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一份青工自办文学刊物和它的主人们

点赞:24528 浏览:109167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24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1983年,马鞍山钢铁公司(以下简称“马钢”)运输部的几位青工创办了一份油印刊物《绿芽》,刊登本厂职工文学习作.他们又主动联系三钢厂文学青年,合办另一份文学刊物《春笋》.跨越四分之一个世纪,当这些残留的杂志重新出现在我面前时,召唤的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记忆.尤其因为我父亲是那些作者中的一员,很多问题反而变得似是而非.

当下,各界对于1970和1980年代的回忆反思方兴未艾.重返就是重构,回忆就是想像.要想免于沦为怀旧,就必须发掘被忽略的细节,重启记忆和想像的政治.文学领域是记忆和想像的天然王国.最近以《七十年代》一书为代表,众多文学研究者、作家的个人回忆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然而,不是所有当事人都有表述的愿望和能力.比之自觉的发言者,大多数普通人的历史还放在括号里作为一种检测定的存在.就80年代文学热来说,大量无名文学青年的活动是基础,但往往只被当作一个单一背景,用来证明新时期文学的欣欣向荣.他们的没落也很快被当作一个“自然”过程而遗忘.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文学青年一直是特殊的政治主体,从“五四”到“四五”,他们与时代主题难分难解,却尚未得到有效理解.当然,就“文学性”的标准来说,多数文学青年并未创造出优秀作品,也未能提出开创性变革.似乎我们只要掌握主流,就可以将他们一笔带过.然而,即使是主流――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其形成都是一个与其他不同诉求博弈的过程.如果要反思主流,就必须细察这个具体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是否曾经出现过有力的反馈有哪些差异被吸纳而原本蕴含着新的可能

三十年不仅是新时期的长度,也意味着晚辈已经成长到足以追问和理解父辈并反观自身的年纪.我以这份杂志为切入点,访问多位当事人,展开一个1980年代文学青年研究的尝试.

一、自办刊物的关 键 词

《绿芽》文学小组的主要成员有七位,分别是张成立、葛志宝、尹善孝、徐克东、邱虹、陶德贞和余华平.除余华平是全民职工外,其他六人都是集体工人.创刊时余华平三十五岁,其他人都是二十多岁.《绿芽》每期油印三十份左右,分发给同人和工会、团委.

《绿芽》现能找到四期.基本数据如下表:

《春笋》风格与《绿芽》类似,只办过两期.基本情况如下: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作品以诗歌和小小说为主.这些作品的意味可以归纳为如下关 键 词 :

1.孤独

以语言艺术水平论,诗歌中尹善孝的作品较为出色,如《云》:“天空飘来一朵轻轻的白云,像一块蚕状的橡皮,擦去了,我立在阳光下的身形,于是,每当夜晚,我总期待,飘来一朵轻轻的白云,擦去我立在月光下,孤独的身形”.这“孤独”看起来仿佛一种个人审美意趣.但是再看张成立的叙事诗如《集体小厂里的你我他》与《嘿嘿,乐天派》,还有钱杨发的小说《送节》,都在描写集体工人因为收入低而找对象困难,备感屈辱又不甘沉沦的处境.写下《云》时的尹善孝就是单身.集体企业青工的“孤独”其实一点也不形而上.

马钢作为特大型国有企业,其全民职工一直令旁人羡慕.然而劳动力过剩问题一直纠缠中国,1979年下放知青“一锅端”回城,立刻变成待业青年.马钢各厂矿为照顾职工家属就业,纷纷拨出厂房、设备、资金成立集体所有制企业吸纳劳动力,统称“大集体”.大集体工人各项待遇远低于全民工人,找对象尤其成为难事.1981年开设的市婚姻介绍所曾收到集体工人来信,“这几年,几位好心人为我先后介绍了几个对象,结果都失败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个大集体工人啊!报纸上不是说大集体也是方向吗!为什么我们总低人一等为什么大集体的小伙子就得不到别人的爱”①

凭心而论,大集体工人如果不挑剔,也能找到爱人(比如找一个农村对象).问题是,集体企业与全民企业空间上并不分开,虽然同样拥有“工人阶级”这个光荣头衔,可是在密切的日常交往中产生了鲜明对比,例如女工找对象会优先考虑全民工人.不平等感油然而生.“孤独”便是日常生活趋向保守的情感后果之一.

