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进城”:现代化背景下的城乡迁移文学会综述

点赞:7571 浏览:23715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22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2007年4月14日至15日,由扬州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文学评论》、《文艺争鸣》与《文艺报》联合举办的“‘乡下人进城’:现代化背景下的城乡迁移文学研讨会”在扬州召开.会议就“乡下人进城”的多个面向展开了讨论,产生出一个巨大的论辩空间,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

一“乡下人进城”的论域与

思想文化背景

会议的组织特点是多方自觉,共同参与.这个有新意的课题近期对文学研究界有较大的吸引力.近两年,《文学评论》发表了一批关于乡下人进城和底层写作的论文,《文艺报》和《文艺争鸣》也发表了相关论述.这种社会文化意味的考察,表明现实主义仍然是当前文学最富有魅力的特征之一.会议的显著特点是学科边界的融合.研究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专家会聚一堂,从当下与历史的、文学与思想文化的辩证中反观现代性,文学与文化批评共谋,文学与社会学临界.更重要的是讨论方式与对象有重大的转变,包含文学以外的重大问题.

会议的研究论域广泛.姚文放认为乡下人这个对象的多元性、多层次性给我们今后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提出了要求.复杂的对象要求研究方法的多样,刘勇认为会议体现了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当下文化的密切结合,有“现当代文学的社会学化”的特点.范伯群认为当社会进入资本化以后,都有一个乡下人进城的问题,中国古代是静态的,工业化时代是动态的冲击.黄强通过古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来反证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互动关系的大变局.大家认同“进城”的母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贯穿性主题,在当下中国社会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现实问题,不能单纯从文学角度研究.徐德明认为乡下人进城有种种物质、体制的障碍,但是最大的障碍是“城乡意识形态”.

涉及文学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汪晖指出新时期文学里“乡下人”的问题,随着当代社会思潮变化而彰显意义.1999―2000年《读书》杂志提出“三农”问题,拓展到媒体而引起广泛的社会性讨论并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90年代再度以城市改革为中心,是在所谓现代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大背景下展开的,大家普遍觉得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可以把所有的问题带动解决,对乡村危机的深度缺少真实理解.文学能够在这个背景底下介入,在80年代以后的纯文学讨论、先锋文学的背景底下重来一次讨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大家除了关注艺术表现,更有理论问题,文学讨论中包括着知识界的所有讨论.

这样的讨论对文学创作将会有何影响陈建功肯定它将给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以重要启迪,范咏戈也预见批评的回音将对创作产生影响.刘慧英认为文学创作对生活的干预日趋弱化,对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年轻乡下女性的叙述与研究没有80年代那种震撼.

二现代性、身份与现实主义

会议讨论对象与现代性的复杂关联必然会产生相对集中的讨论.范伯群谈清末上海人心目中以都市为中心的乡下人概念,乡下人进城是宽泛的移民问题.吕文翠指出《海上花列传》中乡下人模仿城里人生活方式的“自我扮演”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乡下人变成城里人的建构过程.徐德明则讨论当下乡下人进城的身份:从乡民到民工、到市民、再到公民,这个身份的确认和转换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董之林赋予“乡下人进城”小说以超越对象的意涵,指出乡下人进城的文学是对当下生活的迅即反应,寄寓着一种身份认同的社会焦虑,农民工或进城的乡下人的戏剧性的命运也倒映着其他人的现实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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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祥安从乡土文学概念与知识分子进城的相关性出发,指出辛亥革命之后知识分子的普遍边缘化导致乡土文学的出现.现在的乡下人进城则与政治、经济纠缠,知识分子边缘化后才有大规模的底层关注.卷入叙事和关注的平民知识分子想回到中心,建构自己的身份与话语权力.席扬认为知识分子所描述的进城的乡下人是表达自身身份和现实地位的一种符号,这是权力对作家要求所达成的审美景观.王本朝对乡下人进城小说的城市原罪性的符号、底层叙事的知识分子姿态、道德主义呼喊质疑.吕文翠认为《海上花列传》中赵朴斋到城里去谋生和赵二宝成为的过程,呈现了一个晚清社会城乡流动的具体的缩影,显现了现代化寓言的一个状态.栾梅健说从商朝就有,而《海上花列传》展示了现代社会的金钱至上,这是工商社会带来的思想价值观念的转变.耿传明从清末民初小说的现代特征谈到乡下人进城小说中的道德真空.乡下人不知道城里人奉行的新的道德规则,其旧的约束也失效了,于是产生道德真空状态.李春雨指出近现代知识分子这一群特殊的乡下人进城,带来的是对城市文化空间的建构.

关于写实的讨论也因为不同的历史面向而异彩纷呈.李敬泽将文学作为社会意识的一个敏感器官,致力通过文学作品扩张社会对于自身的意识、对现实的感知.董之林认为写乡下人进城和底层生活题材的作品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有所不同,明显的差异是更表现出一种文学想象的力度,更符合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总体特征.王光东认为乡下人进城小说代表了今天的断裂的历史意识和碎片化的现实.吴秉杰肯定从常态上写乡下人进城,王安忆小说从生活细部和深层情感多方面写乡下人进城,很有价值的.朱水涌讨论当下作家如王安忆、毕飞宇、阎连科怎样运用乡下人进城的舞台介入现实,及其介入现实的写作姿态到底表现了什么样的写作特征,指出当下成功的乡土小说是在城乡缝隙中来表现文学应该表现的东西.颜敏认为底层文学叙事绝大部分也都是乡下人进城的,新世纪的底层文学叙事既有现实合理性又存在着诸多谬误,底层文学叙事面临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程.石峰提出作家和研究者除了乡村文化崩溃的揭示和表示同情,还应该更深地思考完成城市化的代价,思考支撑乡下人精神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三代言主体与乡下人主体之间的关系

最集中的是关于叙述主体与乡下人主体之间关系呈现的评价.李敬泽、吴义勤等都谈到代言与乡下人主体之间的差别距离,高秀芹也谈到知识分子在乡土叙述中的位置.吴秉杰指出小说纯粹的他者眼光、乡下人无主体的描写的欠缺.苏奎也强调城乡之间是一个体系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关系,创作主体和农民工之间有距离.刘勇则以社会调查为基础与历史比较,证明尽管当下还是乡下人进城,进的城和进城的人都不一样了,与城里人产生了特殊的新的关系,他们有了对都市社会自觉融入的主体意识.

