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十七年的文学理传统

点赞:10476 浏览:44783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12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的时日.现在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以纪念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荣光.共和国走过的这60年并不是一条平坦、笔直的道路,其中有曲折,有挫折.我读到时下一些论者的大作,较多的是把60年划分为两个整块,即两个30年.一些论者认为,前30年乏善可陈,灾祸横生,后30年莺歌燕舞、无比辉煌.这种观察、分析人民共和国的60年的状况、历史的观点,是以改革开放截然划分为新与旧两个时代.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30年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简单地把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拦腰截断,忽视和否定人民共和国60年整体的基本方向和整体成就,是并不实事求是的.历史的任何一个节点,同时都又是过去的延伸,未来的萌生.历史是不容割断的,更可况,改革开放本身是在人民共和国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进行的,它是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抹去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而使改革开放以后的共和国成为改朝换代的历史.

去年我们刚刚纪念过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这30年,是现代化建设高速进展的30年.可以说,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洒下的无数鲜血,1921年以来中国为谋求中国走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英勇奋斗,60年来人民共和国对强国富民道路的不懈求索,都在这30年产生了深远影响,结下了硕果.应该说,从历史进程的结构性因素来看,1949年由“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作为历史起点的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主导基础.中国在晚清就开始了部分市场经济的改革,外资利用帝国主义的炮舰强行进入中国国土,而政权早就实行了全面的市场经济、大量引入外资等等,结果中国民生凋敝、国家危机重重.只有中国人民在中国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才有可能走上民族独立的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现代化建设道路.

1949年是中国翻身解放之年,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重要前提与保证.没有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法进行.本文在这里讲这一点,意在说明,1949年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一条底线.忽视和否定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成就,割断历史的整体性,就不能对60年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做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本文是讨论新中国的文学理论的,有感于此,本文着重回望建国前期十七年的文学理论,提出不能只要后30年,不要前30年,应该认真继承和总结十七年的文学理论传统.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指引下,表现出科学性、现代性和中国特色这三个明显特征.所谓科学性,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和科学精神,坚持从科学角度研究和阐释文学的独特性、丰富性,进行自主性的多学科理论研究,提高与完善文艺学研究的科学水准.所谓现代性,是指文学理论研究必须具有现代学术素养和现代学术品格,即应当在21世纪全球文化现怎么发表展水准和知识背景上,展开文学理论的研究,着重研究和回答现代社会中的文学问题.所谓中国特色,是指在全球化现代文化知识融合的背景下,注重中国文学的本土因素和文学理论民族特性的研究,提倡和形成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当代文学理论.只有如此,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才有实力,以本土文化的文化身份,去参与全球化的文化对话.

最近这30年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所形成的科学性、现代性与中国特色的特征与趋势,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走向成熟和繁荣的标志.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是建国60年业绩的组成部分,是60年奋斗努力的结晶.可以说60年共和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历程,也就是文学理论研究走向科学性、现代性与中国特色的历史.我们从科学性、现代性与中国特色如何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回顾60年文学理论研究的历程,能够更好地总结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规律,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们回顾60年文学理论研究走过的道路时,应当看到它与中国60年来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实践的曲折发展过程有直接关联.60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17年,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初创期和探索期,也是文学理论现代化建设的初创期和探索期.第二阶段是“”十年,是现代化建设的中断期.第三阶段是30年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十年,科学性的学术研究很难存在.而对于3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理论研究成果则是有目共睹,世所公认.60年学术回顾的一个被遮蔽的部分,甚至成为重点和难题的,似乎是在对前17年学术研究的评估这点上.因为对“”十年的状况都看得较为清楚,而改革开放30年的学术成就,我们已经多次总结.时常存在的问题倒是,是否建国60年的成就都集中在这30年中呢,是否前17年乏善可陈呢

的确,前17年文艺界、学术界搞了一些“左”的政治运动,使一些有贡献、有才华的艺术家、理论家受到不公正待遇.这使文学理论的现代化建设受到打击和伤害,是一种重大失误.前17年国家以行政手段强调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正如所说,“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弊多”(《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文学理论研究,在前17年中文学理论研究普遍存在着围绕政治运动风向转动的情况,许多文学理论研究缺少自觉的现代化建设意识.有了这些问题,是不是就证明前17年的文学理论研究毫无成就可言呢当然不是.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战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这里对文艺工作整体的肯定,也包括对文学理论研究工作的肯定.

