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行当里的“新闻民工”

供职于江西南昌某报社的刘刚进入新闻圈已近两年,本该驾轻就熟的他,最近却总是莫名地彷徨.他给自己的博客取名为“新闻民工”.问及这个名字的来由,他说：“一般意义上讲的民工,仅是出卖体力,你看我,是体力、脑力、还有心力,一起卖,所以叫新闻民工.”

在很多人眼里,记者是个让人羡慕、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记者是舆论喉舌、是无冕之王、工作自由、生活光鲜等但真正做了记者的人才知道,无限风光背后,有不为人知的尴尬、辛酸.

最近这两年,“新闻民工”这个称谓在新闻界逐渐流行起来,都是记者们自己叫出来的,可能是一种戏谑,还有可能是一种自我解嘲.

有人说,拿“民工”这个词来表达自己对工作以及生活的不满,是对民工的歧视.依靠语言文字为生的新闻从业者们自然知道自己语言的分寸,绝大多数记者都没有歧视农民工兄弟的意思,只是觉得拥有强大话语权的自己和话语权极弱的农民工一样,可以归结到弱势群体中.一位年轻的记者甚至抱怨自己有时的待遇还不如农民工：“‘鸟巢’工地上的民工过年过节还有人去送月饼、矿泉水慰问呢,我们这些当记者的有谁关心过?”

为理想起义 为现实奔波

连续若干年,新闻专业都排在文科高考热门专业前10位.全国各地各级高校铺天盖地的新闻专业造就了每年3万多的新闻专业毕业生.虽然近几年新闻媒体正在迅速成长,却无论如何难以消化如此众多的新闻学子.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趋势让很多英语专业、中文专业、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开始分吃新闻这块大蛋糕,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在他们面前非但没有一点优势,甚至还要矮上那么一截.于是,工作越来越不好找了.

能够走进新闻圈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想当记者的人太多,能当记者的也不少.2007年《工人日报》招聘10名采编技术人员,却有三四千份简历从全国各地雪片般地飞来.

曾在北京电视台《生活面对面》做过编导的王玮说：“想进入电视台其实很简单,只要有朋友介绍就可以,但是如果没有人引荐,投多少份简历也是不行的.”

走出校园,面对的依旧是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很多新闻专业的学生在离开校门的时候,纷纷转行.那些尚为理想坚持的人们历尽艰辛,走进某家媒体,从实习、试用、见习一路走过,才能够实现梦寐以求的愿望――成为记者.

年轻的记者们不知道,新闻圈内不仅等级森严,且贫富差距很大.王玮提及当年在北京台的收入时说到：“说不好,编导能从2000到10000（元）,拿多少都是可能的.”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王玮说：“其实很简单,做电视节目时间长了,也会熟能生巧.一方面技术成熟了,拍片子撰写稿件也驾轻就熟；另一方面,记者逐渐积累起自己的人脉,也就不愁新闻源了.电视台和报社一样,记者是分‘口’跑新闻的,如果分到很好的口,比如卫生医药等,有时甚至不需要外出采访,就会收到对口单位制作好的成品,只要简单加工就可以播出了.所以,赚取稿费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分到了一年出不来几个新闻的‘口’,那就得靠自己拼命了.”

所以,对于初入媒体的新闻小兵来说,历练才刚刚开始.

因考上名牌大学而走出四川农村老家的刘刚,现在的收入相对于老家的同学已经很高了.但是,相对于在其他城市中工作的同学,自己的那点收入就显得有些单薄.在南昌,每月3000元左右的工资听起来也不算少,但是除去房租、吃饭等费用,作为记者这个特殊职业,交通费、费、各种应酬费用都是不小的开支.每月的工资几经分割,已所剩无几,偶尔再给家里寄点钱,自己的口袋也就空了.

说记者生活拮据,是很多人理解不了的,但这的确真实存在.

新闻乃为稻梁谋?

记者的收入主要分以下几部分：基本工资、稿费、奖金、各类补助等.也有一些并不恪守职业道德的记者有部分灰色收入,却也并不是每个记者都有机会拿红包,一些行业报是没有机会参加记者招待会的.

