起经历了颇为漫长的前史阶段.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以意大利诗人但丁为代表的早期人文主义者大力提倡使用本民族语言,这股由欧陆兴起的思潮很快波及英吉利海峡对岸,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莎士比亚戏剧和钦定英译本《圣经》标志着英国民族语言的逐渐形成.

宣称“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凭借超强智识和热衷于体验生活的浪漫,培育了文学史上叹为观止的巨匠大师.尽管英国人用英语写就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真正能够收入《牛津英国文学史》或《诺顿英国文学选读》而被加上“英国文学”标签的文学作品却颇为有限.也就是说,“并非凡是英国人用英语写作的文学作品都被看作‘英国文学’.‘英国文学’依附于体制化的学术机构,而正是这个机构才有权决定何为‘英国文学’,或哪一部作品有资格成为‘英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意识形态性”.“英国文学”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指称,就像我们常说经典（canon）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一个流动的、不断生成的建构过程一样.“英国文学”实质上也是由意识形态构建的结果,而它作为一门学科的机制化过程,则耦合着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的交互作用.

英国人文主义传统以乔叟和15世纪古典英语文学为开端,强调借重古典文化来培养趣味高雅的精英阶层,按照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的说法,就是要从文化资本上实现社会阶层之间的区隔.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时期,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中产阶级在经济上掌握了领导权,政治上却遭遇贵族和劳工阶级的双重反击.中产阶级意欲全面登临历史舞台,其当务之急就是要赢得文化领导权,文化的位置因此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得以突显.

以马修阿诺德为代表的英国第二波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强调学校教育对于消解无政府状态、为中产阶级赢得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作用.阿诺德的人文理想主要表现为推崇以古典文学为主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其“追求光明与甜美”的文化诉求也融入到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之中.如果说阿诺德的文化观念及其对于文学重要性的察知表征着英国文化主义传统的话语层面,那么“英文研究”的兴起以及文学批评的学科化,则标志着英国文化主义话语的机制化过程.

一、戴着镣铐的缪斯

学校开设文学课不等于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因为早期的文学文本（古典文学）并没有成为独立自足的研究对象,而仅仅是语言、演讲术和修辞格的文本载体.早期的英国文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古典文学教育的全盘覆盖式影响,根本无法触及研究层面,“英国文学的早期教学方法是从古希腊、罗马文学教育那里复制而来的,文学附属于语法学、词源学、修辞学、逻辑学、演讲术等所有被后人埋怨的东西,唯独没有真正的文学研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文学的学科化最先出现的地方并非英国本土,而是英属殖民地印度.高瑞薇思瓦纳珊（Gauri Viswanathan）以葛兰西关于文化与权力的思考为理论切入点,精细剖析了英国文学是如何怎么写作于英帝国在印度攫取文化领导权的意识形态工程的,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作为一门学科的英国文学在殖民地的出现要远远早于英国本土.”

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初,英国本土出现了非职业化的英国文学批评,早期的英国文学批评兴起于咖啡馆、俱乐部等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富有英国特色的咖啡馆文化及其与出版业的密切关系促成了一种置身于学院外部的广义的文化批评.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创办的《评论报》（Review）、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的《闲谈者》（Tatler）和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的《旁观者》（却ectator）扮演着至为关键的角色,这些报刊的编辑们深入商贾云集、名流荟萃的男性集结地――咖啡馆,聆听和搜集来自不同行业消费者们的高谈阔论,并以流畅优美的文字记录下来,载于报刊,供大众赏读交流.文学也常常成为咖啡馆交流的话题之一.某些主题性咖啡馆,如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主持的威尔咖啡馆,甚至确立了影响甚广的文学鉴赏标准.这种源起于咖啡馆并以报刊文章形式发表的文学批评显然不是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但其影响却不可忽视,它们为后来的英国文学贡献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报章散文（periodical essay）,也为培养出范围更广的普通读者群立下了汗马功劳.

