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精神与天下情怀

带着现代性没有完成的诸多问题,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进入了与国际接轨的社会转型期,空前迷乱而突变的文化时空,分割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和未来的整体判断,物质生存条件的不断改善,悄然改写了知识分子内心的精神图谱,文化的伟岸遭到质疑和消解,没有人愿意充当精神的承担者,平庸之气弥漫开来,成为堂而皇之的生存之道.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位置将如何调整并摆放面向未来,知识分子的坚持,是一种固执,还是一种信仰文化学者、文学批评家孟繁华的新著《文化批评与知识左翼》以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实践中持续触及到的观察对象为延展的人文话题,对上述疑问做了深浅不一的正面或侧面的回答,它以非凡的见地以及夯实的知识底座,廓清了当下文化和文学实践的困惑,在未来的精神生活中,它将发挥其持久的人文影响力.文学的边缘化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全面放弃,现实的批判性不仅是西方左翼和右翼批评家们共有的精神标识,也是绵延了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关于家国关怀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部新著体现了作者对东西方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精神理解,并通过勘察当下复杂的文化和文学现象,从容发挥出一个现代人文主义者融会贯通的优势.

一、新历史语境的文化阐释与批判

进入90年代,市场经济成为人们利益取舍的新的现实杠杆.文学从80年代公众视线的中心位置迅速跌落为边缘,昔日受人崇拜的著名作家一时难以接受这种冷落,一向以社会启蒙为理念的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精神危机的讨论,但这场讨论的影响面只是在人文知识界内部,它丝毫没有能够左右社会潮流的历史选择.大家逐渐认识到,一味地与现实作对不再是一个明智之举,一批以文学谋生的人开始“下海”,身居围墙内的学者在寻找与现实对接的可能性.文化研究作为文艺学科人士参与社会的一种现实选择,它既是一种人文关怀,同时又在现实的需要中逐渐扩大现实的话语权,由此由传统学科内部衍生出来的文化研究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

但是,由于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一哄而上的形势导致它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建设,许多阐述停留在平面,“文化研究”成为了“泛化研究”――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空洞而没有实际的内容和说服力,实际上,文化研究面临着一个自身的建设问题:它既摆开了架势,试图对新的历史语境展开叙述,又缺少强有力的进攻武器,在各个方面都不健全,现实的处境是,它维持着一个花拳绣腿式的“摆空架子”的局面.

孟繁华对文化现场的介入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不仅源于他从当代文学研究进身到文化研究领域,是一种文学角色社会功能的广阔拓展,而且更源于他与之对应的丰厚的知识谱系的学养储备和丰沛的气质的彰显.传统与当代、本土与西方立体交叉的知识结构,在共和国建设与变革的时代里所体验的积极而复杂的人生,从前现代到后现代多层次递进的饱和的阅读,使孟繁华养成了一种独特的眼光,一种饱含了深刻的历史情怀与自觉的社会历史判断的审美方式.

用这种既宽阔又深邃的眼光,来衡量当今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就使陷于尴尬状态的文化研究,拥有了清晰的质地和高远的境界.在文化研究的文本实践中,作者实际上既是一个“阐释者”,又是一个“批判者”,他实现了“入世”与“超越”的统一.所谓“阐释者”是指他不是站在一个文化绝对主义者的立场上,事先抱着藏否的态度进入他所考察的对象,而是把对象当做客观的主体,请到他的眼前,细致地甄别对象身上的纹理,让对象发出声音(包括援引中产阶级杂志和大众文化所的“主编寄语”和广告词),再梳理、挖掘对象的来路和去路,逐渐引申到它背后的意识形态本体.

