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反思:对中国古代文中科学主义的审视

【摘 要 】科学主义从19世纪晚期被介绍到我国,它在我国的发展与当时社会对革命的需求相结合.继而应用到文学领域后,对我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即现在所说的古代文论.科学主义在使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学科化、体系化,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及研究方法的同时,也给古代文论研究留下了难以超越的学术瓶颈.

【关 键 词 】科学主义；进化论；学科建制；反思意识

科学主义,最早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完成于19世纪中叶的孔德,基于他的实证主义观念.他认为科学阶段是人类理论认识的最高阶段.科学主义的本质含义,指认为自然科学是所有知识的典范,可以运用它解决生活之中的一切问题,甚至引入哲学、人文社科领域,以实现其学科的科学化.科学与科学主义不同,差别在,科学是一种知识.我们所强调的是贯穿在知识中的科学精神.一旦任何事物发展到主义阶段,它的极端化特征就很显而易见了,把从一种知识的形态抽取出来的方法视为人生的信仰,视为万能的代表,就成为了科学主义.

一、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科学主义在19世纪末最初是作为技术与知识被引入到中国的,其中的进化思潮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科学主义迅速渗透到许多其他思想中,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得到广泛应用.

科学主义在当时之所以被注重,是由于和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以及文化运动相联系.严复是进化思潮的传播者和信仰者.他翻译了《天演论》后,蜚声四起,在此书中出现了“物竞天择”的观念.其翻译的《原富》一书中大量使用了“科学”一词,大大促进了对科学的传播.由于他相信进化思潮的普遍有效性,并主张把它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要通过变法实现民族的“自强保种”,解决民族面临的危机.康梁也是这种观念的实践者,他们积极推动了变法运动.梁启超提出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提高了文学在社会地位,是科学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初步发展.

二、科学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古代文论

中国古代文论的古典形态的典范之作是《四库全书》集部下的“诗文评”.在我国古代长期的文学实践中,一直未得到人们的重视,也没有独立的地位.朱自清对此有所评论,“老名字代表一个附庸的地位和一个轻蔑的声音――诗文评在目录里只是集部的尾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作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另外则是文论比较零散,存在形态比较多样化,除了专门性论著如《文心雕龙》《诗品》等,还散见于诗话词话、书信序跋、笔记评点之中.

(一)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初年是中国古代文论由古典形态向现代规范形态转变的准备期

西方科学主义的引入,促进了人们对文学的重新定位与探讨.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曾把文学视为美术的一种.刘半农也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将文学视作美术之一.学者们开始以理念知识形态对文学作重新认识.

另外,当时的学者文人纷纷开始用新的视角审视我国的文学及文论.一方面,从对比的角度存在对古文论的责难.如王国维在1905年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说：“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践之方面,殆不欲穷究之也.”时人纷纷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十分零散,不长于思辨,多是随性之作.

另一方面便是积极尝试.王国维、胡适便是其中的代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运用西方科学方法对我国文学进行分析的尝试.他借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来解读,认为宝玉的“玉”即“欲”,是人痛苦的根源,是人发生悲剧的根源.求解脱是人生的目的.他所写作的《红楼梦评论》,引起后人的广泛模仿,趋之若鹜.

胡适也以科学方法在人文主义领域里积极进行探索.他坚持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胡适的的研究方法是“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扩大国学研究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勾勒国学研究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发起于1919年,兴盛于1923至1927年的“整理国故”运动与古代文论的现代形态转变也有密切联系.整理国故涉及到我国古代文学,也包括文论在内.1924年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便受到了影响,他在自序中说到,用严密的科学方法对历代的文章进行排列整理.

(二)我国古代文论研究极盛于20世纪20、30年代,完成了古典形态向“中国文学批评”的嬗变

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是学科体制的建立与奠基之作诞生.

（1）西方学科的设立需有三个条件,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有相应的方法论.因此古代文论学科的设立的必要前提是对古代文论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整理归纳形成规范体制.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伴随着现代文学观念的引进而产生的,以重新梳理中国古代诗文批评理论与实践为主要目的”.

中国文学批评也即我们所说的古代文论.朱自清说过“文学批评是一个译名,我们称之为诗文评,与文学批评可以相当,虽然未必完全一致,我们的诗文评有它自己的发展,现在通称为文学批评,因为这个名词清楚些,确切些,尤其郑重些”.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也有一个发展历程.1918年在北京大学增设了“文学概论”,之后在各个大学逐渐开设.南开大学于1925～1926年开设了“文论”课.1930年大学开设“文艺评论”.1931年武汉大学设立“中国文学批评史”,大夏大学设立“诗学批评”.1933年湖南大学开设“历代文学批评”,“文艺批评”在金陵大学开设.从当时的课程介绍来看,都属于中国文学批评史.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有了“文学批评”.1941年,拟《中国文学系科目表》中,出现了“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这一名称.

（2）这一极盛时期出现了奠基之作.1927年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 1934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一书虽出版较晚,但其主体是1931年在武汉大学的讲稿. 这些批评史著作都体现了用科学方法整理后的体系化逻辑化的特点.知识的体系化意味着按照内在结构和联系形成的知识整体.我国古代的批评家多是建立自己的言论,很少对文论进行综合整理的.这一时期出现的著作,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简单勾画了从孔子到章太炎的历代文学批评的框架.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包揽了从周秦到北宋的历代文学批评,构成完成的史的系统.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是从周秦两汉的文学批评到晚唐五代文学批评.

（3）西方学科理论是从事实中抽取,形成概论并构建理论系统,阐述学科范围、目的、方法及基本知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理论也由此组成,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撰体例即著作的组织形式,对理论概念进行演绎,奠定了以后古代文论的研究路径.

