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分与感激

我是个剧人,求学读西洋戏剧,工作是话剧、地方戏的组织管理,写作主要也是剧本和戏剧评论与理论研究.

眼下,戏剧与文学分野有如泾渭,似乎不大搭界了.

其实,历史上戏剧作家理所当然被称作文学家,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关汉卿、汤显祖、曹禺,都在文学史占着重要的一页,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鲁迅想写剧本,茅盾写了话剧《清明前后》,老舍创作了许多剧本,那时节文学与戏剧之间的鸿沟并不深.

而使我与文学“搭界”的是《四川文学》这座桥梁.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党号召大演革命现代戏.《四川文学》主持编务的李累老师,指示冯良植同志来约我撰写重庆市话剧团创演的《比翼高飞》的剧评.这是一部依真人真事摹写的剧作,我的剧评长达万言,经编辑删削斧正仍有七千多字,在1965年第11期上刊发了出来.此后又为长航三峡航标工人演唱作品特辑撰写了点评文章.这对我这个剧人乃是不小的鼓舞.

经历了“”的1972年秋天,我从作鸟兽散的五七干校回到原工作单位,得到省文化局党的核心小组军代表的召见,称为响应的“最新指示”,要“调整文艺政策”,决定筹办《四川文艺》试刊（不说恢复《四川文学》）.当时省文联尚未恢复,这个任务就交给刚从冤狱出来的诗人雁翼,我充作助手.当时只有三人,还有一位是做事务工作的重庆文联老人徐自立.不久,温舒文、陈之光、唐大同、徐孝坤也加入进来,大家在“走资派”过去的一间客厅里办公.

那时我们既战战兢兢,又有重新工作的劲头,因为“文艺黑线”的紧箍咒还套在头上,而能操旧业又不免有点兴奋.我们试图破除“文化工作危险论”,几经动员约得老作家艾芜小说稿《高高的山上》.我也是“人还在,心不死”,贸然抛一篇《试评〈向阳路上〉》的剧评文章.这是成都市话剧团复演的一出小戏,表现城市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的事迹,得到当时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充分肯定.我想它歌颂的是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省委领导又给予称赞,这是“穿钉鞋、拄拐棍”,不会出问题的牢靠事,所以不免技痒,重拾“剧评”之笔.但没过多久,狠批“文艺黑线回潮”,艾老的小说被“文化组”头目打成“黑线新标本”；我的小文章也被推上省文化界“批判黑线回潮大会”,指控为“《三上桃峰》在四川的黑样板”.

于是我和雁翼在编辑部呆不下去了,我们只好选择逃离.恰好此时,长春、西安两电影制厂片来川约稿,我们趁机躲到那里写《黄河少年》、《开山的人》两个电影文学脚本.

躲过风头,我又回到已恢复建制的省文联《四川文艺》,此时老编辑家李友欣、李累已被“解放”并主持编务工作.在他们的指导下,我继续学习编辑改稿工作,并在刊物上发表了评京剧样板戏《杜鹃山》等文章.这期间《四川文学》旧人陈进、谭兴国、陈朝红、何同心等陆续回到原岗位,使我有了更多的师友,同时结识了一批新老作家,如重庆作家群,绵阳三刘（克非、刘俊民、刘汤）,有的作者经辅导切磋渐成名家（如周克芹、吴因易）,实在感到欣慰.我也由之从戏剧行进入了文学圈,这是一种幸运.

使我在文学圈涉足更深、与《四川文学》关联更紧密的是调入省委宣传部工作之后.我所在的文艺处负责联系省文联、作协是其重头工作,部领导马识途本身又是名作家,在他的指导下, 写了不少文艺理论方面正本清源的文章刊登在《四川文学》上.同时,将研究现代作家鲁迅、夏衍、田汉、曹禺、罗淑、马

识途、茹志鹃、雁翼等作品,和我省新进作家周克芹、魏继新、王庆、黄放、耕夫、林贵祥、漆丰、孔祥友等作品的理论成果,分别发表在《四川文学》及分蘖创刊的《当代文坛》上,这批较为中肯的评骘起码起了个宣传的作用,并且由此引发出一点理论勇气,写了一组文艺时评性的文章,虽曾遭致某种误解,但我对此是无怨无悔的.

与此同时,由于沙汀、艾芜、马识途前辈的鼓励奖劝,《四川文学》把我的文学兴趣培养起来了,我试着写了些散文、随笔类的东西,这也是一种精神慰藉.但近二十年来,由于工作从事戏剧艺术行政和对外文化交流任务很重,对于文学创作少有问津了.加之文学思潮、写作观念急遽变化,深感跟不上趟,也便自甘落伍了.

衷心感谢四川作协还惦念着我,前些年由吉狄马加、杨牧二位介绍加入中国作协；衷心感谢《四川文学》还记着我,长年如期寄来刊物,主编意西泽仁先生还热情约我登上“文学相册”,我只有竭诚感恩的份儿.我当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