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英国国家实力的增强激发了一种愈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认为“英国语言在整个欧洲应当和英国政治、军事现状一样获得同样多的尊敬”.作为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伊丽莎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厉兵秣马,击败海上劲敌西班牙,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对内成功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一举击败苏格兰,极大地提高了公众的民族认同意识和国家观念,英国迎来了文化上的繁盛时期.培根（Francis Bacon）在此时提出振聋发聩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对文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尽管培根从未直接谈及文学研究的议题,但他的影响有助于创造一种鼓励教育实验和严肃语言研究的气氛,这在话语理论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 基于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特殊政治关系,为了应对因语言不便所带来的消极效应,18世纪苏格兰的大学课程里开始接纳英国文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亚当斯密（Adam Smith）率先与英文研究结缘.斯密在爱丁堡大学开设了一系列面向公众开放的讲座,主题涉及英语修辞与文学,素材全部采撷白英国文学,“虽然逻辑学教授约翰斯蒂文森（John Stevenson）也会在课堂上随机解读一些同时代作家如德莱顿、艾迪生、蒲伯的作品等但斯密的爱丁堡讲座是最先被正式认可的,并且是专门关于文学主题的”.由此可见,斯密不是第一个在课堂上掺入英国文学的学者,他的功绩可以归结为在大学教学的层面上推动了英国文学研究.不仅如此,斯密的经济理论直接影响到他的文学教育思想,他注重文学的教化功能,强调对文学文本进行学阐释.比如斯密十分推崇斯威夫特,在系列讲座的第九讲里,斯密郑重指出,“斯威夫特应当同时作为和文体的典范被加以研究和模仿.”斯密对文学研究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的强调,表现出一种将文学研究与功利主义文化有机结合的努力.

18世纪中期,为了响应意识形态的需要,伦敦的出版商推出一批具有文学批评史性质的著作,如托马斯沃顿（Thomas Warton）的《英国诗歌史》（History of English History）、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诗人列传》（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出版业的推波助澜迎合了市场对于“文学史”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英国文学教学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史的出版热并没有带来牛津、剑桥两所老牌名校的英国文学教学热,“即便托马斯沃顿在1757年至1767年间担任牛津大学诗歌教授,也没有任何记录表明他有讲授英国文学的意图”.对沃顿而言,英国文学宛若一位“戴着镣铐的缪斯”（The Musein Chains）,隐匿在拉丁文和欧陆语文学强光投射下的阴影之中.

按伊格尔顿的中肯评价,18世纪的英国文学承担着重整社会秩序的精神黏合剂功能,它“包含一整套意识形态机制：期刊、咖啡馆、关于社会和美学问题的专论、布道文、古典作品的翻译、行为习惯以及道德价值指南”,文学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借助于咖啡馆等（准）公共领域,将时代的精神症候和文化诉求揉到一起,建构起一种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批评样式.在伊格尔顿看来,18世纪的英国文学实质上贴近我们所理解的“大文学”概念,判定“何为文学”的标准并不是“想象力”或“虚构性”,后者有待于浪漫主义来加以发掘,意识形态是决定某物是否文学的唯一标准,或可借用伊格尔顿的名言,“文学就是意识形态”.