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取得的成就都表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初创期和探索期的特点.存在的问题表明初创与探索的不易和不可避免的错失.而对成绩,也要从当时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初创期和探索期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来认识.

建国前后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建国以后我国确立了走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体制,因此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也相应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特别是引进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态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1949年7月2日,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开幕,这次会议明确提出文艺工作要以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指导.这种带有 国家意识形态的举措,使17年的文学理论研究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的学习、宣传、研究作为重点.而在学习、宣传、研究上,又以学习和宣传作为主要理论活动方式.现在看来,它存在着对于文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文学事实本身研究的不足,但是它又具有与建国前文学理论研究所不具有的优势,使得文学理论研究者普遍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取得了不能否定的成绩.新中国成立以后,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论著成为新中国译介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首要任务.1951年8月,由周扬主编的《马恩列斯论文艺》(1953年重印时改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这个1951年3月才成立的国家出版社的最早的出版物之一.这本书以1944年5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为基础,选编了20余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由曹葆华等翻译,周扬对所有译文都做了校订.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前苏联学者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和《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为了更为广泛地翻译、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1958年12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后为外国文学研究所)组建编委会,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合作,翻译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等“三套丛书”.编委有:巴金、钱钟书、朱光潜、季羡林、李健吾、楼适夷、杨宪益等.据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程代熙回忆,“上面提到的‘三套丛书’,在后来出书时正式亮出丛书名义的只有两套,即《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和《外国文艺理论丛书》.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旗号却始终没有正式打出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深深感到自身经验的不足,因为这不是编辑一套一般文艺理论丛书,而是经典文艺理论丛书.所以我们没有急于打出丛书的旗号,何况丛书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和《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两本只是简单地从外国‘拿来’.还不是我们自己学者编辑的本子.为了使读者意识到这是一套丛书,我们只是在封面、版式、规格等方面先做到大体上的一致.”(程代熙《我是在编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工作中成长起来的》,《批评家》1986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具有普遍解释能力的现写作技巧论,使新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走上了科学性、现代性的道路,同时文艺思想极其富有中国特色.新中国17年的文学理论研究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强有力的指引,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科学性、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走向的基本因素.

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被学术界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转型的代表作与标志.它运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来阐释《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其根本特征是引进西方文论的思维方式、概念术语.从1904年到1949年,这近5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总体上也是依循王国维的路数,引进西方文论对中国传统文论研究方式作体制性改变.只不过许多学者所崇奉的理论指针,所撷取的西方文论流派各有不同而已.1949年以后,文学理论研究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我认为从文学理论的体制方式来看,这是对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理论现代转型的延伸和发展,这种追求现代性、科学性和中国特色的理论努力并没有中断.

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延安和解放区当时的文艺问题进行分析,这部文艺论著就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一样,超越了中国传统文论局限于对作品进行鉴赏式品评的形态模式,而具有哲学世界观的高度.而且,十分明确地以主客体关系范畴角度来解析文艺与生活的复杂关系,达到相当的理论高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带给建国后中国的不仅是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的运作方式,而且特别在思维方式上提升了文学研究的理论色彩和科学追求.50年代中国对苏联文学理论大量引进,有对苏联文学理论简单仿效的问题存在,有对西方文学理论一味排斥的片面性存在,同时随同苏联文学理论的引进,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所继承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思想,也使中国文学研究的应用型、鉴赏型传统思维方式,得到科学性、现代性的改造.由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化的著作,对这一著作的坚守与阐发,又使中国文学研究没有完全“苏化”,没有失去中国自身特色.

