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徒”形象与香港

【摘 要】作为香港文学史中一部不可不提的文学作品,《酒徒》的人物刻画、意识流手法在香港文坛影响巨大.本文通过对刘以鬯笔下酒徒形象的分析,解读香港商业文化的特点,以及这种生活对人性自由的影响.分析意识流写法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

【关 键 词 】“酒徒” 香港商业文化 意识流

刘以鬯笔下的“酒徒”是香港的一个普通作家,但却终日在醉与醒、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想坚守严肃文学而又不能.他的“呐喊”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和抗争,只是这“呐喊”已被都市喧嚣所淹没,酒徒也未能摆脱这个“丑恶的世界”.都市人生通过酒徒之口诉出：“意志现象愈臻完全,痛苦也就愈为显著；智力愈发达,感觉痛苦的程度愈高；认识愈明晰,意识愈高,痛苦也跟着增加”.本文试图通过对《酒徒》作品中主人公的性格分析,进而探讨产生“酒徒”性格特点的社会原因,并对书中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做简要论述.

一、酒徒形象分析

酒徒生活的香港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业社会,普通大众只满足于物质的实现,缺少精神追求,这使得酒徒感到困惑、迷惘、痛苦与煎熬,因而他只能在精神炼狱里煎熬：理智上,他清醒地意识到在现代商业化社会中追求严肃文学、坚持精神守望已不可能；但在精神上却难以放弃对文学理想和精神信仰的追求.于是,酒徒只能在半梦半醒之间进行绝望的挣扎与反抗.酒徒内心充满了矛盾和困惑,情感复杂：应商业化社会的需求创作小说,因被迫放弃纯文学而悲哀,他的内心始终在清醒的现实与混沌的梦幻之间徘徊.情感、理想的漂泊无着使酒徒焦虑不安,让他时刻接受炼狱之苦.

酒徒时时为自己的堕落感到羞愧,“一个文艺爱好者忽然放弃了严肃文艺的工作去撰写文字,等于一个良家妇女突然背弃观念到外边去做了一件不可告人的事情.”“写过通俗文字的作者,等于少女失足,永远洗刷不掉这个污点!”他常常下决心戒酒,停止写这种东西,“如果不能戒酒的话,受害的将是我自己.如果继续撰写文字.”但香港的社会现实又使他感到抵抗的结果只是和自己过不去,于商业文化丝毫无碍：“我必须生存下去.事实上,即使我肯束紧裤腰带,别人却不会像我这样傻.我不写,自有别人肯写.结果,我若饿死了,这锅‘黄祸’也不见得会因此而消失.”严肃文学创作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在香港必须要耐得住清苦,为什么非得“我”来承担这种这份苦役,“香港文人都是聪明的.谁都不愿意做这种近似苦役的工作.我又何必这么傻?别人已经写洋楼坐汽车了,我还在半饥饿的状态中从事严肃的文学工作.现在,连喝酒的钱都快没有了.继续这样下去,终有一天睡在街边,吃西北风.”他就这样欲罢不能,停而复始,一直生活在内心的矛盾与冲突之中.其间,为了坚持追求严肃文学,他计划和麦荷门创办《前卫文学》,收到路汀从英国寄来的小说《黄昏》让酒徒兴奋不已,可是当他把此书推荐给麦荷门的时,他却发现麦荷门对文艺空有热情并无的欣赏力,当酒徒发现这一点时,内心感到无比的悲哀,这是一件比严肃文学不受重视更让人悲哀的事情.如果注定孤独,那继续生存还有何意义?于是他想到了死,也许“死”是逃避现实、寻求灵魂安宁的唯一选择.然而把酒徒当儿子新民的雷老太太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酒徒被她的善良与真情感动发誓戒酒,认真生活；但是外界的压力过于强大,酒徒实在无力抵挡,终于又败在酒的门下,继续做酒的奴隶了.

酒徒内心在写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喝酒与戒酒之间反反复复,表现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香港职业作家的复杂心态.内心的焦灼不安,是纯文学在种种外部压力下的必然反映,也是人物追求生命存在意义的身份焦灼,酒徒用痴狂而清醒的姿态对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进行叩问.

