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如何解构诗与哲学之争

摘 要：诗与哲学之争是一个带有古典色彩的思想话题,但在后现代文化逐渐成为事实的今天,在解构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任何宏大的问题都有从底基坍塌的危险.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德里达不再直接回答“诗与哲学”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运用解构的策略,从“逻各斯中心主义”、“白色文学”等角度来解构和消解这一问题的存在,从而为重新思考这问题开辟了全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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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哲之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

诗与之争在后结构文化语境中,遭遇到了新的挑战.这一次将不再是和平的调解,而是暴风骤雨般的攻击.真正让诗与哲学之间的争执获得彻底消解的力量,来自解构主义.解构主义者用拆除文学和哲学体制壁垒的办法来达到颠覆和消解的目的.而这挑战的力量,主要来自影响整个后结构思潮发展的重要思想家：德里达.

德里达对“诗与哲学”的态度,源于他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挑战：

形而上学的历史,尽管千差万别,不仅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甚至包括莱布尼兹）,而且超出这些明显限度,自前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始终认定一般的真理源于逻各斯.[1]

形而上学是一个全盘性的巨大西方传统.德里达将之命名为“在场的形而上学”.在德里达看来,这样一种哲学方式和思维方式已经牢牢控制了人们的所思所为.人们总是不自觉地陷入到这种形而上学的操纵中,对任何偶然性都不以为然,心安理得地依赖于某些成规、定论、公理.

在德里达看来唯有“解构”才能使我们在这种恐怖的形而上学氛围里摆脱形而上学的控制力量和渗透力量.“解构”首先是一种质疑任何权威之正当性的行动,为了解构,我们必须得质问：

传统是从哪里来的,权威与公认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没有无记忆的解构,等那些如今起着规范作用的、具有直协调性的、支配性的因素都有其来历.而解构的责任首先正是尽可能地去重建这种霸权的谱系：它从哪里来的,而为什么是它获得了今日的霸权地位?[2]

于是,德里达要在文字与哲学的对抗、文学与哲学的对抗中彻底摆脱来自形而上学的影响.德里达选择把语言问题作为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靶子,就在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重要表现就是：以言语为中心,用口说的话（言语）来压制书写的话（文字）.因而,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就是以言语为中心,用言语来压制文字的历史.而“逻各斯中心主义”不过就是一种“言语中心主义”.[3]

德里达认为,正是以“言语中心主义”为代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成了西方传统的思维习惯,也造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如现象与本质、真实与虚检测、客观与主观、感性与理性等对立的二元,并在这对立的二元中,又强调两者的统一性、同一性、确定性,而贬斥矛盾性、差异性、不确定性.

在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念中,对立面的平行并置是不存在的,在的等级关系中,对立双方中的一方总是统治着另一方（价值论意义上的、逻辑意义上的等等）,高居于发号施令的地位.[4]

这样的思维方式,也导致了西方的思想者在对待上述对立关系时,总是会认为两者是一种从属的等级关系,前一项总是先于、优于并支配后一项,因而前者是首位的、本质、中心的、本源的；而后一项则是次要的、非本质的、边缘的、衍生的.

把“诗与哲学”对立起来,一直就是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的传统之一.哲学被认为可以认知世界和传达真理,而诗则因为其虚构、隐喻的特质,而无法传达真理、认识世界.这样一来,哲学优于诗,哲学占据中心,诗则处在边缘.在德里达看来,这一对立就是以哲学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

二、哲学是白色的文学

德里达对“诗与哲学之争”的解构是通过论证哲学中存在“隐喻”[5]来完成的.在传统观念中,哲学作为一种智慧之学是对真实世界,即真理的传达.它追求清晰的概念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模式,因而不应包含修辞或隐喻这些诗中才有的特质.即使它们在哲学中少量存在,也只是起辅助性作用,如柏拉图对话中出现的一些对神话的引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话语应是非隐喻的,它应该直接呈现事物；相反,只有诗的话语才是隐喻的,诗不能显示真理,只能使形象变得鲜明生动.