在《“中国想像”与都市――以沈阳为例》中,作者用“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通民众对西方以及港台流行文化的反应,它虽然表现的是当代中国人心理上的两种倾向,传达的却是同一个普遍的困惑.对于承担答疑解惑责任的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有别于情绪化的表现,为普通民众提供理性的分析和结论.对于沈阳的大众文化,究竟该怎样认识简单的批判并不能取代中国该如何走向现代化的实际问题.非此即彼的文化思维方式,显然不适于有着比任何国家都更加复杂的因素的当代中国.作者以饱学之士的自信,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多个前瞻领域,从国内到国外,从微观个体到宏观大势,调动密集的知识储备,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尤其以沈阳娱乐业与法国巴黎“红磨坊”兴衰起伏的历史为比较所作的精准,一下子廓清了受众的思路.

如果作者仅是文化现象的阐释者,那么他只是当下消费时代的一个精神附庸和文化掮客,尚不足以构成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本色,唯有他在阐释的过程中释放出尖锐的批判的锋芒,才真正担当起这个称谓.作者深刻地指出这种看着很不顺眼的“带菌的文化”现象,其实是现代化必然付出的文化代价,他富有洞见性地指出了沈阳的未来――“穿越红尘,一个阳光文明的文化沈阳形象或者说文化中国形象就会出现在之后”.这种开放的多项的分析和判断,显示了孟繁华的文化研究在格局上对同类研究的超越和拓展.

所谓“入世”是指作者既能入得其内,以一个文化观察家的身份,深入到媒体、房地产、都市娱乐业等诸多文化事物的内部,主动地“亲近”观察主体,以便展开辨析,所谓“超越”是指作者又能超乎其外,以更高的角度回身俯瞰,厘清这些事物的渊源,让我们感觉得到一个社会文化批评家始终坚持的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和理想主义的取向.

在众多的文化观察对象中,《时尚》、《瑞丽》、《世界服装之苑》等中产阶级的杂志引起了作者的关注.作者认为中产阶级和时尚生活的文化发言人通过传媒以幻觉的方式对民众和消费者构成了一种诱惑,这样做的负面效应是遮蔽了生活的真相,消解了民众对生活的严肃审视和批判的意识.对于文学时尚化批判,作者坦率地承认自己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作者理智地认识到,大众文化发展趋势中存在着一种隐秘的规律,它并不以你我的批判就能够改变其轨迹,而且其内在品质也在升级――“大众文化从内涵到生产策略的变化,从来也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批判才改变的,市场作为隐形之手的控制才是最有力量的”(《“伤寒玛丽”与“文化带菌者”》,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扮演“文化除菌者”是“为了表达我们的知识分子身份,我们一定要站在批判的立场上,似乎除此之外我们已别无选择”.这分析和态度不同于传统的对大众文化的一味指责,它出现代知识分子对全球化背景下新兴的大众文化生产流程的智识,并在表达这份智识的同时,显示出一个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悲壮.

二、专业视域中的历史感

孟繁华比一般文学研究者的深远之处,表现在他不是一个古板的学问家――钻进单纯学术的“塔”只进不出,而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和历史情怀的现代型学者.他对20世纪以及当下文学现象的判断之所以常常有惊人之处,并击中要害――如文学经典的终结与文学成熟的悖论,就显示出了他的历史眼光.当下文艺批评的真问题是没有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等――是因为他从来不像新批评那样,就“文学”谈文学,而更倾向于社会历史批评.由于拥有充分的文学自信,很多时候他更能放开手脚,不以文学为据,像一个社会学者或历史学家纵论古今天下事,这使我们常常感觉在读他的一篇评论的同时,即是在跟随作者一起进入整体文学史的现场,从而认识到作者每构思写作一篇文章,都是在把他所观察的对象拉到历史的坐标当中,在理性的高度上看清它的实质.

《民粹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它以民粹主义从世纪之初作为一种文化信念引渡到文学中来,变为统辖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叙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民众崇拜”的情结,从开始的“信仰”沦落为后来的“策略”,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与实践的矛盾性.可谓把握了一条主线,梳理出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是孟繁华对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独特的发现,也是作者对“中国整体文学观”的另一种解读.“历史条件的转换使民众崇拜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已经枯竭,它的道德魅力终不能替代终极关怀”,“民众崇拜”的幻想已经破灭,中国知识分子何以建立自己的理性精神和独立品格这既是作者隐含的一个设问,也是几代知识分子绵延了一个世纪的思考.从文学话题再次回到知识分子精神建设的基点,体现了作者思想情怀上深广的忧患意识.

