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中的一抹风帆

【摘 要】 说古诗词在历史中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它不是扮演,因为它就是历史,就是中国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它是我们仰首时,峭壁上怒放的雪莲,是历史长河中,那一抹惊艳的风帆.

【关 键 词】 古代诗歌；文学历史；中国

中国古代对于文学历史属性的讨论,即中国最早的历史的文学观,一般表现为诗、史混同论.这可能与中国上古的杂文学观念有关,既然诉诸竹帛者都是文学,那么,诗与史就自然为一家了.

最早将文学与历史等而视之并诉诸文字的是孟轲：前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自从圣王采集歌谣的做法废止以后,《诗》就没有了,《诗》没有了后才出现了《春秋》,晋国之《乘》,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都是一样的.）孟子认为,《春秋》乃是《诗经》延续和补充,诗于史几乎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由此开创了中国诗、史不分的文艺观,这是他对上古诗学传统的总结.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诗歌是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而这就是文学历史属性的表现.

在汉代,司马迁作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却以《诗经》为楷模,为自己制定写作原则,他写道：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显然,司马迁是继承了孟子的观点,按《诗》的原则去写历史,《史记》成了他的发愤之作.这样,《史记》中充满了浓郁的诗情,具有鲜明的文学性便不足为怪了.同时,司马迁写《史记》还秉承了《春秋》以来的史学传统.他说：“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样他又把“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精神,带进了史传文学,开启了中国文学的写实传统.这种思想与先秦诗学的“美刺讽谏”说合流,形成了《诗大序》的文学观,它对《诗经》作了新的诠释.其云：是以一国之事 ,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这里将《诗经》之风、雅、颂全都系之于社会生活,称为“四始”,认为它是《诗经》达到艺术至境的原因,明显是一种历史的观察视角.

魏晋六朝之际,玄理与缘情文学观并起,先后成为主流文学倾向.而文学的历史本质观,呼声甚微.惟有葛洪（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等）.葛洪不仅佩服司马迁那种历史学家的勇气,还推崇王充厚今薄古的反传统眼光,他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敢说今诗胜于古诗、汉赋高于《诗经》的评论家.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唐代,应当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文学历史本质观生成的时期.唐初,撰史成风,因此,出现了著名历史理论家刘知己.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刘知己这段论述大有深意：其一,他将“不虚美,不隐恶”不仅视为史学传统,而是首先视为诗学传统,这可能是唐人以诗为史的理论根据；其二,他所列举文学作品和作家,在内容上是忠于生活,体现历史真实的典范,在人格上是不谄、不谤的忠良正直的典范,这就为唐代作家树立了理想的艺术范本和人格范本；其三,在传统观念中,对历史家充满着尊敬,他们可“以口诛笔伐”使“乱臣贼子惧”,是民族精神的正义的象征,而文学艺术直到汉代还被有些人视为“雕虫小技”,文学之士被视为“弄臣”,刘知己能一反传统观念,认为文学与历史具有同样的价值,文学家与历史家一样,都是民族的忠良正直之士,这对历史学家触动也许不会太大,但对文学家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振奋；其四,“则文之将史”的提出,等于为文学树立了一个严格的历史批评标准,这样,我国文学史上许多作品,如《国风》《楚辞》,如贾谊、赵壹、晁错等的作品,都有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的历史借鉴作用.这已是相当自觉的文学的历史本质观.

杜甫的创作态度,显然是受司马迁以来的诗、史混同论的影响,他胸怀黎民,肩担社稷,秉笔直书,以诗为史,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无疑是个创举.杜甫在诗中对所目睹的事实从未进行直接议论和评价,而是通过事实的叙说和描绘来表达作者的倾向性.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清代王夫之.《三吏》《三别》以其高度概括性的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战争时期百姓民不聊生、妻离子散、饱受摧残的凄苦场景,再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历史的真实面貌,给我们留下了形象的历史画面.

杜甫不仅用历史的文学观从事创作,同时他还用这种眼光去评价同时代的诗人.例如,他在评价元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时,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杜甫认为,元结其人为天下邦伯、乱世忠臣,有汉官良吏之风；其诗有知民疾苦直举胸臆的“春秋”笔法和实录精神.杜甫在当时并不孤立,写“规风”之诗,呈“鉴戒”之章,以诗为史,正是杜甫与元结文学观的中心思想,在中唐之后影响巨大,发展为白居易、元稹为首的新乐府诗歌运动.

自登朝来,年齿见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这便是著名的新乐府运动的创作原则.所谓的“合时”“合事”而作,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必须符合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尊重历史真实.这种作品必然具有鲜明的历史属性,所以这种文学观,实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文学本质观.而这些正是他从前人的书、史中悟出的道理.这使白居易和元稹都成了十分自觉的历史主义者,他在写给樊宗师的诗中说：阳城为谏议,以正事其君等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等君为著作郎,职废志空存.虽有良史才,直笔无所申.何不自著书,实录彼善人,编为一家言,以备史阙文.白居易对元稹人格的称赞,对樊宗师的建议,都是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气魄要求于文学家的.由司马迁、刘知己、杜甫以来所提倡的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正面的阐述和发扬.他在这里提出的诗人为“良史才”,视诗歌为“史”之“阙文”的观点,在当时是有相当影响的.

唐宪宗时代的李肇,曾著《国史补》一书.这一书名是大有深意的,说明他已将文学视为历史的、或者说是正史的补充,标志着我国文学的历史本质观的深化.书中将《庄子》的寓言、沈既济的《枕中记》、韩愈的《毛颖传》等志怪、幻想型作品,统统视为“史”,也许认为文学有补察时政的作用吧,将它们称为国史之“补”,盛赞这些作品的作者为“良史之才”,他所使用的理论范畴,可能是从白居易那里化出,但是,他的文学观,已与白居易那种走写实路子达到历史真实的有所不同.李肇的文学观,分明是想将整个文学都纳入历史的范畴,而白居易的文学观还仅仅是想将直书时事的文学作品,视为历史.对历史范畴理解上的含义的广狭之分是很明显的,而李肇的眼光更高远.

自宋以下,诗歌已逐渐没落.于今,更是式微.

非是今人不如古人.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是随时代（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必然表现为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因而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著名观点.这其中就包含着对文学的历史属性的领悟.

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便会产生什么样的文艺,如诗歌之后的词曲小说、到今日的影视网络文化等等,文学虽在形式上判然有别,但在历史真实的高度上,并非没有同一性.特别是那些有意反映社会生活本来面貌的文学作品,它所表现的历史真实的程度,常常是惊人的.

说古诗词在历史中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它不是扮演,因为它就是历史,就是中国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它是我们仰首时,峭壁上怒放的雪莲,是历史长河中,那一抹惊艳的风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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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永美. 浅谈古代诗歌鉴赏[J]. 新课程（教研版）,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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