2.希望、知识

既然境况不佳,则“自信”和“希望”对于他们尤其重要.刊物上以自然景物为意象的抒情诗歌多达十几首.小草、田野、春雨等表达希望的意象无处不在,但是落实在哪里“雨中、伞下,我们谈普希金、哥白尼、哥德巴赫猜想,和对美好的向往”(云霞《雨中情》).不过,同样是知识,男性作品表达的是对自我的要求.例如:“再没有零乱的烟头,再没有的酒瓶,而是书―― 一块块金砖,铺向我新的憧憬”(张成立《我又来到这里》).而女性作品如邱虹的《夜校里,一群司炉小伙》,传达的则是对男性的期待,“哦,他们是男子汉,他们用傲气和见识,聚拢一起,高声谈论着,牛顿、爱因斯坦、奖金与效益.”

尹善孝的多首乡村主题诗歌都幻想新知识新习惯能够改变农村面貌.如《山里的妮子》,“你是山村里唯一的识书人”,在《青春》上发表了一首小诗,“从城里写回那件粉红色的连衣裙”.“山村里人的目光呵,像昏暗的烛心,被你拨亮了”(《幺妹子嫁到远方去了》).小伙子们“开始骂自己骂伙伴无能耐走进学堂”,还有《写化妆品的村姑》,《滑冰的乡妹子》等等.根据访谈,尹善孝下放农村时的印象就是农村太穷太落后.他至今关心农民和农民工,不过他的诗作从一开始就把真和美的标准归于城市.

余华平和葛志宝创作了较多的小小说,主题都是知识、能力和领导魄力.葛志宝本人书法好,一个人负责《绿芽》的刻印,还自学建筑设计.他的小说《招贤榜》写道:“苍劲有力的草隶标题,工整秀逸的柳体字内容,古朴淡雅的腊梅,朵朵花儿点缀得恰到好处.这真是一幅漂亮的‘广告’”,使得厂长毅然决定把写字人――没有文凭的学徒工小尹招进科室.

3.集体、承包、个体户

此时知识路线尚未形成绝对势头,张成立的诗《他想做可耻的逃兵》讲述主人公与同事约好时间准备商讨承包,但同事因为准备高考而爽约,作者称他是“可耻的逃兵”.

对于普通青工,希望同样在于经济改革.“大锅饭使他成了晚婚模范的模范”,“承包后的生活更增添他那宽银幕的身段”,“只要肯付出,谁都能获得金牌”(《嘿,嘿,乐天派等》).

多位《绿芽》成员都对张成立的诗歌《立体的宣言》记忆深刻.此诗写于大集体建筑队承包的大板楼公房竣工之际,“空地上不再徘徊,待业者的苦恼.地基被挖掘了,也挖去了对历史的抱怨.辽阔的蓝天下,耸立起了我们的著作――一座座大板筑起的立体宣言!现代化的建筑群,竞相争艳哟,历史的夹缝中,昂起了知青自豪的脸!阳台伸出热情的手,争邀生活的太阳,住进每个整洁的房间!”除了“历史”、“现代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承包”想像离“私有财产”意识很远,而是与集体主人翁意识联接,希望青年胸有大志,振兴集体,造福大家.

另一种新经济形象――“个体户”开始刺穿他们的视野.尹善孝的“三妹”被男人抛弃,但她“不是《人生》中那软软善良只会用泪水喂养日子的巧珍”,而是“村子里第一个养鸡户”,钱杨发的诗歌《我是你的同行者――献给个体户姑娘》鼓励遭遇挫折的个体户姑娘并表达爱情.徐克东的小小说《登报之后》描绘一个村姑万元户与看不起个体户的未婚夫勇敢绝断.个体户形象都是女性.而19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个体户形象实际是“年广九”这个很不“美”的男人.据尹善孝和徐克东回忆,当时确实在报纸上看到万元户报导,但有男有女.按照他们今天的说法,后来流氓地痞都发财了.但那时候个体户被他们想像成一种美和善的形象,而且发财不是只关个人福祉的事情,例如《三妹》里,“后来小村就坐在鸡翅上款款起飞了”.

据余华平1985年2月应工会要求写的材料,《绿芽》文学小组成立于1982年,“到1985年1月底,七人中已有四人在《马鞍山报》、《马钢工人报》、《金泉》、《淮河》及市电台发表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共一百零一篇.其中小说九篇,散文五篇,诗歌三十一首,小品文一篇,寓言一篇,评论六篇,表演唱脚本一部和通讯报道四十七篇”.《绿芽》小组的成绩大抵如此.