把建国6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应当看到前17年不能简单否定.这段时期有许多错误与不足,但是它毕竟在建国后奠定了中国文学研究科学性、现代性和中国特色这些根本因素的存在基础.而且,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应当着重研究和阐释各个阶段文学审美意识的理论化程度,叙述文学审美意识理论形态变化的过程,展现文学审美意识理论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的历史.如果把思考的着眼点放在这里,那么还会看到,有些深刻的理论思想,可能在前17年就开始形成,那时出现的某些思想也许至今仍然未能超越.比如胡风强调发挥作家创作的主观战斗精神,以这种主观精神去关注现实,拥抱生活,从而实现文学对现实的深刻把握的思想,在力图追求主体意向与现实可能性走向的统一方面,在我看来就比新时期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要切实和深刻.学术史往往就是思想史,思想史就是某些核心思想连续与不连续的历史.胡风的思想被封存了30年以后,中国才重新提出研究作家创作的主体性问题.胡风具有现代性的理论思想,在新时期得到了延续.

与之类似的还有艺术的人道主义问题、文学的审美特性问题、现实主义深化问题,等等.胡风的创造性文艺思想出现在建国初期(这里讨论的范围只是建国以后,不涉及建国前的材料),而前17年在文学重要问题的讨论中,出现的具有科学性、现代性的思想,主要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后和1957年大规模反右运动以前,以及1960年以后到1964年政治性学术批判以前这两个时段.

在倡导艺术的人道主义精神方面,钱谷融1957年2月写就,发表于1957年《文艺月报》5月号的《论“文学是人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篇文章全面论述了文学与人的存在关系,提出人是现实存在的焦点,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现实.而且,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应该是其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缺乏人道主义精神,作家就无法成为现实主义者.同一时段,《新港》在1957年1月号发表巴人的《论人情》,又在7月号发表王淑明的《论人情与人性》,这些文章都呼吁文学对人情和人性的描写.后来钱谷融、巴人、王淑明等这些倡导艺术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学者和他们的思想,都受到 批判.在“”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所谓《林彪同志委托同志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纪要》还把这种观点扣上“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其实“”所执意要批判的“黑八论”,基本上就是前17年有科学性、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成果.“”的大批判,把所谓“黑八论”构筑为一个个学术禁区.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开拓性发展,首先就在对“黑八论”禁区的突破.朱光潜在1979年第3期《文艺研究》上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明确指出粉碎“”后,学术界“对过去形成的一些禁区仍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这是和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不合拍的,是不可能促进文艺繁荣的.当前文艺界的最大课题就是解放思想,突破禁区.”他提出首先要突破的禁区就是“人性论”、“人道主义”禁区.钱谷融也在1980年第3期《文艺研究》上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重申了1957年的观点.此后学术界就开展了持续时间很长的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文学应当表达人学的本质,文学应当具备人道主义的艺术魅力,在讨论中成为理论界的共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思想就从这里树立了起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新时期的文学理论的成就往往是在17年学术探索基础上取得的.17年所奠定的学术基础,不是连续性发展的基础,而是在“”中断学术发展后,在新时期开始后,人们对思潮蓄意扼杀的现代性科学思想的反思性承接和延续.