研究范式的奠定体现在,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头两章,即对“文学”做出界定,定义为“文学者,书写人类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对“文学批评”界定,也是符合了当时流行的西方观念.

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说到创作缘由及目的,原先试图编写文学史书,转而从文学批评史角度印证文学史上的诸多问题.编纂体例是首先根据文学批评观念的发展变化分为三个时期,各时期中有以问题为纲,也有以批评家分.

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章绪言中首先探讨了对文学的界定,对文学批评的界定.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目的之一是探究文学批评的真象.并在体例上采取综合各种之长,综合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以文学批评为核心.

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绪言中对文学批评进行讨论.运用新的文学观念,形成了完整的批评史框架,把诗文词曲小说批评都囊括其中,在范围方面确立了正确方向.

上述著作所体现的编写体例,基本框架及研究范围等,形成了学术研究范式.之后的文论著作多少都受到影响.首先要对文学批评做界定.阐述著作所要研究的目的及意义.其次确定研究的范围即研究对象,包括诗文评论,词曲小说评论等.具体到内容可分为四大类,以时间作为主要参照,按史的顺序对历代文论的介绍阐释；以人物为参照,把每个批评家的诗词书法批评等集中起来对古代文论进行梳理,；以文论著作为核心,围绕全书的内容进行分析；以重要的文论问题或概念等为核心,针对具体的问题展开讨论.

在研究方法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研究由于受科学主义影响,还体现在十分重视著述的科学态度及客观精神,注重考证实证的科学方法.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谈到对古人的文学理论,努力避免主观的成分,重在说明而不在批评,探求真象及其形成原因.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也说,“搜览务全,铨叙务公,祛阴阳偏私之见,存历史真实之真.”他认为在搜索资料时,主体首先应处于虚静的状态,以排除主观成见,选择材料时也要注意资料的客观性.

史观是贯穿这些学科史著作的重要线索.在受到科学主义及进化思潮的冲击下,在对照西方的价值体系下,对我国文学思想价值进行重新评估,进步观迅速成为主导.我国传统的循环史观及复古观则被抛弃.郭绍虞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说道,“历史上的事实终究是进化的”.对文学进化观的肯定在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也有所显示,如对葛洪认为两汉之赋胜于《毛诗》中的篇章的观点大加赞扬.

（4）科学主义带来的新的思维方式及理论术语,既给了我们全新的研究古代文论的视角,由此产生了一批立足我国文化传统观,将中西文论融合的大师.在运用中又存在一些生硬的地方,或者直接对应的成分.

王国维《人间词话》一书采用了传统的诗话词话的体例格式,融合了西方的美学思想,提出了“境界说”,运用古文中词语同时增添新的含义,显示了其用西方的理论融合中国文论的雄厚功力,也是中西审美态度的对比.《人间词话》则成为近代以来影响重大的著作.

朱光潜先生在建构自己的美学体系时,以中国传统文论词汇来对译西方美学思想.在西方美学的框架下对现代美学的关照也是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发挥.于1932年出版了《谈美》一书,也即《文艺心理学》的缩写本.

当然对于传入中国不久的西方文论思想的运用,在一些文论著作中出现了不尽妥帖的地方,这也无可厚非.在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论北朝的文论时,借鉴了西方地理文化学派的观点,十分强调南北地理环境对文论倾向的影响.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把唐代的文论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为艺术而艺术”如司空图,殷等.一派为“为人生而艺术”如白居易,元稹等.

(三)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古代文论研究

学科创立后,对古代文论的研究虽然受各时期政治社会时代因素的影响,研究路径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沿着第一代学者的路子继续进行资料的发掘梳理,旨在求真”：出现的著作如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刘大杰《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复旦大学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等；“第二种,以西方现代话语为参照,对古代文论命名分类,有两种趋势,一个是现成观念的对译,一个是以西方为他者,凸显我国文论特征”：这是将中西文论观念的对照运用到新阶段,比较文论逐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第三种,发掘古代文论话语隐含的文化逻辑关系”.综观在近百年来的在古代文论的研究中,科学方法所代表的科学主义仍然占上风,“求真求实”的价值取向也一直被学者们奉为圭臬.

三、对我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科学主义的反思

90年代以来,面对我国文学理论出现的局面,学者开始对古代文论的研究进行反思.党圣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中表达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古今中西问题的深层思考.李春青在《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意义与方法反思》中也谈到了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反思.

在我国,科学主义给我们带来的西方思维及文论思想,与中国传统思维及话语方式都存在着差异和碰撞.科学主义在使我国古代文论研究学科化、体系化、专业化的同时,却有一些弊端.首先科学主义导致我国一改古代对文论的研究方式,研究方法及话语方式.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体系已经崩塌,许多传统的文论词汇也随之消失,如“体认”“涵泳”等.其次,在中西方文论的对照视野下,不乏一些学者在西方文论的框架下,生硬的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象.我国古代文论自有其思维特征,文论多是抽象与具象的结合,通过例子来阐明理论主张.强调文论与道德的关系,重视文论与社会性及教化作用,因而少对文论本身进行探讨.所要传达的是审美体验而不是思辨的理论.正因为中西方思想文论之间存在的异质性,才引发了一系列弊端.

科学主义仅仅是一种地方性思维,把某些区域的思维移植到另一些区域,其合理性自然受到质疑.科学主义使文论呈现概念化形态的同时,就隐含着对事物复杂性、丰富性的掩盖.科学主义对真的价值追求,使人们忽视了善与美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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