18世纪见证的不过是英文研究的前史,但是英国文学进入课堂教学的范围更广,游离于学院之外的文化批评为文学研究的兴起创造了诸多条件.同样,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因素为文学的重要类型――小说――的兴起提供了土壤.文艺史学家伊恩瓦特（Ian Watt）从社会历史学的视角切入文学研究,其重要著作《小说的兴起》的前两章堪称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范例.当今意义上的“小说”何以到18世纪末才获得充分确认?从fiction到novel的词义演变联系着怎样的社会情境变迁?瓦特的考察既是一种对于小说兴起的文化社会学解读,也为我们了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缘何在那个特定时代浮出地表提供了诸多启发.首先,尽管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和功利主义文化的蔓延迫使工人沦为工厂的赚钱机器,“整个18世纪,功利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反对给予穷人识字教育机会的呼声高涨起来”,“具有阅读能力仅仅是那些注定要从事商业、行政机构和专业技术等中产阶级工作的人们所必需的技能”.然而,比较而言,供大众接受教育的机构的范围扩大了,“正规的教育制度几乎不存在,但是由老式的受捐助的语法学校、英语学校、慈善学校以及各种未受捐助的学校尤其是女子学校,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网络,只有一些偏远农村地区和北部新兴工业小镇例外”.此外,数量庞大的宗教读物为那些偏居在穷乡僻壤、未曾接受学校教育的人们提供了接触文学的机会.与此同时,高昂的书价远远超过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他们对那些包装精良、漫天要价的英雄史诗望而却步,小说则借助于报刊连载的出版形式以及公用图书馆、流动图书馆等灵活多元的租借渠道,成为最容易吸纳读者群的文学样式,“18世纪的小说,相比诸多业已确立的、受人尊敬的文学形式和学术成就而言,更加接近加入阅读公众队伍的中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其次,英国18世纪小说培养出一批女性读者,成为调和社会分工差异、稳固机械化影响下英国家庭结构的卓有成效的黏合剂.工业化与机械化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手工作坊生产模式,许多女性被迫重返家庭空间,她们也无法与男性共同分享社会公共领域和业余活动,只能拘囿于狭窄的家庭之内,阅读小说、尤其是浪漫故事便成为一种理想的消遣方式.

二、艰难的浮现之旅

英国的教育现代化远远落后于英国的经济现代化,甚至与工业化进程滞后的法德比较起来也是相形见绌.造成这种悖论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对英国教育思想的束缚.古典语文学在学校教育中占据着显赫位置,教师们纷纷以讲授拉丁文《圣经》为荣,对于英译本《圣经》则嗤之以鼻.这种注重古典研究的教育体系旨在培养贵族阶级的接班人,集中体现为英国的公学教育,“在19世纪中期,几乎所有公学都主要讲授古典文化课程.实际上,甚至在1870年,是死记硬背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古典课程仍然占据学校五分之四左右的课时”.公学是英国特有的现象,占用了大量的教育资源,以打造绅士风度为教育目标,对科学主义和实用教育漠不关心,“法律、语言和历史等渐渐成为培养通才和政治精英的关键专业”.这种体制模式为英文研究在大学教育中的合法化设置了重重障碍.

19世纪的英国经历了急剧的社会转型,文学也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由古典意义到现代意义的演进.首先,维多利亚时代面临着宗教,呼唤一种具有整合功能的因素对之加以调节,文化遂成为对已然坍塌的宗教意识形态的有效补充,用来抚慰因宗教而惊慌失措的人们的情绪.牛津大学早期英语教授乔治戈登（Gee Gordon）在就职演讲中宣称：“英国正在病中等英国文学必须挽救它.据我理解,教堂在塌落,社会拯救措施迟缓不至,英国文学在当前具有三重功用：虽然我认为文学仍然要愉悦和教导我们,但最重要的是它应当拯救我们的灵魂并治愈这个国家.” 无论是戈登对英国文学的社会使命的强调,还是阿诺德对“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意义的论述,其共同的诉求都是以文学文化来弥补信仰缺失,替代宗教神话.阿诺德对于英文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为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社会功用的重视.文学脱离了浪漫主义的理解维度,被置于一个大的社会文化场域中加以考量.英国长期以来由经验主义把持思想领域的话语权,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对立由来已久,轻视文学批评的反批评传统就是一个典型表现,“菲尔丁在《汤姆琼斯》中将批评家描述为卑鄙小人,拜伦宣称是批评家杀害了约翰济慈”.身为督学的阿诺德认识到通过教育途径传播文化,并藉此将中产阶级群体整合起来的急迫性.归根到底,阿诺德创造出一种新的批评话语,“倘若认为阿诺德在与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作斗争的话,那也仅仅意味着他提供了一种可以与理论竞争的公众话语――用它去替代反智主义,而不是简单地加以拒绝”.当然,由于阿诺德对古典文化情有独钟,因此,他所彰显的文学文化也就难免曲高和寡,“离非利士人（中产阶级）太远,更不用提群氓（劳工阶级）了.这样一来,文学对他们的‘柔化’（soften）和‘教化’（humanize）效果会被语言障碍所阻挡”.总的看来,阿诺德不但大大拓展了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社会功用,其对文学文化的推崇也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利维斯和“细察派”,为英国文学批评的机制化奠定了基础.