二、个人文学历程

考察他们的个人文学历程,是为了探讨阅读谱系、写作起源、文学趣味方面的共性.

余华平和张成立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一个生于1948年,第一批下放知青,全民职工.一个生于1957年,最后一批下放知青,集体职工.出身成分都不好.

1980年代:一份青工自办文学刊物和它的主人们参考属性评定
有关论文范文主题研究: 文学相关论文范文 大学生适用: 学年论文、大学毕业论文
相关参考文献下载数量: 66 写作解决问题: 写作资料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标准论文格式、论文总结 职称论文适用: 职称评定、初级职称
所属大学生专业类别: 写作资料 论文题目推荐度: 最新题目

余华平徽州籍,老三届高中生.其父是技术干部,很少过问子女.幼年跟随祖母在山区农村生活,性格内向.高中数理化成绩突出.由于成分为“小地主出身”而受班主任歧视.高二时正逢“”开始,热情参与“串联”,回校后很快做了“逍遥派”.1968年下放近郊.在农村爱好广泛,装配收音机、针灸、理发、篮球等根据保存的日记和信件,他当时热情报名下放,在农村积极为村民理发治病,“认真改造自己这个干部子女”.1970年招工进马钢运输部并加入篮球队,进厂后只老老实实工作和打球.可是篮球队队友黄世安改变了他的生活.黄世安是画家黄养辉之子.余华平形容他“气质儒雅”.黄世安带他去肖马、曹致佐等当地作家家里玩.肖马家子女的“高雅气质”亦令他印象深刻.黄世安还借给他许多“封资修”书籍,包括巴尔扎克、普希金、契诃夫、莫泊桑等的作品.他深受震撼,尤其震惊于巴尔扎克纤毫毕露的人物描写,从此开始想要写出好作品以求得人生价值.

张成立原籍山东.父亲是马钢工人,母亲没工作,子女四个,经济困难.为人热情,有责任心.在学校期间喜欢看书,曾偷偷溜进封闭的图书馆翻书,印象最深的书是《宇宙的秘密》.教语文的刘老师发现了却表示谅解.刘老师课上讲高尔基给他印象很深.他说自己感情充沛,需要表达,但那时候没电视没娱乐,诗歌就成为媒介.1975年《诗刊》复刊,他热心阅读,对郭小川很崇拜.写诗参加学校征文获奖.1976年下放含山县,一路唱歌.在农村被调入公社宣传队.部队干部来招兵,他写诗表达对军营的向往.但是因为村干部说他成分不好,没能遂愿.在农村不敢恋爱,不敢犯错,只想早点回城.1979年12月回城,进运输部大集体企业做了一名冲渣工,后很快调入厂团委从事宣传,从此积极举办读书写作活动.

余华平同乡江利众,因为打篮球与余华平同期进厂.1952年生,性格活跃,有些风流劲,为人义气爽直.进厂后被领导选进宣传队,常演《红灯记》里的叛徒.“”结束后,被调入市运输指挥部写通讯.受朋友影响,渐渐开始喜欢写作.

尹善孝、葛志宝、徐克东等1960年前后出生的人与张成立情况类似.除徐克东未下放,其他都是最后一批下放知青.高中虽然主要是“学工学农学兵”,但是都喜欢语文.学校有多个兴趣小组,张成立参加“土记者”小组,尹善孝参加绘画小组,徐克东参加无线电小组.

尹善孝的高中老师杨果(此人2004年担任安徽省文化厅厅长)口才好,词汇丰富,令他崇拜,从此开始喜欢成语和诗歌.下放前以为农村像宣传画上那样“三面红旗一辆拖拉机”,去了看见农村那么破败,看见农民“磨洋工”感到非常失望.回城后与高中同学徐永进相处,此人喜欢诗歌、成语,能说会道,在马鞍山较早与一些文学青年交往.谈高尔基小说尤其让他崇拜.尹善孝此时最喜欢名人格言,喜欢口才,喜欢风度.1982年的一天,他和徐永进一起路过当时马鞍山最气派的大厦雨山湖饭店,看见五颜六色的窗帘,脱口而出说大厦就像一个彩色的魔方.徐永进马上说他有写诗才能,鼓励他写诗.