《酒徒》中除酒徒外还有各色复杂人物,俨然一个香港的小历史.年轻漂亮的张丽丽“是一个势力的女人”,她“固体的笑犹如冰块一般”,她衡量爱情的惟一标准是金钱.表面纯洁的杨露也一样,不知情为何物,全身上下都是“庸俗的色彩”.而文中唯一坚守严肃文学的麦荷门却根本不懂文学,他只是想给后人保留点什么,希图“获得百年后的认知”等 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都失去了存在意义,作者以酒徒的视角体察出了人生的荒谬.

二、酒徒的香港

刘以鬯的《酒徒》于1963年出版,当时香港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型期.处身于这样的环境中,严肃文学没有生存空间,作家若想坚持己见,强调个体价值,就可能会像“酒徒”一样不断被主流折磨,最终变成自己对自己的亵渎.在香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商业都市”身份浮现于世的时候,刘以鬯以其《酒徒》展开了对于商业主义侵蚀文化的批判.

当时香港的文学格局正呈现这样一种状态：通俗文学占据主流,严肃文学处于边缘.前者以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和亦舒、岑凯伦等人的言情小说为代表,后者以刘以鬯、西西等名家为代表.一般来说,严肃文学意味着文化批判,它代表了一种启蒙精神,英国殖民当局对此是排斥的.因为作为殖民政府,这样一种启蒙如若唤起被殖民者的民族自觉,就等于让他们认知殖民政策控制、镇压、垄断的本质,自觉引向反叛与革命之路.香港采用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市场机制主导一切,港英政府不管不问地将文学置于市场之中,其结果自然就是通俗文学的发达与严肃文学的萎缩.

早在香港经济腾飞之初,刘以鬯就在哀叹这个商业城市对人性的挤压了.酒徒生活的香港,笔墨是用来做生意的,在这个金钱的世界里,新旧文学都无从立身：作为文学主流的香港通俗小说,历来不变的一个性质就是其商业性,这也就是香港通俗小说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地方,其他地域的通俗作家在取利之余还要为名,香港的卖文者没有其他的目的,完全只为了稿酬,因而他们在撰文时只注意投合读者的趣味.香港由于特殊历史原因,既不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也没有建立起健全的西方文化精神,是一个失去了文化根基的、纯粹实利化的城市,一切以金钱为中心.在香港所谓文化只能是金钱支配下的畸形儿.这里的报刊完全按照生意选择作品,对于他们来说,“小说与电影并无区别,动作多,就是好小说,至于气氛、结构、悬疑、人物刻画,等等都不重要.”真正的文学与艺术,成为了“票房”,因此在香港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最畅销的文化作品是武打小说、小说与动作片、粤语片.酒徒在给他人的信中说：“香港的文化空气,越来越稀薄了,书店里只有武侠小说,小说、四毫小说、彩色封面而别字连篇的冒牌文艺小说等这些都是商品；而书店老板皆以赚钱为目的.他们需要的只是商品,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香港文化界为一批不学无术、招摇过市的人所占据.所谓的“影评家”连“蒙太奇”都弄不清楚只将一部电影里的娱乐成分作为它的主要成就,并且认为女主角的魅力比她的演技更加重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香港代表们,身穿笔挺的西装,插上金笔套派克六十一型,在讲台上李白长杜甫短地乱扯一通,却不知道杰克伦敦的名字.当别人问一位代表对于詹姆士乔伊斯的作品的看法时,他居然回答：“我不大留意新作家.”就这样一些没有作品的作家,还要去参加关于“传统性”与“现代风”的学术讨论. 在一个繁荣堕落充满暴力、诚信缺失的香港,那个左突右冲、四处碰壁,极力自救又不断沉沦的酒徒形象,是刘以鬯对异化的生存境遇深刻反思的结果.物欲横流、精神道德沦丧、文化日益商品化,是香港转型期的种种社会问题.在社会转型期间,价值体系的重塑,个人原有价值体系的瓦解,缺乏健全的价值认知,从而逃避现实.一方面,传统文化不能提供给人们应对现实困境的出路；另一方面,现实社会商业化将人的调动起来,但是人文精神却遭到挤压,造成人的精神没落,造成人的思想大于行动.酒徒所表现出的对现实缺乏行动能力,对于文学理想的坚持湮没于世俗社会之中,就是处于香港商品经济飞速发展、人文精神落后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的一种典型表现.