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人类学和比较语文学的兴起,一种民族身份认同的困扰与焦虑迫使英国学界开始认真思考民族性问题,英文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英文研究从一开始就专注于民族起源的合法性问题,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焦虑,人们担心自己原来是一个民族”.从这一意义上说,英文研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对应着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追求民族性的“寻父”焦虑.但从总体上看,英文研究在19世纪中后期有所增长,应当归结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向度的动因.一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学被当作人文主义神话的载体,以文学文化的形式接替宗教所曾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另一方面,英国文学在英国高等教育中位置的逐渐稳固又恰恰是英帝国遭遇秩序危机以及边缘群体反抗中心的结果.比方说,为了方便英国实施殖民统治,英国文学知识作为考试内容进入了东印度公司公务人员考试（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的范围.再者,英国文学为那些无法进入牛津、剑桥就读的中低阶层尤其是工人阶级子弟提供了廉价的、准入门槛低的受教育途径,“即便在那些大肆声张英语的学科重要性的‘文化布道者’看来,英语也被当作是古典文化的替代品,适合于那些无法进入大学的人们”.比如伦敦大学的戴尔（Dale）为了吸引学生前来聆听英国文学课程,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听课费用为四英镑,每周上两个晚上的课,不需要基础（这说明课程的设计是为了吸引那些并未正式注册的学生们）”.戴尔的改革思路涉及降低收费、上课时间更加灵活、选课对象不做限定等方面,旨在扩大英国文学的接受面和普及范围,为中下阶层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1880年出版的一本未署名手册《怎样教英国文学》（How to Teach English Literature）指出,英国文学教学的根本诉求是为了“增进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同情与友爱”,可谓一语中的.牛津大学国王学院专治英国文学与历史的莫里斯（F.D.Maurice）教授更是身体力行,成为大兴成人教育、建立工人学院的先锋模范.英国文学愈益成为调整社会秩序、为中下阶级提供受教育机会的重要媒介.此外,英国文学也被赋予了浓厚的性别意识形态色彩.伊格尔顿认为文学能够有效填充女性的白日梦,莫里斯在谈及女性教育时指出,“为女士们设计的课程不是为了解放,而是使她们安心于早已定型的角色.”文学对女性教育的重要作用以及女性参与文学课程的积极性（此为社会情境的逼迫和规范使然）使得英国文学被妖魔化为一个“女人腔”的怪异领域,也为那些反对在大学开设英文课程的老牌大学提供了狭隘理由：“从性别看,女性在剑桥大学的现代语言学校里占三分之一等牛津大学英文系在头五年里有69个女生,只有18个男生.英文显然成了一个有问题的科目,是一门畸形、女人腔的课程,非驴非马,不伦不类,是科目不明的学科,太轻松随意了,无法予以得当的考核鉴定.”