乡下人进城的文学表达和文学信仰究竟应该表达在什么地方汪晖这样回答孟繁华的发问:核心是这个底层能不能成为主体的问题.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怎么让这些底层说话,带出了表述本身的合法性的问题.发言者和底层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新的社会构造相对稳定地结构化了,我们必须质疑自己.结构化的概念在用来分析作家文本时,它的有效性需要重新考虑.20世纪的经验是,在一个运动过程当中表现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关系,在动态的过程当中把自己和整个社会改造的进程密切关联在一起,不仅仅是改造农民,也是自我改造的问题.社会改造运动里的每一个参与者的主体性是不断地在这里面运动和变化的.20世纪真正的比较深刻的描写,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人在一个动态的关系里面,获得他们主体的一个转化,这个转化是一个政治性的转变,它才能够使得所谓底层不再是底层,而是一个真正的主体.现当代文学里的农民不仅仅是一个对象,是真正有主体性的.这不是今天的学院知识分子讨论乡村问题和底层问题的那个基本视野和方式.知识界的讨论还碰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发现权力使得底层永远没有主体性,可是近代的主体性是通过斗争的模式才激发出来的,而这个斗争所带来的后果使得人们不愿意再重复那样一个过程了.

四想象、叙述与心灵

乡下人进城的小说想象方式,还得从《海上花列传》开始.吕文翠认为韩邦庆独创的“穿插藏闪”的新叙事模式,完全可以体现出在清末民初一种新的冲击力量汇集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晚清作家有了一种新的呈现方式.相似的看法如王学玲:晚清文学如《海上花列传》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学形式,处理文化问题的文学转述.

转入当代对象,孟繁华认为乡下人进城是中国现怎么发表展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我们可以在乡土中国的想象表达里确认这个不确定性.吴秉杰肯定乡下人进城打通了乡土文学和都市文学,其城市文化想象的差别很大.宋炳辉则看到王安忆在都市与乡村叙事对照中发现了一种生活的形式感,反映着现代都市生活格调的缺乏和精神的涣散.王干以为不论城里人下乡还是乡下人进城,其实都在采用文学的基本手段――错位,因而产生戏剧性冲突与趣味,就有了文学性.逄增玉根据乡下人进城的历史趋势,论述以东亚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学叙事经验作为参照,开拓我们文学表现视野的启示意义.

讨论中大家把对乡下人进城文学创作现状的期望与不满归结到“心灵”表现上.陈建功提出,乡下人进城要写出变迁时代的民族心灵史.盂繁华认为无论是乡下人进城也好、底层写作也好,我们的创作和对他们的阐释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精神世界来考虑.牛玉秋重视乡下人进城的跨文化生存转换的心路历程,进城的过程其实是一种价值文化的认同、冲突与融合的过程,文学应有相应的心路历程的表述.徐德明观察当下乡下人进城十之七八是流浪汉式的小说,没有内心.在叙述乡下人进城的图景时,应考虑如何写出城乡意识形态对乡下人心灵的伤害,如何将乡下人进城漂泊的历程变成一个精神漂泊和空间迁移互动的过程.哈迎飞认为应有老舍《骆驼祥子》表现的人性深度和精神世界,翟业军剖析路遥小说《人生》的抒情主体,反思小说是如何抓住时代之心,陈军分析贾彰柯《小武》等电影表现乡下人生存虚幻性与精神漂泊状态.


五文学史构建的新途径

文学史的思考是与会者的习惯路径,其见解具有现当代文学史的建构意义.曾华鹏指出乡下人进城的思路是研究文学史的一条重要线索.他指出现代文学研究者往往关注某个时间段里的某个故事模式,而乡下人进城这种跨越了整个文学历史的创作模式往往在视野以外.刘姥姥、阿Q到陈奂生在整个文学视野中的连贯性,提示我们新的研究视角,呈现了研究贯穿文学史的人类生存方式的大视野.在回应王尧提出的“城里人下乡”视角时,曾华鹏认为城乡迁移的双向运动是一个丰富多彩、非常复杂的文学史问题.

从风格流派着眼,范伯群指出清末民初小说当中写的主要是上海乡下人进城的移民,海纳百川,形成了通俗小说的一个文字漫游.杨剑龙则从整体上通盘考虑现当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统一贯穿的是乡下进城的作家,而视角、心态的变化又形成各个时期的特点.吴秉杰根据想象方式展开历史思考:现代文学中的小说,有的把乡村写得满目疮痍,有的把乡村想象得古朴和谐,建国后有意不强调有城乡差别,工农主体把乡下人进城这个问题消解了.粉碎“”以后问题重现,路遥的小说应是最早写乡下人进城寻找前途的,后来尤凤伟《泥鳅》的想象则单向极端.邵宁宁的着眼点在于城市文化和知识者的互动,认为整个新文学都是进城的文学.黄善明以《我们夫妇之间》为个案论述乡下人进城与文艺政策之间的纠缠,论证一体化的文艺政策和政治批判导致“乡下人进城”小说一时遁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