作者居高临下,纵揽全局,文章点精入微,情理兼具.之所以居“高”,是因为作者把关注整个文学发展史作为批评的基础,文章之所以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和穿透力,是因为作者把每一篇论文都当作学理背景上的个人历史情怀的阐释,它是一种学术体验与人生发现的结合.

类似“小说死了”、“经典终结”的声音,到了世纪之交更是不绝如缕.在《媒体与文学的时尚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演讲》一文中,作者就已经以自己到日本和欧洲的所见所闻,回答了――“审美要求和审美水平的不断跌落不只是中国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到了《经典终结时代的成熟文学――<2005年中篇小说选>序》中,作者对“文学经典终结”和“文学成熟期”到来――这一悖论式的结论进行了具体展开.作者同样回到历史的维度,认为,“文艺功能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质正在为消费的意识形态所置换”,通俗与高雅的界限在淡化,作者再次强调他所看重的历史条件――“这是一个不能改写的文化背景”,而文学经典的终结同样“并不是发生在文学内部”,它是一种社会选择,而就文学自身而言,作者认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恰恰达到了百年白话文学最成熟的时期”.

与宏大叙事是小说自身的选择,同时也是历史的选择一样,当代文学的“小叙事”的生成也是历史的选择与被选择的结果.“国族关怀成为小说主要或基本的关怀对象,应当在历史的范畴内来讨论,当社会生活发生变化之后,小说的关怀对象或叙事对象也理所应当地发生变化”.作者以历史之维,勘察当代小说的叙事体征,为“小叙事”的趣味新变,提供历史的说辞.小说在卸掉沉重的包袱后,回到了它的原点,回归为真正的“小说”,但此时的“回归”是螺旋式的回归,是更高意义上的升华,它向真实的精神生活和人的心灵世界又迈进了一步.作者每一步的判断都没有离开历史的坐标,他精准地把握了当代文化和文学的本质.这些卓见是一个人文学者对文学史的研究做出的非凡贡献.

作者超越于文学研究的一般性视角,表现在对世道人心的洞察:“一个矛盾的现象是,惯常看到的对文学整体的否定,一落实到具体作品中的时候,评价的态度和情感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对具体作品评价较高而对文学整体性的评价很低”(《散文困境中的一座丰碑――评王充闾的散文创作》)它虽然和文学有关,但显然不是一个文学的问题,它给人们带来许多世事的联想.如果作者不是秉承“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修养,焉能有此独到的发现

三、天下情怀与批判精神

孟繁华的新著从内容编辑上分“文化批评”、“思潮评说”、“作家论衡”三个部分,实际上,这三个部分中的几乎所有文章,都不在一个具体的文本里谈论本系统的话题,而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等广泛空间里纵横驰骋――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市场化对文学生产方式的影响、左翼文学对中产阶级话语独霸天下形势的反拨,底层写作对是非观、价值观的强调――这使他的批评脱离了对具体问题的纠缠,不是陷入那些喧嚣一时的虚检测的辩论,而是跳出局外,指向作者内心深处的一份天下情怀.对理想价值与启蒙精神的当代坚持,是作者这份天下情怀的核心主体.