徐克东高中时也曾溜进图书馆偷书,印象深刻的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日》、《林海雪原》.还把高年级语文课本借来看.进厂后,1981年在单位保卫处执勤,写治安通讯,发表一篇稿费五毛钱,一年得了八十元.喜欢诗歌散文.经团委动员,给《绿芽》写稿子.葛志宝则最喜欢书法.

余华平的文学即因现实主义经典而生,“”之后兴趣在新时期叙事文学上,对于《伤痕》和《班主任》印象深刻.王蒙的现代派作品出来之后,他感到新鲜,但是认为自己水平不够,“还处在观察生活阶段,来不及消化”.当先锋派和寻根派出来之后,就更觉得隔膜.

江利众不喜欢《班主任》,觉得那是正统化的作品.最喜欢张弦和梁晓声的作品,标准是语言美、诗意和富有哲理.王安忆、冯骥才的小说、舒婷、海子的诗歌都符合这个标准.“北岛作品的意象太多,几个一起出来,让我理解跟不上.”张承志和王蒙则属于“学者型”作家,与北岛一样,让他消化不了.喜欢《沉重的翅膀》、《乔厂长上任记》和邓刚写企业的作品.他本人对工厂管理的观点是干部不该搞突然查岗这一套,工人只要能完成包工就好.也喜欢八个“样板戏”,“现在这些戏剧没有一个超过八个样板戏的!”但最喜欢诗歌,尤其是古典诗词.

1960年前后出生的人趣味比较一致.《班主任》、《伤痕》并未引起他们注意.张成立、尹善孝、徐克东不约而同说最喜欢臧克家的诗歌.尹善孝说“臧克家写一个临死者的身体就像温度计一样,指数降到了零,太富有哲理了”.徐克东说“臧克家写雪像棉被,很有诗意”.他们都明确表示不喜欢北岛的作品.张成立喜欢舒婷语言空灵,说“有人非要把她往朦胧派靠,我看她又不是什么朦胧派”.尹善孝说“北岛的诗有思想,比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是我觉得那不是诗.我喜欢语言很美的诗,不喜欢口语诗.我最欣赏李刚的《蓝水兵》――太平斧砍断你思念的目光.有一点朦胧,但是很有思想.我不喜欢诗歌太政治化,应该像江河的《纪念碑》比喻那样表达,有政治,但不是直接的”.他喜欢柳永的词,喜欢余光中、罗门等台湾诗人,但不喜欢外国诗.如今他认为《读者》是最好的杂志,喜欢张小娴之类的作品.葛志宝则和徐克东一样,趣味更多在于文采而不是文学,喜欢收集报纸上的成语、格言、警句,爱看民间故事.

余华平在开始写作之后,学习对象主要是“比巴尔扎克更贴近”自己生活的浩然小说、 《朝霞》杂志以及其他当时可以出版的作品.他在“”期间开始创作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小说,“”后则没有障碍地转向创作控诉“”的小说,不过最先发表的文学作品是散文.1982年6月,散文《别离曲》发表于市报,模拟一个绝症父亲临终前谆谆教诲儿子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比较过去的反法权、反“”习作,此篇对语言美有所注重,主题也归向个人修身.同年,散文《墙》发表在市报“写在十二大前后”栏目.讲自己1974年押车去北京,在北海公园走上五步桥激动眺望中南海时却遭严厉制止,感受到一堵无形的墙拦在那里.1984年大年初一,效仿伤痕文学的散文《一帧贺年卡》发表在市报,讲一位老教师收到曾批斗过自己的爱徒的贺年卡.故事虽是编造,但是他一直怀念自己初中时代一位不论学生成分的善良老师.

张成立的第一篇作品是短篇小说《我懂了》,发表于《采石》1982年第1期“第一片绿叶”栏目.青工婚恋题材,写一对兄弟,名字一字之差,一个爱好文学,调皮活跃,一个钻研技术,老实好学.二人同时喜欢厂里一个姑娘,写信表白,却由于名字相似而引起一场误会.张弦为这篇小说写了个短评,②认为作者捕捉住了一个空虚的灵魂,但是太注重巧合,思想境界和艺术底蕴都不够.这是一篇明显的成长小说,成长显然受新意识形态塑造――向弟弟的老实好学认同.比之作者原名《恋爱将军失恋记》,“我懂了”更具有教化意味.然而阅读中可以体会作者的个性和感情显然在哥哥身上.作者告诉我,实际上他当时正喜欢单位里一个女孩.小说发表以后,他把杂志塞到她家门底下,然而爱情却没有下文――“我们家祖宗三代不能提的穷,人家姑娘根本就不敢理我们家人”.弟弟的形象代表着作者的想像式解决.张成立另一篇重要作品《我欠他什么》,写自己传达生产任务,“磨洋工”的同时却怨自己多管闲事.明确提出“我不欠他什么”.1984年发于《马钢工人报》.


