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的文化心理

关 键 词 ：文化心理 文学本位 从政意识 失位感

摘 要：文章集中论述了何其芳的三种文化心理现象.分别为：文学本位精神；政治冲动；失位感.展示了三种心理的发展变化历程,论述了三种心理对何其芳的人生、事业造成的影响.希望就此引发对文化心理问题的思考.

文化心理,指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文化特征的社会心理现象.文化心理常通过文学活动表现出来,同时,这种心理也反作用于文学.何其芳有三种文化心理值得注意,这包括：文学本位精神；政治冲动；失位感.这三种心理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何其芳人生的各个时期,隐约贯穿了何其芳的一生,对何其芳,尤其是其文学活动影响很大.

一、本位

文学本位心理,即以文学为人生的事业目的,为发展文学而怎么写作于文学的心理.文学本位心理的形成往往从对文学的喜爱开始.对文学,何其芳从小就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迷恋之情.整日徜徉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的艺术世界里,还大量阅读《昭明文选》《赋学正鹄》《唐宋诗醇》等集子.有时,也为弟妹们讲《封神演义》《水浒》《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并尝试进行文学创作,由此逐步迈入文坛.

到了创作《预言》和《画梦录》时,何其芳的本位心理表现得最为鲜明,对文学,他甚至产生了一种类宗教的情怀.在《迟暮的花》一文中,他曾借一个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观：“在粗暴的疯狂的喧哗声里我们听不见高贵的优美的声音了”,“文学将不附于任何宗教之上”.文学既然是与世隔绝的,那么作者的任务,就是避开粗暴的喧哗,专心在深宅大院里雕刻高贵与优美.这无疑影响到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何其芳将精力更多地投在语言的锤炼上.《墓》这篇作品极具代表性.其中,有词藻丰富的景色描写：“翠岩的横屏涌出旷达的草地等黄金的稻穗起伏着丰实的波浪.”造作的动作描写：农家女孩做早饭写为“做晨餐”；姑娘看到“银色的月光”,无端流下眼泪.最后,再来一个英语单词“paradise”.作品通篇都在堆砌词藻,也影响到了何其芳的文学活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图作美文.除了少数几个志同道合的文学朋友,难得与人接触,他活得很孤寂.在何其芳的早期作品《墓》中,他曾这样描述女主人公的成长：“她是快乐的,她是在寂寞的快乐里长大”,这正是他内心感受的抒发.

1938年后,虽然何其芳扮演了一个社会改造者的角色.然而文学本位心理一直都在意识深处左右着他的行为.在延安,即使他成了一名员,并负责一定的领导工作.可实际上,何其芳还是有自己的文学打算的.整风前,他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教书、写作上.在一首诗中,他如是描述自己：“我还要证明我是一个等热心的事务工作者,也同时是一个诗人.”虽然,从延安整风开始,一直到建国前夕,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何其芳放弃了创作,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事业中,但是,他只是把这种放弃看做是创作的间歇,暂时的休止.因此,建国后不久,他便希望能够放下大多数政治工作,静下心来创作.为此,1951年,当周恩来有意调他做政府秘书时,他推拒了.理由是,“我满意在马列学院做国文教员,担子轻,有时间还可以学习和写作”.环境虽在变化,但在何其芳心中,文学从来都是一个亟待实现的美梦.这梦也许面貌不同,但历久弥醇.“”中,他在身心遭受极大伤害的情况下,依然梦想有一天能够重执彩笔.在一封信中,他这样说道：“我个人要求想在运动结束后搞创作,不搞研究了.”他还勾勒出一部长篇小说的大致框架,“写一百万字,写个三部曲,第一部写知识青年走向革命等第三部写工农兵结合”.然而“”后,这个长篇,只匆匆赶了五万多字,他就溘然长逝了.从最初的喜爱,到后来的执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何其芳对文学的感情却始终如一.这正是许多现代文学名家值得称道的地方.

二、政治冲动

在中国,由于受儒家入世思想、重文轻理观念,以及人才选拔机制的影响,很多文人内心都有着隐秘的政治冲动.何其芳的意识深处同样存在这种冲动,而且这种冲动一旦受到环境刺激,就转化为行动.