记者的平均收入在社会上能达到中等偏上水平,但是对于很多处于“民工”阶段的记者来说,生活还是比较艰辛的.很多处于实习期、见习期的记者底薪只有500元~600元,而北京市职工最低工资今年7月已调整到每人每月730元.如果写不出稿子,那么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障,无冕之王就面临着喝西北风的危险.

多写稿多赚钱,没有稿件刊发生活就难以保障.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末位淘汰是行业中通行的原则.

看似公平合理的分配原则却也产生了些许不良后果.作为记者,特别是调查采访,和其他劳动不同,需要智力、体力、毅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充分发挥与积极配合.在“计件算”的薪金制度下,很多记者自然而然地放弃那些可能耗时、费力、不讨好的选题,而去挑那些短、平、快,能够轻松攒分赚钱的选题.新闻报道肤浅、低俗化日趋严重,真正厚重的、对社会生活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稿件倒少人问津.很难想像一个记者用一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对某一事件进行,他的日常衣食能否得到妥善解决.

如果用半个月的时间换成两个7天,一组带有生活泥土芳香的厚重稿件换成每天一篇不痛不痒的稿子,兴许记者能够得到更多的“分”,赚取更多的稿费.于是,新闻稿件越写越“薄”的恶性循环就开始了.

刘刚说自己是个从小有新闻理想的人,匡扶正义、惩恶扬善是他为自己认定的职责所在.最近,刘刚突然萌生“动”意,主要原因却也不是因为薪水,而是想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平台,让自己得到更多的成长机会.在新闻圈里锋芒初露、已小有名气的他工作得并不事事如意,他说,自己已经有两个月没出稿子.他又解释说,不是完全不写稿子,每个月的任务也能照常完成,只是写些不痛不痒的稿子而已.

和刘刚一样渴望实现新闻理想的还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徐基峰,这个年轻人同样对自己崭新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徐基峰是千军万马走过通向新闻圈那座独木桥的佼佼者.一沓颇具分量的实习成果将刚刚毕业的他带入一个很高的平台――大众日报社旗下的《半岛都市报》.这个在胶东半岛尤其是青岛地区影响颇大的都市报,是徐基峰认为能够放飞自己梦想的地方.

但是,3个月的见习期,让这个被无数同龄人嫉妒、被很多学弟学妹羡慕的年轻记者感受到了期待之外的彷徨：“现在工作压力大极了,每天都在为新闻线索奔波着.”

徐基峰刚刚开始见习的时候,整天拿着青岛市地图,蹲在七八月份毒辣太阳底下的台阶上研究.为了寻找新闻源而终日愁眉苦脸是渴望大展拳脚的他始料不及的.

报社里有一个月各种薪金加起来能拿到1.6万元的楷模,但是没有分到“好口”、人脉不旺、经验不足的记者想要达到这个高度并不比攀登古蜀之路轻松.

“当谁家的猫会唱歌了、谁家的狗会讲话了大量占据报纸版面的时候,在这份报纸中也就寻找不出新闻理想的影踪了.”提及现在的境遇和期待中的明天,徐基峰的话语中藏着深深的无奈.“报社很期待我们能够写出具有新闻价值的稿件,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是,目前的体制决定,我们只能为‘分’奔波.这组矛盾是很尖锐的.有关获得中国新闻奖的梦想,先暂时搁浅吧.当稿子与钱挂钩就不可能与新闻理想相统一了.”

新闻理想在“分”面前退到了次要位置,很多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不得不暂时将自己的新闻理想束之高阁,“先站稳脚跟再说”.四川记者老杜形容考评分数像一只凶猛的狮子：“它恶狠狠地张开血盆大嘴,逼得你不断地往前奔命.于是,写稿的目的不再是为民请命匡扶正义,而是为了救命的稿分.”