市报编辑陈光华鼓励尹善孝写熟悉的东西.他于是写了《装卸工》,对马钢系统最苦的装卸工做了审美化处理,发表于《马钢工人报》.曾在《淮河》等刊物发表诗作,重视发挥形象思维,运用联想.

葛志宝在市报和马钢报发表多篇小小说,《精简》写主人公通过真才实学终于代替占着位置却不能干活的干部子弟.另有多篇讽刺工厂里溜须拍马和中饱私囊的不正之风.

三、作为社会关系的文学青年

文学不仅是作品,还是能动的社会关系.文学青年的每一次写作几乎都是一次社会互动.

1970年代出名的作家主要有肖马、吕宕、杨履方、曹玉模等老一辈和曹致佐等年轻工人作家.肖马和吕宕等在“”期间遭打压.据肖马之子严歌平老师说,肖马在“”后期被重新启用,与杨履方、曹致佐合写电影剧本《青春似火》.肖马因此到北京电影厂招待所改稿子.那里当时是一个反“”信息的集散中心.肖马把这些信息也带给了杨履方、曹致佐.而张弦此时作为“”正在马鞍山话剧团下放劳动,一度是解放电影院的看门人.严歌平“”末期曾在曹致佐家里遇到张弦.文联刊物《采石》1979年创刊,以刊登青年作品为主,经常邀请本省和邻市南京的作家、学者参与文学活动,有一定地区影响力.

1.文学青年来了,逼出来的文学创作讲习所

1982年,张成立二十五岁.家在老市区东风村,这里遍地平房、暗沟,是普通工人聚居区.

“夏末,我和几个朋友在东风村贴了一张征友启示,请对文学有共同兴趣的朋友们某日晚到东风村大树下一聚,以文会友.当晚一下来了七八十号人,又没话筒,没法组织.于是先让大家登记姓名和单位,预定另找时间场地聚会.一周以后,在市师范学校一间教室再次聚会.大家兴致勃勃,话题越谈越高,直到提出马鞍山是李白终老之地,要振兴文化,培养出本地大文豪.来人基本上是青工,男性占百分之九十.很快就到单位调查我,发现我政治、工作各方面表现都很好,对我也比较客气,但是要求备案.市领导也注意到这件事情,说‘有这么一大批文学青年我们没有关心,是我们工作失误,应该组织一下,不要让他们搞得像地下活动一样.’”③

一系列类似事件促使文联举办1982年的文学创作讲习所,并且在文联刊物《采石》上开辟“第一片绿叶”栏目,专门刊登文学青年习作.

2.文学培训的政治

1982年的市文学创作讲习所仅此一回.据现市作协主席严歌平回忆,报名者上千,最后根据作品选了约二百人.公刘称:“据我所知,在市一级,由文联举办这样大规模的,而且是为期一年之久的文学讲习所,这在国内也是创举.”④ 青年学员是主流.讲习所每周授课一到两次.都是教师授课,不安排讨论,但是会有学员递纸条提问.教师除本市文联作家如张弦、曹致佐,也有外地文人如公刘、包忠文、陈登科、鲁彦周等.复旦大学教授张晓林连续讲授短篇小说,根据《采石》杂志从1982年7月号上登载的预告,主要都是典型论,但第九讲是《关于意识流》.公刘授课时有学员递纸条提及公刘与顾工在《作品与争鸣》上关于朦胧诗的争论,请公刘发表看法.公刘表示捍卫朦胧诗探索的权利.⑤ 可见讲座现场对新的文学现象比较宽容.