作者的天下情怀之一,体现为他从理想的终极价值出发的立场.理想价值的高度,决定了作者看问题时视角的高远,并总能切中社会文化心理时弊.关于当下文艺批评失语的讨论,作者从决定这一现象的社会历史条件切入,寻找它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原因.他指出中国作为“最大的文化试验场”,它正处于“千座高原”的时代,并在列举了市场因素、评奖制度、大学教育和文学史编篡等影响文艺生产的合力因素外,得出客观的结论:“批评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承担着一切”.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自身没有了责任,批评家究竟分担哪一部分责任作者从时代精神的缺失、时代影响批评家的精神状态入手,指出“文艺批评真正的要害或问题,在当下主要是没有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作者深刻地指出“统一标准或尺度的丧失,并不意味着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也不要”.他以批评界对影片《色戒》的缺席为例,强调“让批评有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是纠正当下批评被诟病的最好手段,也是维护批评最高正义的唯一途径.”(《怎样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时代条件的变化,在使人们精神解放的同时,也使许多人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潭,颠覆与消解,或者承认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导致一切无是非、无价值.从现实批判的立场出发,作者显然是传统价值激烈的捍卫者――他甚至不忌讳使用消费时代逐渐摒弃的名词如“无产阶级”等,他公开强调对文学精神被忽视的部分――文学的浪漫精神和理想主义,文学的批判性和战斗性,支持这些观点的对应物――作者选定的是同在全球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一个是“无产阶级的全球化”,一个是“资本神话的全球化”,选择两个全球化的历史遭遇加以时空对比,其本身就隐含作者的价值归宿(《左翼文学与当下的大众文学》).

作者的天下情怀之二,体现为他从知识分子启蒙精神出发的人道主义立场.无论是作者早年所受的人生教育和西方“知识左翼”的价值坐标,都使孟繁华自觉地选择站在人道主义的一边,反对一切等级差异和歧视.在《中国的工人阶级写作――以平庄矿区的工人写作为例》一文中,作者指出“在中产阶级话语建立和扩张”和“资本神话大肆张扬和战无不胜”的时代,我们习惯于漠视“不平等的文化现象”,底层经验遭到忽视,工人阶级文化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作者站在文学角度,在肯定“工人阶级的经验应该是社会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同时,更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提出要维护被冷落的社会群体的权利――这种超出文学研究本身的天下情怀的关照,是对当下文坛流行病的一种疗治,它最终在作者于底层写作讨论中提出“新人民性”观点中得到进一步地阐释.

底层写作是近年来一个炙手可热的文学现象,对底层写作是是非非的判断,大多停留在一般社会学层面,或者与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之间进行简单的历史联想,而孟繁华早在底层写作讨论开始的前两年提出的“新人民性文学”这一概念就为底层写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新人民性”的提出是作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既有历史传承又有现实发展的独特贡献,它一方面是作者感受于“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的背景而发出的矫正的声音,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另一方面它又是作者始终盘亘在心的一个未竟的启蒙理念.它与传统的文学的“人民性”不同――在表达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之外,它还要真实表达底层人民存在的问题.这个概念独具的深刻意义是它所阐述的启蒙内容:“在揭示底层生活真相的同时,也要展开理性的社会批判.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是‘新人民性文学’的最高正义.在实现社会批判的同时,也要无情地批判底层民众‘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层沦落’”,因此,这是一个与现代启蒙主义思潮有关的概念.把底层写作现象与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联系在一起,是孟繁华将“天下情怀”寓于文化批评之中的一贯路径.

孟繁华是启蒙立场上的理性主义者.他的批评的主体思路是作为现实的发言者,从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出发进行价值的诉说,凸显出一个现代启蒙主义者的精神理路.它融合了西方知识左翼、中国本土的国族关怀的精神传承,以及自晚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积累的现代文明的启示,因此,我们从这些分散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一条主体思路不断深入的精神脉络.

作者曾经用“文化游牧部落”在“千座高原”上驰骋,来比喻当今文化无序的状态.作者提出的置疑是“方位不明的游牧部落真的能够为未来的文化带来福音吗”(《后记》)实际上,作者以这部新著已经做出了回答,若想给未来的文化带来福音,知识分子不能把自己摒除在时代之外,放弃一贯坚持的价值立场和精神承担,他有义务坚守一切高贵的价值,并对一切不合理的文化现象说出自己的判断.

(作者单位:辽宁作家协会创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