何其芳从小就信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英哲学.据何海若回忆：小时候,对古代的作家,何其芳最推崇范仲淹,很佩服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等更钦佩他既有文学才能,又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卓识,使当时正在觊觎祖国西部的少数民族西夏和羌人慑服”.文武双全,建功立业,这是何其芳认可的成功范型,从中不难看出他的政治抱负.

大学毕业后,在现实的鞭打下,精英意识逐渐在何其芳心中苏醒了.在莱阳,他看到“那些在农村生长起来的青年等经常吃着小米,四等黑面和番薯,却是那样热心等研究着各种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而且他们那样关心着政治”.这刺激着何其芳,使他若有所悟.他曾动情地回忆过自己当时的那种变化：“我总是带着感激记起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小县.等我才肯定地想到人间的不幸多半是人的手制造出来的,因此可能而且应该用人的手毁掉.等‘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地发议论’.”1937年后,何其芳的心态发生显著变化,其行为法则也从“独善其身”滑向“兼济天下”.对何其芳来说,精英意识一旦觉醒,就变得不可阻遏了.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四川万县教书,编辑《川东文艺》,不遗余力地做着文化启蒙、社会批判工作.后到成都,与人合办《工作》,著写文章批评时政.并最终于1938年8月,奔赴延安,并加入了.1942年整风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何其芳完全转向政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更多地从事事务性工作”.他曾继任四川省委（公开）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西南局文委委员等职.当然,出于需要,他也写一些东西.但这时,文学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目的,而是政治手段了.整风之后直到1949年新政权成立,何其芳以文学为利器,向国民党发起进攻,揭露国统区的黑暗.建国后,他虽有复归文学创作的打算,但在更多时间里,政治意识、政治环境促使他进一步参与了政治活动.在建国后发起的历次运动中,他都是主要的战士.写过一系列的批判文章,如《驳对于武训和〈武训传〉的种种歌颂》《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等.1966年2月,他还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谢瑶环〉》一文,批判《谢瑶环》和《海瑞罢官》,这种工作,一直做到他被打倒为止.

政治冲动一直是何其芳无法摆脱的精神诱惑.在环境的刺激下,他的政治意识经历了一个从隐到显,从平淡到强烈的转化过程.建国后,虽然他曾有解甲归田的打算,但种种迹象显示,他身上的政治味道反而更浓了.

三、失位感

奇格蒙鲍曼论述过“知识分子”的“位所”问题.他认为,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在社会权力多元化的进程中,所谓的知识分子,因为既不属于政府官僚机构,也难进入技术部门,成了余留出来的人群,从而导致自信心缺乏.这就产生了“失位感”.其实,在中国,这种心理古已有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百无一用,此之谓也.“五四”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文人抛开货卖帝王家的政治选择,漂游在政府机构和技术部门间,天天做些“无用之事”.一些人开始从意识的最深处鄙视自己的身份.失位感因而变得更加强烈.