讲习所兼顾不同文学趣味和观念.张晓林显然作为认可的主流,“易于为写作者所接受,可读性很强”.⑥ 老师当中也有“”期间出名的工人作家.三钢厂学员王广宣回忆有位工人作家老师念自己的诗,“大粪臭,大粪香,大粪可以做馒头”.大家哈哈一笑.多年以后各位受访者最津津乐道的教师是张弦.江利众说:“他那时候留着长发,抽烟,说话慢条斯理.来讲习所讲课时,先说:‘本来老师是坐着讲课的,但是我要站着讲.’他讲平等,有.他的思想比不了王蒙、张承志,但是有文学味道.”王广宣对张弦的印象是直率,“张弦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写了八年,他还告诫大家不要写日记,他说自己就是写日记而倒霉的.所以绝对不写日记.”尹善孝在《青春》杂志笔会听张弦讲课,“我对张弦的两个观点一开始接受不了.一是文学之路并不适合每个人,二是文学不是教育人的导师,只要看过觉得快乐觉得美就好”.“但是我后来观念慢慢变了,我现在认为文学就是美的而不是政治的,这可能是张弦的影响.”

1982年《采石》杂志主办“关于当前青年创作问题的讨论”会议,参加者包括张弦和多位南京方面的批评家.座谈会背景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该会以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著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尚未成为突出矛盾,但是在《决议》中也有诸如“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历史性任务”和“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批判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一类的用语.当时一些针对文艺界自由化的批评似乎更引起讨论会的反弹.包忠文的发言有代表性,“现在有一点把青年作者否定的味道,好像自由化的社会基础是青年作家等反对自由化我是很赞同的,但现在左还是吃香,为什么有些青年同志想不通”在艺术观点上,与会者普遍反对艺术只是图解政策,轻视事件,而重视“人物的全灵魂”(赵宪章语).包忠文认为赵树理不如鲁迅,因为只有生活,“但文化素质差,历史知识不够,从直接生活现象出发,深不下去,结果变成‘土包子’作家”.强调“不要把艺术问题也看成是政治问题”(裴显生语),“在创作道路上、艺术上要严格要求”(张弦语).整个讨论会以维护青年作家,抓紧培养工作为基调.⑦ 开办文学创作讲习所的基调也应该如此.

在讲习所之外,王广宣、余华平都参加过马钢宣传部组织的笔会.笔会目的是为了促进宣传稿件生产.相较于《采石》和《江南文学》(马钢系统文学杂志)这些杂志而言,当地报纸如《马鞍山报》和《马钢工人报》与这些作者的关系更近,他们发于《马钢工人报》的作品多经编辑濮本林、王杰等人发掘并力推.

3.在工厂――对号入座

《绿芽》一开始就是作为构件厂团委刊物存在,工会也给予一定帮助.1984年工会组织读书自学演讲比赛,《绿芽》小组成员悉数参加.他们都承认,写作和办刊也是为了能给自己提供出路,比如当上记者或进宣传部门.办刊与写作基本上被当作精神文明建设成绩得到宣传部门默许.不过基层领导却不一定支持,余华平的车间领导就在班组长会议上批评他写作是不务正业,罚他去上“三班倒”.

一般青工对于能在《绿芽》上发表作品的人都很羡慕,厂领导则往往对刊物上的讽喻作品不满.几乎每个人都有因为发表批评工厂风气的作品而被领导批评的经历.团委组织演讲比赛,尹善孝受骆耕野诗歌《不满》的影响,在演讲里把构件厂比作“一道道填空题”等着主人翁们去完善.虽然获得一等奖,但是团委委员张成立告诉他厂长不高兴,觉得这是贬低领导的工作.甚至有一次,葛志宝刻印速度快,把一副漫画中的官僚形象鼻子勾大了点,正好当时部门主任是大鼻子,看到漫画后勃然大怒,找到分厂领导要求查处,这份通讯也就此停办.喜欢对号入座的不仅是领导,例如前文提到张成立的小小说《我欠他什么》被邻居认为是影射自己,找报社编辑大闹了一场.

余华平1986年发表在《马钢工人报》上的小小说《关心》讽刺领导对工人的检测关心,报社编辑和单位同事深以为然.不过这些讽刺对于官僚不会产生多少影响,而对号入座实际上导致工人作者很难把握工厂题材.1980年代《马钢工人报》副刊上常有描写工厂生活讽喻官僚的作品,而如今则以励志类或生活类小品为主.

四、《绿芽》的结束

1985年全市公检法系统面向社会招干,张成立参加考试被录取,从此忙于法院工作.当年在大树下聚会的人中,他知道一个青工后来成了律师,另一个青工很早下海,后来坐牢,现在开小店维生.