19世纪堪称英文研究兴起的一个关键时期,尽管英国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机制化过程俨然就是一项复杂纠缠的意识形态工程,但这门被社会精英鄙夷不屑、被男权中心主义任意扭曲的“怪异学科”还是在英国高等教育中攫取了“一方狭窄的天空”,为英文研究的兴起赢得了机制化的重要一步.伊格尔顿总结道,“英语作为一门学科的机制化,首先不是在大学里,而是在技工学校、工人学院和大学附属业余学校里.”根据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的考察,阿诺德关于英语学科的设想在19世纪得以进入机制化阶段,英语由18世纪苏格兰的大学和某些不从国教者学校所开设的“课程”（subject）逐渐演变成一门“学科”（discipline）：伦敦大学学院和曼切斯特大学于19世纪前半叶开设英语课程,19世纪后期都柏林三一学院以及格拉斯哥、爱丁堡、伯明翰、纽卡斯尔等大学设立英语语言文学教席.相比之下,牛津、剑桥两所老牌大学依旧顽固抵制.据利维斯夫人介绍,尽管雷利（Raleigh）在牛津大学成立了英语学院,但他对文学的态度却十分敌视,甚至在1906年公开表达出对文学批评的厌恶之情：“如果我在审判日因任教文学而受到指控,我会辩解说我从不相信那玩意儿,我仅仅以此养家糊口罢了.”剑桥大学虽然云集了各类英文研究的名家,但是从独立英文学院的建制意义上说,英文研究在剑桥的步伐尚落后于其他大学.总的看来,英国文学开始在越来越多的大学里占据一席之地.

三、民族主义与学术政治

如果说英文研究的兴起总是伴随着来自古典语文学的种种压力,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压力却在民族主义思潮的骤然高涨下缓和了许多.作为政治事件的一战,充分暴露了英德两国之间的尖锐矛盾；作为文化事件的一战,消解了德国古典主义的神话,宣告此时的德国文化与古典主义时期的德国文化已经截然不同,德国古典主义曾经投射在英国思想界的有关“公正无私”、“审美救赎”等至高理念不再被盲目信奉.一战后英国文学和批评的兴起与这种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不无关联,那种由德国移植过来的语文学研究模式遭到了严重的质疑和批判,英国知识界希望借助于英国文学来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建构起英国文化的“英国性”（Englishness）,藉此将英国从德国文化的强大影响下抽离出来. 这股“文学爱国主义热潮”促成了一次英文研究的“革命”,“1914年9月18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一份题为‘英国的命运和责任’（副标题为‘一场正义的战争’）的公开声明,旨在声援英国政府的参战目的”,包括布拉德利（A.C Bradley）、布里吉斯（Robert Bridges）、哈代、纽博尔特（HenryNewbolt）在内的众多知名作家踊跃签名.英国知识界的爱国主义热情被充分唤起,他们从各个角度批判和反思德国文化,即便是在曾经作为古典语文学研究重镇的两所老牌大学,德国文化也遭到了控诉般的指责：剑桥大学的奎勒库奇（Quiller Couch）在名为“英国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的系列讲座中指出,“德国的学问已经完全无法用来处理英国文学中的美好事物.”雷利则在牛津大学寻找时机公开宣布,“德国的大学文化纯粹就是祸害.”

一战激发出的民族主义思潮为英国文学的学科化注入了思想动力,这种机制化过程一定程度上还联系着英国教育体制的现代转型,主要表现为：其一,“科学”与“文化”之争使得现代学科/新兴学科在与古典主义对抗的过程中与英文研究联起手来,文学的生产与消费逐渐由公共领域转入学院内部,大学为那些曾经依附于商业利益而写作的作家们提供了准入机会,“文人（merl of letters）与教授之间不再为了避免职业之间的流动而泾渭分明”.大学成为打造文学批评家的重镇,一批“两栖”批评家应运而生,如瑞恰兹（I.A.Richards）和燕卜逊（William Empson）是诗人兼批评家,布拉德利身兼学者和批评家双重身份,韦勒克（Rene Wellek）和维姆萨特（W.K.Wimsart）是学者兼理论家,利维斯夫妇和兰色姆（JohnCrowe Ransom）是批评家兼刊物编辑,等等.其二,一些机构的建立和改革举措的施行也极大地推进了英文研究的机制化进程.首先是教师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但凡读过狄更斯小说的人都知道,狄更斯将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师描述为“傻瓜和骗子”.即便到了19世纪中期,教师在英国的社会地位依旧十分低下,时常成为嘲笑挖苦的对象.麦考利（Macaulay）曾毫不留情地指斥校长这一职位是“其他职业挑剩下的渣子等没有哪一位绅士会把自己储存间的钥匙放心地委托给他”.《纽卡斯尔的报告》甚至危言耸听地警告说,“教师这个职业不适合进取心强、志向远大的年轻人.”直到教师协会成立以后,教师的这种边缘处境才逐步得以改善.