进入信息时代之后,网络的使用更是解决了很大一部分记者的生计问题.采访开始变得简单,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的时代到来了.于是,“生你者父母,养你者百度”成为一些记者不言自明的宣言.浅尝辄止、道听途说、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成为新闻圈的硬伤.

“訾北佳的‘纸包子事件’是早晚会发生的事情,我和以前的同事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都这么认为.电视记者压力太大了.现在的采编合一又要求我们采访回来立刻进入后期制作,等待领导审核,经常一天一宿都泡在一条新闻上.和纸质媒体相比,因为电视涉及到画面,很多转瞬即逝的信息更难捕捉,于是‘虚拟现场’成为一种‘技术处理’.跑了很长时间却一无所获时,‘计效定薪’会让我们首先想到自己的生计问题.”王玮说自己从电视台辞职的原因很简单,太累了,作为女孩子有些承受不住了,虽然当记者是她很小的时候就渴望实现的梦想.

有报道称新闻记者的平均寿命为46岁,虽然被最终认定为统计噱头,却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新闻从业人员亚健康状态的隐忧.通宵写稿、三餐不定对记者来说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无规律的生活让记者们身体极度透支.广泛意义上来说,记者吃的并不是青春饭,却也在工作中透支着青春.

徐基峰见习期间表现不错,工资待遇也算不错.但是,他开始怀念实习时的日子.那时候没有“分”拖累着,没有薪水引诱着,能够静下心来认真调查思考一个问题.那种感触,离他内心深处的那份“梦想”离得很近.

当原本承载着梦想的新闻事业只为稻粱谋时,很多年轻记者不得不彷徨.

体制外记者――以新闻为生的打工者

对于当前新闻圈的人来说,想在圈中站稳脚跟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一纸“聘任合同”就将记者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截至2006年11月,中国持有颁发的记者证的记者不过18万余人,而整个新闻从业大军,却有80余万之众.很多体制外的记者不但没有记者证,有些连工作证、采访证都没有,拿电视台出入证、报社饭卡外出采访的事情成为对新闻记者无情的讽刺.

电视台更是能将聘用记者分成台聘、中心聘、部门聘、栏目聘等等,逐级分下来更是待遇迥异,福利待遇倒是次要,很多记者更是连合同都没有,更不用提社会保障.难以想像,对“只争朝夕”的临时工作,记者会以怎样的热情投入其中.

不久前,电视台清退数以千计的“新闻临时工”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原本在全国各地风光无限的“记者”,突然间被扫地出门,这让很多圈中人士倍感心寒.

实际用人数与编制数量不符,成为目前编制外人员成为新闻从业人员主力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新闻工作人员体制外化逐渐成为发展趋势.但是,体制外记者得不到的,不仅仅是个名分.虽然很多记者已经开始默认自己“北漂”“海漂”的“打工者”生活,但作为劳动者最基础的社会保障都得不到,是很多“新闻民工”们无法忍受的.

张楠终于决定离开他奋斗了一年多的某著名门户网站,因为他迟迟没有等到自己的转正名额,更别提各种社会保障.在他跳槽到“凤凰新媒体”的第一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各种社保手续办好,虽然薪酬还不如跳槽前多,但这样的办事效率让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归属感,不再有曾经“爱来不来,爱走不走”“随时能来、随时能走”的不安定心理.“我的要求并不高,他们能把各种保险给我交上就行,但是,像我这样编制外等待转正名额的人实在太多了,每个频道都得有几个.我等了一年多也没等到,不走不行了.”

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记者们,是全球公认最危险职业人群中仅次于和矿工的高危人群.人们记忆犹新的2003年衡阳大火现场4名记者受伤,其中摄影记者杨帅被鉴定为一级伤残.近些年,记者采访过程中遭毒打更是屡见不鲜.当记者为民请命之时,自己却成为弱势群体.

近几年,政府加大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北京市劳动保障局规定,对于不给建筑业民工上保险的企业最高可给予1万元的罚款.但是,对于很多处于更加高危行业的记者来说,还处于毫无保护的“裸奔”状态.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着“无冕之王”称号的新闻民工比戴着安全帽的民工更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