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来的“虎情”

提起文学理论家、评论家,人们眼前出现的往往是斯斯文文皓首穷经的学究形象,至少也是个白面儒生.而在号称当代“翰林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却有这样一位来自八百里秦川的关西大汉――他身材魁伟,目光如炬,虽发色花白但豪气不减；说起话来声如洪钟,掷地有声,常出惊人之论；就连他显闻于世的笔名,也是取自诗仙太白“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之句,大气磅礴,虎虎有生气.西来先生属虎,并写有散文名篇《虎情悠悠》.我总觉得来自兵马俑故乡的他,站在三千年前那支威风凛凛的队伍里,也一定是一员虎将.而在当今文学理论界、评论界,以他的建树、锋芒,又何尝不是一员虎将?就让我以一支秃笔,勘勘评论界这一独特的现象,这个西来的“虎情”.

一、从“秋娃子”、“小土匪”到文艺学良才

西来先生本名何文轩,1969年前生于陕西临潼秦皇陵东上何村（今秦俑博物馆所在地）.临潼地处关中腹部,属周秦故地,是绵延二三千年的礼乐文化的摇篮.西来先生的高祖是读书人,却并无功名,用先生自己的话：“高祖以下,要算是有文化的庄稼人,勉强可以称为‘耕读传家’.”而西来先生打小却如虎仔出世,淘得出圈.家乡风俗,清明前后要打秋千.母亲怀他时年方十八,是打秋千后的晚上生下的他,被称作“秋娃子”.乡里人说：“打秋千生的娃,就是匪气.”果然,他不满五岁就登梯上房踩瓦,往井里扔东西听响,还用棉纱去绑大黄狗的嘴――结果自然是被咬得血肉模糊.祖父说他：“淘得沸反盈天,家宅六神都不得安宁!”祖父治他的办法就是找来一本家传的启蒙诗集,教他背诗.他学的第一首诗是“七岁孩童子,当今入学初.要知今古事,须读五车书”.半年以后,居然也能背出四五十首.祖父说：“这鬼子孙,还是个念书的坯子!”从此出门走亲访友,总喜欢带上他.常常是,祖父把孙子抱到桌椅上、碌碡上站着,让他背诗给大家听,然后在一旁美滋滋地享受众人的夸赞.但孙子诗背得好,淘气也照淘不误.终于祖父宣布：“得把这个小土匪圈起来了!”于是把他送进学堂――那里有先生的戒尺管着.

在学堂,阎先生“专惩顽劣”的“立板”也没有挡住小文轩惹祸,最严重的一次是把烧红的火蛋儿放到同学的脖子里,烧得滋滋响,痛得哇哇叫,小文轩也吓得逃出校门,几天不敢去上学.

但这“小土匪”确实是个读书种子.高小时,他考了全校第一名；后来成了何家第一个中学生来到西安上学,初中毕业以年级第六名保送高中,1955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

在西北大学的专业学习中,他遇到了杜甫研究专家傅庚生、外国文学教师刘思虹这样学品和人品俱佳的老师,对他以后的学术生涯及人生态度影响很大.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影响却是以一种悲壮的方式完成的.因为对被划为“极右分子”的刘思虹先生有温情,斗争不力,何文轩同学的党员预备期被延长一年,差点丢了党籍,这使得身为学生干部的何文轩不得不在接下来的批“白专”,拔“白旗”中采取积极姿态.不幸的是他仰慕的傅庚生先生正是“批”和“拔”的重点,接受自己最器重的学生“辞锋犀利”的批判,“每一句话,都像利刃一样,深深刺进了我的老师的心房”（何先生语）.但傅先生没有怪自己的学生,反而说：“听了何文轩同学的发言,我的感觉是英气有余,而沉郁不足.但如果我们现在从同一个起跑线上比赛,他将来一定会比我跑得更远些.”这句饱含复杂感情的话语在文轩同学的心中留下深深的印痕,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印痕不断加深加长,成了陪伴他终身的箴语.后来成为著名文学评论家的西来先生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到这件事,除了对恩师的“愧疚”外,还有感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是在“先生伤痕累累的精神躯体上”起步的,“傅庚生先生以他被批判的苦难方式,心滴着血,带我上了路”.1958年他提前毕业留校任教,辅导中文系学生的杜诗研究小组,并写出论文《论杜甫的世界观》和《论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分别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和《文学遗产》上.作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这是一个很高的学术起点.研究对象杜甫对西来先生产生了巨大而久远的影响.杜甫崇真尚实的人生理想和美学理想,他仁心广被,爱及众生,爱及鸡、雀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患意识,他对妻儿,对故人的诚笃、深挚的道德情怀,都给予西来先生刻骨铭心的人生启示,并渗透到他的批评观念之中.