在英国文学迈向机制化的过程中,颇具爱国情怀的纽博尔特可谓功劳显赫.1906年纽博尔特成立了英语协会（English Association）,以促进英语教学.针对战后英国的社会历史状况,纽博尔特在《关于英语协会的设想》（The Idea of on English Association）中指出,学校应该与同时代英国作家和批评家建立起更加广泛的直接联系,他列举荷马史诗里赫克托耳老父跪求阿喀琉斯交还儿子尸体的情节,试图说明文学的巨大魅力.中世纪以前的文学与日常生活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这种关联愈益疏离,纽博尔特无比乐观地畅想,“我们已经拥有一种共同文化,虽然刚刚入门,但却是真正民族性的.”至于何为英国的民族文化,纽博尔特充分考量了时代变迁的影响,相信民族文化“应该是所有英国的男人和女人乐于接受的传统与遗产”,而教育则是达成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共同文化”的必经之途.因此,他期待一种能够跨越阶级藩篱、增进民族凝聚力的教育.英国文学在这种教育理念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如果我们将英国文学作为与伟大思想家接触的一种方式,带着某种诉求和愉悦的心情去利用他们的经验,并将之作为人类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谅解的粘合剂,我们就会取得成功,一如教古典文学的优秀教师们总是取得成功那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战仿佛是一道分水岭,把英国内外两种逆向而行的政治思潮分隔开来.从外部看,英德交战激起了英国国内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潮,德国文化在英国的强大影响力由此走向式微；从内部看,这一时期经历了英国的组建过程,也见证了英国国内矛盾的尖锐化态势――英国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参战的黑人士兵却未能分享到胜利的果实,反倒成为被欺骗和遗忘的对象,英国国内的团结面临着重大危机.在这个紧要关头,英文教育再度作为一项意识形态工程被提上日程,旨在增进民族自豪感与国家认同.1921年,以纽博尔特和瑞恰兹为核心的研究小组发表了一份影响深远的教育报告――《英国的英语教学》（即著名的《纽博尔特报告》）,这份报告全面评估了英语在英国教育体制（不包括威尔士）中的地位,明确提到英国文学对于建构英国民族文化以及弥合各阶级之问情感裂隙的重要意义：“对于英国儿童来说,没有任何知识形式可以优先于英语知识,没有任何形式的文学可以凌驾于英国文学之上,这二者之间的紧密结合构成了国民教育唯一可能的根基.”

四、剑桥批评传统的形成

面对一战所导致的深重社会危机和战后大众社会的崛起,T.S.艾略特沉醉于宗教神话,以一种强烈的宗教情感去追怀17世纪的有机社会和有机文化,希望以一种有机的文化来抵制现实生活中难以逆转的文化衰退.利维斯和“细察派”吸纳了艾略特的“有机文化论”和“文化衰退论”,并且试图以英语教学来取代宗教的地位.利维斯长期担任剑桥大学助理英文讲师,其关于英语教学的设想和道德批评路径通常被归人声名远播的剑桥批评传统.