德里达对这一观念进行了解构.他力图揭示哲学话语的诗性（文学性）,并集中探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哲学和文学一样也是一种文字书写,也受制于原型文字的分延逻辑；其二是哲学和文学一样也是一种施行言述,也受制于语境和惯例逻辑；其三是哲学和文学一样也一种修辞性话语,也受制于原型文学的隐喻逻辑.[6]

在德里达看来,原始的语言必然是诗意的、隐喻性的,“史诗或抒情诗,故事或歌曲,原始的语言必然是诗意的东西,诗,文学的最早样式,本质上具有隐喻性”.[7]而哲学作为一种语言,最初也是起源于诗,故必然具有隐喻性.德里达认为,西方的哲学传统中一直就存在着隐喻.然而,传统哲学力图以逻各斯来消除隐喻及其不确定性,但传统哲学其实本身就是建立在隐喻基础上.柏拉图的“日喻”、“线段之喻”、“洞穴之喻”等等,就是西方哲学传统中最根本的隐喻.传统西方哲学一方面以逻各斯来消除隐喻,另一方面又在使用隐喻,因而一直处在用隐喻来消除隐喻的悖论之中；而揭露出哲学这一隐蔽的隐喻性质,也就是对哲学与诗之二元对立的解构.

通过前面的分析,德里达指出,隐喻并不是哲学中可有可无的东西,隐喻也并不是偶然出现在哲学文本中.,原因正如黑格尔所言：“隐喻的范围和各种形式是无穷的.”[8]没有隐喻,就没有哲学,哲学文本如同文学文本一样,都要依赖于隐喻.因而那曾经被哲学所指控的文学缺点：伪陈述、虚构、隐喻、不确定性等也正是哲学自己的品性,所以哲学不是别的,它就是几千年来所极力排斥和贬低的文学.从这一角度看,哲学也只不过是看不见的白色的文学,一旦在哲学上面撒上一些显示剂,它隐藏着的隐喻真相就会显现出来.正因为如此,他在《哲学的边缘》一书中把形而上学形象地称为“白色的文学”或“白色的神话”.保罗·德·曼（（Paul de Man））也指出：“一切的哲学,以其依赖于比喻作用的程度上说,都被宣告为是文学的,而且,就这一问题的内涵来说,一切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说,又都是哲学的.”[9]这样,德里达以“隐喻”为突破口,彻底解构了西方历史上哲学与诗之争这一命题,并宣告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特征的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10] 到此为止,德里达的解构为我们勾勒了这样一幅具有莫大反讽意味的哲学图画：哲学不是别的什么,它就是几千年来它极力排斥和贬低的东西—文学.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即认为诗战胜了哲学.德里达的目的是要解构诗与哲学的二元对立,而不是像柏拉图那样要用哲学来压制诗、取代诗.他强调哲学文本的隐喻,不是为了否定哲学,而是要说明,不存在一种对诗（文学）具有优先权的哲学.他并没有为抬高文学而贬低哲学.

为此,德里达多次强调他解构哲学——形而上学,也尊重哲学——形而上学,他反对的是哲学——形而上学自诩为惟一的真理和至高的权威,但他也维护哲学——形而上学存在的权利.解构就是要让对立冲突且互不兼容的东西能够共处并存,解构即保卫和肯定“他者”.他强调：

“解构的运动首先是肯定性的运动,不是确定性的,而是肯定性的.让我们再说一遍,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我不知道解构是否是某种东西,但如果它是某种东西,那它也是对于存在（Being）的一种思考,是对形而上学的一种思考,因而表现为一种对存在的权威、或本质的权威的讨论,而这样一种讨论或解释不可能是一种否定性的破坏.”[11]

在德里达看来,解构是独断论的敌人,是观念局限性的揭露者.它总是肯定有别的可能,肯定他者存在的权利,肯定不可预期的东西.德里达解构哲学与诗（文学）对立的目的,也是在说明,哲学话语也是一种隐喻性话语,这与文学话语没有什么不同的.德里达从根本上消除了它们之间的差异：

这时可以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在研究哲学文本的时候,必须考虑它的形式结构、修辞机理、它的文本类型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它的阐述和生产的模式.不仅如此,还要考虑它的舞台和句法空间,这不光是把它的所指和参照物同存在或真理联系起来,还包括编排它的程序等等一切内容形式因素.简言之,必须把哲学视作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利用它的语言潜力,挖掘、强化或推进那些背离常规的、比哲学本身还要古老的转喻（隐喻）资源.[12]

在德里达看来,哲学与诗同出一源,哲学与诗是可以和谐共处的,它们之间不存在争执.“诗与哲学”这样一个古老而新的命题,就这样被彻底解构了.