所谓“形象思维论”也是“黑八论”之一.前17年在对文学审美特性研究中,突出的论著有诗人艾青的《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中国素有作家文论传统,艾青在本书中提出了许多具有现代性、科学性的美学思想,其中关于文学形象创造的论述尤为精彩.他指出,写诗是一个艰苦的创造过程,诗人用感觉的钢锤去敲剥生活对象,使自己的感情燃烧,以情感之火去熔化对象,铸造诗句.形象是文学的开端,诗歌的特性是用形象理解世界,用形象解说世界,意象、象征、联想、想象则是形象化的手段.这是建国后较早的对形象思维的论述.蒋孔阳的《论文学艺术的特征》(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提出文学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必须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重要观点,对文学形象特殊性的研究有显著贡献.1963年出版的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作为高校文科统编教材,把形象性作为文学的审美特殊性,把文学的创作特点归纳为形象思维.这些论述都是前17年的重要成果.当然,形象思维论在“”中被当作修正主义观点批得体无完肤.而新时期开始的拨乱反正,又是从对形象思维的重新研究起步的.在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以后,在克服了把文艺等同于政治的庸俗社会学以后,文学的审美特性得到了充分认识和研究.新时期从对形象思维、艺术掌握世界方式的研究,逐步深入,进而研究艺术审美本质、艺术创作与欣赏的审美心理、艺术文本的审美言说能力等等问题,真正使文学理论研究步入现代性、科学性的轨道.

“写真实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也都在“”中被列入“黑八论”予以批判.所谓“写真实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都是要求文学在描写现实时,要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如实地反映现实的真实面貌,既要展示现实中的鲜花彩带,又要显露现实中的阴暗痛苦.只有这样,才能使现实主义创作不至于成为对某些现实看法公式的图解,而取得深化的成就.这种观点无疑具有现代意义.但是,无论是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秦兆阳,还是提出“现实主义应当深化”主张的邵荃麟,在过去都遭受不公正待遇.他们的深刻见解也只有在新时期才得到重新肯定和发展.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在总结长期以来的“左”的创作指导思想的失误时,巴金反复提出并多次强调,作家要讲真话.在年过90高龄以后,巴金在年迈体衰的情况下,勉力写下的少数文章和题词,都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作家要讲真话.真话是对现实正确的言说,诚实的言说.它既直面人生,包含对客观现实正确的认识,又直面自我,包含对待现实与自我关系的坦诚不虚的态度.这事实上就是艺术的现实主义精神.巴金的这个“讲真话”的话题,得到了许多作家、理论家的赞同.巴金的“讲真话”这一个总思路实际上是17年的现实主义深化论的延伸.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中国长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钱钟书的《管锥篇》(第1―4册),其初版由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其序言写定为1972年1月,这一煌煌巨著当写作于20世纪60、70年代,是整个新中国60年文学理论研究的传世之作.这是一部在写作和出版时间上刚好横跨人们所说的前30年和后30年之间的一部理论巨著.从其写作时间和出版时间来看,正好说明把前30年与后30年截然划断,是不符合基本历史事实的.这部巨著应用了文学和文化的比较方法,但不能简单地视为比较文学论著,而是一部理论论著.它的著述体例是以中国《周易》等传世古籍作为评论对象,从古籍中拈出一些关键语句,于古今中外诗文故实里旁征博引,参证比较,阐释中国文化与文论的精妙之论.这种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不仅表现了钱钟书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而且特别展现了他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示范性贡献.钱钟书的研究首先打破传统文论研究的狭隘视野,并不单纯就诗文作品作文学理论研究,而是在文化典籍中探索对文学的理论理解,具有广阔的文化学视野.钱钟书对西方古今文化与文论有精深研究,在这种全球化文化知识背景中,展开对中国《周易》等文化元典的阐释学研究.这也就是在贯通当代中西文学理论的学理,在今天中西文学理论所达到的时代高度上,以中国文化元典作为文论资源,对中国文化文论精华进行深度发掘与阐释.这部著作当然就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现代性、科学性和中国特色的代表.《管锥篇》所开拓的研究方法,所达到的学术成就,将成为新中国60年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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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前17年,不是固守17年,而是强调在审视共和国60年的历史时,应当重视17年为改革开放以后走出的宽广道路的奠基贡献.建国60年我国文学理论研究走过的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探索文学理论现代性、科学性和中国特色的道路.我们应当珍视这些成果,特别是应当继续沿着探索文学理论现代性、科学性和中国特色的道路,勇往直前.只有从这里,我们才能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