负责刻印的葛志宝则去读中专,直接导致《绿芽》停办.他后来一直在集体厂工作,但是工厂通过不断改制,最近终于把股份完全集中到个别人手中,他已在今年下岗.

徐克东本来就更热衷无线电修理,顺其自然放弃文学.如今工厂资产折旧加快,修理失去用武之地,他又开始在写小品文.

余华平和尹善孝的文学道路延续得久一些.余华平的微型小说《囿》1989年获《青春》杂志举办的全国微型小说大赛一等奖.1990到1991年在市报发表过《烟鬼》、《茶仙》、《酒桶》等市井小品.1987年,曾经批评他写作是不务正业的书记把他调入办公室处理文牍工作,那都是书记的文化水平对付不了的.对于繁重的文牍工作,余华平深恶痛绝,但是进办公室却使得生活水准有了提高.到1990年代马钢股份改制并给工人配股,余华平开始炒股,完全离开了文学道路.

尹善孝1990年代动了下海心思,看了很多经商书籍.不过他和徐克东很快转为全民职工,待遇大大提高,也就没了决心下海.尹善孝也开始炒股,从1993年开始不再写作,直到2001年运输部开始办厂报才恢复写诗.他的文学启蒙者徐永进在文学上无所作为,甘当人梯,自己却经历下岗,下海,后来开小店惨淡经营.

余华平的启蒙者黄世安则从未有心文学道路.他在“”期间就尝试进工农兵大学,“”后考取电视大学,1984年升科级,出任某“大集体”企业厂长,1985年不幸因车祸去世.

五、工厂文学青年与80年代历史

虽然只是一个局部研究,但我还是尝试提出一些结论和问题,有待继续拓展.

1.本分的不满者

1980年代中国出现了多种具有文学气质的青年形象,北岛、潘晓、彭晓雷都各是一类,他们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上的文学青年形象(包括真人和文学人物),从“五四”时期的巴金、郁达夫到“大革命时期”的丁玲、“左联青年”,再到“十七年时期”的王蒙和“小林”,以至于“”时期的地下诗派,文学青年一般意味着一种具有个人灵魂、审美气质和乌托邦想像的主体,他们不满庸常,批判现实,反抗体制.而我的考察对象虽然对生活有所不满,但是个人性较弱.我把他们称作“本分的不满者”或“听话的不满者”.他们是接受社会主义文化规训的新人,但是在政治、经济上缺乏发展空间,对平常生活有所不满,通过文学想像希望.他们老实本分,总是把不满安放在国家政治或体制安排好的路径里,他们的生活最终都被体制吸纳.即使如此,他们的趣味、写作、文学形式及主体性与1980年代的历史同样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中.

2.文学素质以及一种“气质”的影响力问题

他们的文学趣味主要是十七年社会主义大众文学教育的后果,对于高尔基、巴尔扎克等西方经典的喜爱也正是十七年传统之一.在1978年复苏的不仅是《班主任》所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还有诗意.他们对诗意的追求与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当中对诗意的追求类似,是内在于“十七年文学”的,是臧克家式的,与朦胧诗则基本无关.工厂宣传体制则赋予他们最初的写作技能――几乎都从通讯报道开始写作,这也是1950年代工人作家胡万春、费礼文的道路.

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那里,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诗意与批判现实是怎样一种共生关系.不过在这批工厂文学青年身上又是怎样的情况

前文说过,黄世安等人的气质对于余华平走向文学起了决定作用.实际上我的考察对象大多因为受一个“气质好”的人影响而向往文学.我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好的气质

这种气质显然是经典文学熏陶出的结果,儒雅、博学等一种知识分子气质,这种气质同样内在于十七年.而以胡万春、唐克新为代表的工人文学实际要生产出另一种十七年“气质”――工人阶级的朴实、阶级感情、责任心等等.

要追问的实际是十七年以及“”时期不同气质的关系问题.这不仅是《重放的鲜花》当年遇到的问题,也是工人文学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前一种气质成为外在于工人阶级的东西在黄世安面前,余华平觉得任何老工人榜样都黯然失色.工人阶级与这种气质是否相容塑造工人文学意味着经典文学对于工人阶级是远远不够的,但前者是否足以形成自己的气质,又是否可以吸纳后者这个问题尚未解决,却以颠倒的方式在今天重现――当尹善孝们的诗作表现出他们获得这种经典文学气质的时候,这种气质又能否在新时期开启具有工厂自身主体性的文化政治对于这批文学青年来说,似乎拥有这种“气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但是当政治价值暗淡,“气质”成为纯粹“气质”的东西,个人化、纯审美化的幽灵就已经在门口徘徊.也许我们要问,工人文学的出路究竟何在工人阶级又如何可能塑造出具有实践意义的优秀“气质”这些问题不是我这里所能解决的.