三、解构与诗哲之争

德里达对“诗与哲学之争”的解构,并不是这一命题的历史性终结,而是新的思考的开始.因为,过度关注争执本身反而会遮蔽我们审视的眼神,而只有跳出历史（如果可能）,才能看到真义.“诗与哲学”作为命题的意义不在于解决诗人或哲学家的地位之争,而在于其本身与西方思想之演进历程的牵扯或互动.

众所周知,诗与哲学,在历史上、事实上（尤其在文本实践上）并非水火不容,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诗与哲学往往共存共荣,界线并不分明.然而,在知识的谱系上它们之间却有等级的差别、高低的区分,这一点也不容置疑.本文前述部分详细探讨了它们二者之间这种此消彼长的张力与争执.随着历史的推进与历史境遇的改变,今天我们不得不直面一种现实,即哲学的式微和诗学（文学）理论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这也造成了“哲学终结、文学统治”的客观效果.而促使这一切发生的往往是来自哲学家内部的阵营.最典型的就是精通古典文学的哲学家尼采.他的几乎所有（哲学）著作都可以被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尤为关键的是：这些箴言式的文学作品颠覆了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几千年的哲学传统.这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跨度,又是整个20世纪文化流变之滥觞.此后,弗洛伊德广泛论述了文学艺术的产生和作用,海德格尔追溯“艺术作品的本源”并诗性地运思以高扬诗本体论,拉康专门研究爱伦·坡的小说,萨特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纯粹哲学之间成功地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此,法国哲学家杜夫海纳不得不承认：“这丝毫不足为奇,艺术（尤其是文学）引起了所有科学的关注,特别是那些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13]

相应地,哲学在知识王国里的合法性地位出现了危机,开始受到置疑、攻击甚至颠覆.如前文所述,德里达把整个哲学传统看成是隐喻性的,即诗性的、文学性的.保罗·德曼也说：“对形而上学本身的批判活动,在整个思想史上不断出现,其关键,就是比喻的修辞学模式,或者说文学,如果愿意这么说的话.”[14]

也许哲学的黄昏是从尼采时始的,到德里达所代表的解构主义时代,它已经沉入黑暗当中.在这段时间里,哲学不断地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不得不反复地申辩自己的作用与价值.就像苏格拉底被迫在雅典民众面前为自己的无罪作申辩那样,胡塞尔不得不承认：“哲学的历史从其内部看,越来越具有一种为其生存而斗争的特征.”[15]不难看出,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德里达、罗蒂、德罗,哲学之所以陷入困境,诗与哲学之所发生争执,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哲学内部一派与另一派的较量.

注释：

[1]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4页.

[2]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5页.

[3]德里达：《论文字学》,前揭,第15页.

[4]Jacques Derrida, Posi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p.41.

[5]“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metaphora, παρομοιωση”,其词源“meta”的意思是超越,而“pherein”的意思是传送,它是指一套特殊的语言学程序,通过这种程序,一个对象的诸方面被传送或者转换到另一对象,以便使第二个对象似乎可以被说成第一个.隐喻有着各种不同的形式,其中涉及的对象也可变化多端,但是这种转换的一般程序却是完全相同的.隐喻以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相异性为基础.

[6]余虹：《艺术与归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2页.

[7]德里达：《论文字学》,前揭,第396页.

[8]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卷,第127页.

[9]保罗·德·曼：《解构之图》, 李自修 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98年版,第92页.

[10]在重视隐喻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要警惕一种过分强调隐喻的“修辞霸权”倾向的出现,具体论述可参见李森 张晓红、佛克马等：《苍山夜话》,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其中《隐喻问题》对隐喻问题有详细、深入的讨论.

[11]德里达：《不存在一种自恋》,见德里达：《德里达访谈录：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何佩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12]Jacques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Alan Bass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p293.

[13]M.Dufrenne, ed. Main Trends in Aesthetics and Sciences of Art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79,p59.

[14]保罗·德曼：《解构之图》,前揭,第64页.

[15]E·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5页.

作者简介：梁建东（1978.9-）,男,湖南涟源,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及欧美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