1959年,西来先生考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文艺理论研究班,任课老师余冠英、游国恩、蔡仪、朱光潜、冯至、王季思、罗念生、李泽厚、王朝闻等,均为国内文艺理论界一流的学者.名师亲灸,他接受了系统而又严格的学术训练,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研究生学习期间,他发表了第一篇当代文学评论《论〈创业史〉的艺术方法》,受到作家柳青的重视.1963年10月毕业后,根据论文指导教师唐和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何其芳的意见,他调到文学所工作.这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文艺理论学术良才,本该如猛虎出山,好好施展一番.谁知命运多舛,赶上运动频仍,灾祸不断,“四清”,“”,下“五七干校”,抓“五一六分子”,用西来先生自己的话：“这些年,大致不外乎整人和被人整,伤害别人和被别人伤害；除了‘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地读过一点马恩列思毛的著作之外,业务基本上抛开了.”

二、新时期：复归大写的“人”

西来先生文学批评活动的大气象,是从粉碎“”开始的.“崛起于七十年代末,大成于八十年代中”（刘锋杰语）.经过“”这一愚昧和昏暗的年代,他从个人、家庭、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中,慢慢醒悟到应当用自己而不是别人的头脑思考问题.他经历了艰难的“精神蜕变”,终于“从狂热走上清醒”,将自己的思想从“左”的、僵化的硬壳中解放了出来,以一种勇敢和凌厉的姿态,热情地为新时期“人”的文学的觉醒鼓与呼.

从1979年到1980年,他写了《说鉴》、《陀螺和陀螺文艺》、《诗祸论》等,以史为鉴,希望中国文学能走出集权政治的阴影,摆脱“左”的精神桎梏.当《伤痕》、《班主任》、《人到中年》等“伤痕文学”出现时,曾受到“左”的围剿,西来先生“坚定地站在作家一边,站在思想解放一边,为这些作品辩护、阐释、助威、呐喊”（刘锋杰语）.1980年,他写了《人的重新发现》、《公仆与主人之间》、《蚌病成珠》、《历史行程的回顾与反省》等一系列文章,在弘扬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的人道主义,肯定反特权反官僚等不正之风的文学意义上领了风气之先.他率先把“伤痕文学”以后的文学潮流概括为“反思文学”,用“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已经达到的最高成就”来评价《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用“思想家气质的艺术家”来评价刘宾雁,即见其睿智又见其胆识.对此刘再复评价说：“由他最先提出的‘反思文学’这个大概念,就相当准确地反映了新时期文学开端时期的主潮内容,这个概括在批评界与创作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来先生“人道主义”的批评纲领.被誉为“当代批评经典之作”的《人的重新发现》,从“从神到人”、“爱的解放”、“把人当作人”三个角度,充分肯定了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复苏及其价值.他说：“人的重新发现,是说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在遭到长期的压制、摧残和践踏以后,在差不多已经从理论家的视野中和艺术家的创作中消失以后,又开始重新被提起、被发现,不仅逐渐在艺术家的笔底,而且成为理论家探讨的重要课题.”他坦言：“我崇尚为人生的艺术,不相信文学会高雅到蜕尽人间烟火”,他主张要把“大写的人”写在文学的旗帜上.他是这种主张的鼓吹者,也是实践者.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他写下百余万言的文学理论和当代文学研究文章,为破堤而出艰难前行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文学大潮保驾护航.在当代作家和批评家中,他最推崇的是巴金、邵燕祥、王蒙、王元化、刘再复、钱谷融；当代文学作品,他首推巴金的《随想录》,邵燕祥的《邵燕祥文抄》,王蒙的《杂色》,陈忠实的《白鹿原》,锦云的《狗儿爷涅》,刘宾雁的《之间》和杨绛的《干校六记》等.在对这些作家作品的喜爱和首肯中,西来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学理想.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评论家说：“新时期现实主义的发展,与西来先生息息相关”,“他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生气相接,成为开路先锋”；用西来先生自己的话说：“我的评论文章几乎是毫无顾忌地为这种新起的文学潮流一路辩护过去”,在当年,这么做是需要勇气的.西来先生能做到这一点,得益于杜甫伟大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得益于对傅庚生先生“滴血的心”的特殊记忆,也得益于西来先生的作为一个优秀文学评论家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他说：“当新时期文学以久蓄的力量,艰难地,然而顽强地,不可逆转地恢复它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时候,我用全部的热情欢迎了它.我从中看到的不只是艺术的复苏,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的清明理性和现实精神的复苏.我看到了振兴的希望.”他觉得自己为“新起的文学潮流”辩护,“不是为哪一部作品、哪一个作家辩护,而是为了一个正在展开着的伟大时代辩护.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评论家应尽的责任”.