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醉吧――给轻飘飘歌唱着的人们》一诗中,何其芳曾流露过强烈的失位情绪.在他眼里,文人们既无聊又无用,他们“梦着剩下的西瓜皮,梦着无梦的空虚”.作为其中的一员,他简直在嘲笑自己了,他“听见了自己的羞耻”,因为他感觉“像一只苍蝇”.失落于自我的“无用”,虚无感强烈地考验着他的自审神经.他试图给自己的文学存在找一种说辞,以便从虚无感中开释出来.他曾着意强调过文学的娱乐作用.说：“我写着一些短短的诗和散文,我希望和我同样寂寞的孩子等得到一点快乐和抚慰等我觉得这是我仅能做到的对于人类和世界的一点贡献.”他又想从“工作”中为漂泊无助的文学之魂寻求寄主.何其芳将“工作”的意义看得很高,他说：“在成年和老年之间还有这一段很长的距离.我将用什么来填满呢?应该不是梦而是严肃的工作.”文学也是一种工作,只要严肃对待,认真去做,当然有它的意义.而他一直都在认真做着这项工作,所以其创作是有意义的.他已经为自己的文学事业找到合适的答案了吗?这答案是如此虚弱,以至他不得不通过“走另路”的方式来进一步充实自己.于是,向政治靠拢成了他的现实选择,他最终奔向延安,在延安.如《夜歌》所写,他为奋勇作战的士兵创作,和辛苦劳作的农民一起耕耘,为汗流浃背的工人歌唱.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并为此而快乐,然而,何其芳依然有难言之隐.1939年2月,作为鲁艺的一员,他随贺龙部队活动在冀中平原活动.在紧张的部队生活中,他既没有什么具体工作,行军打仗中还要让士兵照顾,不仅士兵对他有意见,他自己也颇感难堪,自觉是个无用之人.一直到1942年整风后,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因为,何其芳完全放弃了文学创作,全身心投入到政治革命中,由此获得了“用”的意义,他也能以此为资本,进而批判了王国维的“艺术无用论”.建国后,想创作的念头挥之不去,兼之被安排在文研所工作,何其芳的失位感又幽灵般钻了出来.到了晚年,他还在一封致于武的信中惭愧地说：“你做实际工作多,或许比做文艺工作更好,对革命真正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他认为,他所做的文艺工作除了能够制造麻烦外,对革命没有什么益处,实在不值得艳羡.言外之意,他觉得还是做实际工作好一点.这些话不免会受到“”背景的影响,但其中的失位意识依然很重.在漫长的延安之路上,何其芳由失位开始,又以失位结束,这成了他的心理宿命.

结语

何其芳一生,文化心理在不断变化.最初,三种文化心理都曾经影响到何其芳.但在1936年前,何其芳的文学本位心理非常明显,政治冲动有意无意间完全被抑制了.此后,一直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失位感开始像野草一样蔓延开来,文学本位意识逐渐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功利特征更加鲜明的政治心理.1942年到1949年,何其芳的政治获得充分释放,而文学本位意识冬眠,文学转化为纯粹的政治工具.1949年后,何其芳的文学本位心理苏醒,此时的他已身兼官员、作家、学者三种身份,三种心理更是纠缠不清.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生的多数阶段,何其芳都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从事文学活动的人,或者说,与其他心理相比,他的文学本位心理表现得更加强烈、鲜明.这一定程度上,又体现出他作为一个现代文人的心理特征.因为,摧毁封建科举制后的现代中国社会,有可能令文人彻底打消由文而仕的唯一念头,从而使文学化为一种独立的事业和职业.可悲的是,何其芳虽然有从文的打算,却没有坚持到底,总“怀金悼玉”、见异思迁.这三种文化心理对何其芳的影响显而易见.他热爱文学,对文学充满执著的理想主义精神,但由此引发的失位感又噩梦般折磨着他.在环境的刺激下,他走上从政之路,但走得并不彻底,总挂念着文学创作.结果,在生命的后半段,何其芳多数时候活得很惶惑,找不到自己的主业,看不见事业的基点,也就不能专心做事.结果,事业上终难左右逢源,不免蜻蜓点水,以至其晚年发出“学书学剑两无成”的感慨,落得“缠身仇恨”.当然,其中有环境因素的干扰,但文化心理的作用不可忽视.

那么,其中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我认为首先是文学失“本”的问题.先哲有言,“君子务本”,此“本”包含有“本位”之意.何其芳深受三种文化心理控制,一生都在政治与文学之间跳来跳去,其敢于挑战自我的精神固然难能可贵,但去掉文学之“本”之后,他还剩下什么?所以说,作为一个现代文人,“务本”应是首要任务.其次是与“务本”相关的事业崇高感的丧失的问题.对于文学事业,从业者应该怀有一分崇高感.崇高感是文学事业能够有所成就的一个前提,如果一个文人对自己的事业缺乏信心,自卑失位,会直接影响到其创造力的发挥,结果就可能一无所成.何其芳的代表作《画梦录》,出现在他文学崇高感最强烈的时候；而其“失位”感强烈时期的作品,则很难超越以前,这与他事业崇高感的丧失有很大关系.可见,现代文人应该有事业崇高感.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王雪伟,文学博士,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