3.政治价值的衰落与文学的产生

其实余华平在“”早期即从街上图书馆弄出茅盾、孙犁等人的作品,但是读了一遍却没有留下多少印象.与文学发生共鸣要到1972年,这显然是在“”早期的乌托邦消散之后发生的事情.随着年龄增长,发现因为成分不好和高考取消而无法在政治、工作方面获得人生价值,而文学首先提供的就是想像式地参与国家政治.余华平之所以先写反资产阶级法权小说,后写反“”小说便是如此.因此,他的从文经历一开始就只是为了个人也能获得国家政治价值.张成立、尹善孝这样热情的青年如果放在1966年,完全有可能追随遇罗克,以政论的方式表达诉求.然而政治生活的年代已逝,下乡见闻和工厂日趋保守的现实也使得乌托邦失去光鲜.文学想像便成为沟通的相似度检测,将形而上的与形而下的日常关心并置.即使知识崇拜也不仅是崇高的现代性要求所致,而是和恋爱婚姻机会等日常诉求相连.

他们没有北岛那样的政治感觉.当《今天》群体在1980年代形成了文化领域的异端,我的考察对象却未能形成工厂内部的异端文化,社会主义也未能开启发自内部的革新空间.知识缺乏是导致他们想像力不足的原因之一,但工厂体制下的生活也并非天然地会造就反抗性,除非开启某种积极的文化政治,否则反而会形成一种保守的市民性.在导致今天局面的历史过程中,他们并没有提供多少对话和阻力.

然而,还是有一些社会主义的问题意识作为症候被反映出来.

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的不公平更容易引起不满.对全民工人来说,官僚是他们不满的对象.但是对于集体工人,经济地位问题则盖过内部官僚问题.所以“大锅饭”这样的概念更会引起认同,“承包”想像更能吸纳不满.这也是改制在集体企业中更能获得文化优势的原因.当时“承包”似乎比“高考”更吸引人,也在于“承包”依然符合社会主义叙述,⑧它诉诸集体主人翁意识――在“始终热爱”的张成立们看来,这是一桩大家一起做的好事.1980年代的社会转型顺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借用了社会主义叙述的形式,至于转型实践的后果则是另一回事.

他们依然是集体意义上的抒情主体.⑨ 他们的热情来自社会主义文化的熏陶,但是这个热情将被导向他方.虽然张成立等人的诗作中仍然有集体意识,但是在实践上,集体意识已经无法展开.诸如承包、高考等新的实践最终未能照亮集体意识.

文学对于他们是一个场域,不同的诉求得以在其中安放.但是某种催化剂的加入,使得不同的被导向新的意识形态.当新的社会实践体制形成,他们的文学想像也被消灭.当今天的现实远远偏离他们的想像,甚至当他们个人遭遇失败,他们仍然用当下主流的语言解释一切,比如下岗的葛志宝会深深抱怨“”耽搁了自己的学业,“不然今天哪会这样”余华平会说自己当年下放农村时候非常苦闷寂寞,“没有出路”,才不得不发展多种爱好.没有自己的语言也就意味着没能说出自己的历史秘密.但是秘密依然存在,留给未来.

①戎林《写自花丛中――访马鞍山市婚姻介绍所》,《采石》1982年3月号第37页.

②《采石》1982年1月号第51页.

③现作协主席严歌平证实此事,听到当时文联主席王平如是说.

④公刘《生活诗意及其他》,《采石》1982年9月号第51页,系根据讲习所演讲稿整理.

⑤同注④.

⑥《采石》1982年7月号第66页.

⑦以上参见《采石》1982年1月号第14页《希望在“第一片绿叶”――关于当前青年创作问题的讨论》.

⑧蔡翔在《两个“三十年”》一文中区分了“社会主义叙述”和“社会主义实践”,认为二者的分裂是导致社会主义危机的原因之一.参见《天涯》杂志2006年第2期.

⑨借用李扬在《抗争宿命之路》一书中提出的概念.1949年以后,为建立新的国家认同和政治文化,需要通过集体抒情的文学形式来建立这种集体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