西来先生在文学上呼唤“大写的人”,他用自己在新时期文学批评领域战士般的身影,为我们诠释了一个“大写的人”.

三、风格,人格

西来先生文学评论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十分重视风格研究.从弱冠之年写《论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到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中期写《师造化,重风骨――张仃焦墨艺术风格论》,风格论评贯穿了他四十多年的漫长人生.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写的条目,就是《论风格》；在当代文艺批评实践中,他也特别注意从风格的角度切入.《探寻者的心踪――论王蒙“寻找自己”和提倡“杂色”》、《执著人生,执著艺术――李国文小说艺术风格论》、《宗璞优雅风格论》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西来先生重风格,是他自觉的选择.他看到,风格问题曾长期是文艺学上的一个薄弱环节,究其原因,与“阶级斗争扩大化”对于正常人性的摧残,与教条主义对个性的扼杀乃至毁灭,与对知识分子持续的歧视、戒备和思想禁锢等,关系极大.因此,他要通过大声的呼喊,推动“艺术生产力的空前解放和艺术个性的张扬”,为“艺术风格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尽一己之力.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西来先生“鉴于中国文化人的人格在几十年间没完没了的左倾政治运动中不断被践踏、被扭曲、被阉割的事实”,在他的风格研究中,更多地注意了艺术风格和主体人格的关系.《文格与人格》一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在这篇文章中,他以识珠的慧眼,高度评价了邵燕祥杂文“格调高迈,风骨遒劲”的风格特点.他赞扬邵燕祥“把自己的杂文创作与历史变革期的国运民瘼自觉地联系起来”,“他的和投,始终坚定不移地投向一切专制、昏暴、愚昧、野蛮、特权、贪婪和奴性”；他高蹈“真诚”的做人风范：“如果说,理性是他杂文的锋刀和骨骼,那么,真诚则是他杂文的血肉和灵性”；他赞赏邵燕祥特有的“胆识”：“他的智慧,结合了他的勇毅,使他的文字无媚态,有棱角,显风骨,形成一种特有的气势.”这篇文章,也可以看成是西来先生的夫子自况,他的关注国运民瘼,他的崇真尚实,他的勇毅和风骨,与邵燕祥先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只不过一个是以杂文的形式,一个是以评论的形式见诸文坛.然而这篇发表于1989年那个多事之春的文章,却给何先生带来了麻烦――“曾引起很大的争议,受到某些人的攻击”,西来先生也因此被免去《文学评论》主编的职务.这个时候,他又一次回忆起自己的大学老师刘思虹,从“老师希望不要打垮别人的人格,而他自己的人格却被彻底打垮了”的悲剧中获得“殷鉴”般的力量.他说：“我又一次因谈人格而惹了祸端,但我不悔.”

后来,西来先生在与笔者谈到这桩公案时说,他发表这篇文章,不是没有预料到可能的后果.但他每做一件事都有自己明确的坐标,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决不含糊.他相信,历史将证明自己坚持的是真理.这使我想到他在评论集《文格与人格》自序中的一句话：“我至今以为它（指《文格与人格》一文）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不错的,相信它的生命要比他们的官运,远为长久的多.”

这就是何西来,一个文学评论界的铮铮硬汉,一个浑身充满“虎气”的当代文人.时下人们感于主流文学的边缘化,感于批评的式微,常爱说“文学是贫困的,理论是苍白的”,但如果我们的文学界、理论界多几员西来先生这样的“虎将”,那么我们的文学、批评还能是贫困、苍白的吗?

（庞,中国和平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