酒徒所渴望的严肃文学其实是一种与社会、大众对立的批判力量,而香港从事严肃文学的作家却根本找不到一个生存的位置.首先,香港缺乏一个精英文化阶层,是以高雅文学作品没有市场；其次,香港是一个极其“自由”的地方,作家用血汗写出的作品,只要略有可图,就会被大量盗版,作者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为了生存,香港的严肃作家被卷入商业文化中,从事自己所蔑视的活动.他们被推到一个极其窘迫的境地,遭受着严重的内心分裂.

在《酒徒》中,人不但与社会疏离,与他人疏离,更与自己疏离.刘以鬯对于香港现代都市文化所导致的人性的异化、人格的分裂的揭示较之于政治、社会批判,显然来得更为深刻.这样一种人性的异化,人格的分裂,才是香港都市所导致的更为严重的危害.这样的一种暴露,比之于政治的、社会的批判显然来得更为深刻一些.

三、意识流与人物形象塑造

如果说西方现代主义多是反映理性社会中人的精神分裂,香港的现代主义则较少反映人性的形而上的体验,而关注现实中金钱对于人性的扭曲和市场对于文化的侵蚀.《酒徒》中贯穿着“醉”与“醒”两重结构.“醒”时主人公是理性的,书中的基本情节由此而得到交代；“醉”时主人公是失常的,他的内心的意识流动上天入地也是合情合理.这样一种结构虽然不免斧凿的痕迹,但既能让读者明白情节发展,又开拓了作品人物内心的空间.刘以鬯在《酒徒》中尝试多维度地展现香港文化人的内心分裂的,显示出“东方意识流”的神采.

《酒徒》打破传统小说叙述的时间连续性,通过酒这一相似度检测,将人物的下意识、清醒、模糊、狂放、冷静等种种跳跃性的联想结为一体.在作品中“酒”是一个蕴含丰富的象征符号：一方面,象征人物的、痛苦与矛盾,人物的酒醉与酒醒时行为的相互交叠、陆续递嬗,构成了小说的深层线索；另一方面,酒也是具有中国色彩、与文人的关系密切的象征意象,通过酒的媒介,酒徒抒发自己的感慨,道出诗人般的现代诗的语言,充满反复、重叠、象征、隐喻、暗示,建构起朦胧的意境,造成诗意的美感.作者有意借用拉美流行的魔幻现实主义广泛采用的“变现实为幻觉而又不失其真”的手法,将酒徒的梦幻、下意识交叠呈现川流不息,文本层面为了追求酒徒醉酒的真实效果,不分段落,连标点都省去了.同时作家又注意区分主人公的各种精神状态：酒醉时和梦境中,用意识流写法,有意将客观世界扭曲,使之主观化,有时借助心理分析手法,通过对现实社会的变形处理,地剖析其黑暗腐朽；而主人公恢复理智便改用清醒的意识,对客观世界作出冷静的判断.

《酒徒》不局限于描写人的日常生活表层,省略对人物的服饰、具体行动描绘,而是将艺术的聚焦点对准人物精神的深层结构,抓住人的感情活动、意识乃至潜意识,小说的重点不是写人物在干什么,而是重在揭露人物隐秘、黑暗的心灵纠葛,运用不同的方式去表现书中主人公在内心世界受到外界压迫时所引起的冲突.整部小说中描写心理活动的篇幅大大超过了写实的部分,突出人物的自由联想,这种联想不同于传统小说依据事物自身固有特征的联想,而是依据人物的直觉、酒后的朦胧昏乱意识和幻想性质的联想,不受形式逻辑的约束,而且联想过程中的轨迹、桥梁也被隐去,使得小说在章法结构上呈现变化突兀和多层次的特点.刘以鬯不拘泥于一种物质性的真实,将世界纳入到个人意识之中,打破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模式,以一种非逻辑的表述形式,显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形成一个“放纵和幻想奇特地并列在一起的各种自我的活动舞台”.这种现代主义艺术形式,在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文坛显得格外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