一战后,英文研究的机制化呈现出两大鲜明特征：其一,英国文学先后进入牛津、剑桥两所老牌大学的课程设置,但是牛津大学仍然偏重语言和历史研究,英文研究依旧处于边缘位置,显得名不副实.1917年,剑桥大学成立了英文学院,英语开始拥有自己的荣誉学位考试,“英语在剑桥成为一项受欢迎的、自信心十足的颇具影响力的事业”.四20世纪20年代,英文学院在剑桥的合法地位得以巩固和提升,所授课程较之牛津大学要广泛得多,涉及语义分析、批评理论和比较研究等诸多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说,是剑桥而非牛津见证了英文研究的兴起.其二,文学批评的地位和主体均发生了变化.利维斯等人反对维特根斯坦对文学批评的敌视,认为英国文学教育是人文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英文学院的专门学科就是文学批评：“它是一门真正的学科,只有在英文学院才能培育出来,并且不可替代.它以一种理智和情感相统一的方式,培养出敏锐、精确的感受力等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达到的.”究其实,利维斯认为文学批评融思想性、想象力和情感于一体,有利于培养兼具智识和感知能力的理想人才.另外,T.S.艾略特、瑞恰兹、燕卜逊和利维斯等人共同提升了文学批评在英国的地位,随着剑桥大学英文学院的成立,文学批评开始在剑桥得以勃兴,瑞恰兹的“实用批评”和燕卜逊的语义批评更是直接开启了影响深远的剑桥批评传统. T.S.艾略特的“非个性化”和“客观对应物原则”、瑞恰兹和燕卜逊的语义批评与文本细读法、利维斯融文本批评与文化一道德批评于一体的批评法,尽管路径各异,但是相互交叉,构筑起文本细读与文化批评并举的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具本土特色的文学批评传统.

无论是从时间上的影响跨度还是从空间上的播撒范围着眼,剑桥批评传统都可算是英国20批评的一条主要脉络,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实用批评的现实品格加上对于‘价值’的终极关怀”,“他们重视文本阅读――如果‘细察’（scrutiny）是一种必要的严肃态度,那么‘细读’（close reading）就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一方面,瑞恰兹和燕卜逊强调文学的文本层面,视角触及文本的内部结构,这与浪漫主义所宣称的“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显然有很大的差异.受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瑞恰兹的《实用批评》吸收了心理学等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将之纳入文学批评.另一方面,执教于唐宁学院的利维斯培养和带动一批批评家,他们汲取了瑞恰兹和燕卜逊等人的细读技巧,同时又不局限于文本自身,视野兼及文学的道德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重视文学批评与战后英国社会文化情境之间的关联.1932年,利维斯接手一份由美国人唐纳德加尔维尔（Donald Culver）和后来成为爱德华七世英语教授的奈茨（L.C.Knights）共同编辑的刊物,并将之更名为《细察》（lcrutiny）.一批学者团结在利维斯周围,形成了以利维斯为中心的“细察派”,他们延续和发展了瑞恰兹的“实用批评”,坚守文学批评相对于物质和商业主义的独立性,重视发掘出文本所蕴含的社会和道德价值.

以《细察》为主要阵地的利维斯批评集团不仅极大地促进了英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也促使英文研究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正如克瑞斯鲍尔迪克（Chris Baldick）所评价的那样,“英文研究的‘革命’直到1932年《细察》杂志发行才算走向成熟”.

结语

20世纪中期,风起云涌的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撕裂了大不列颠的共同体神话,也消解了英帝国的“共同体文学”神话.“英国文学”开始沦为一个问题重重的能指,以它为理想载体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也由此丧失了言说的基础,“《细察》的退场和反对英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时期的开场恰好形成历史的重合”.20世纪50、60年代,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纷至沓来,杂陈并置的各路话语资源图绘出一幅流光溢彩的理论景观,以经验主义为特色的英文研究不得不让位于“理论”的话语霸权.英帝国与共同体神话的衰落,则抽空了英文研究的意识形态运作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动力.

作为一项意识形态工程的英文研究已然消融于历史的苍茫之中,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从历史角度看,这个传统奠定了英国文化研究中大众文化研究的基础.进一步说,应当高度评价这一传统的巨大影响：一百多年来,它毫无疑问是文化分析的主导范式.甚至可以说,它依旧在英美的学术和非学术生活的某些领域形成一种被压抑的‘常识’”.以剑桥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学批评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使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种影响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