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

我曾经说过,历史的好玩之处在于,它不见得总是推陈出新,而是经常旧戏重演,演员虽然变了,但戏的内容却依然如故,有的时候连戏名都换了,曲牌也不讲究,乱七八糟,但是细听听,还是那个老调子,连台步都按老规矩走得一板一眼.

按道理,旧戏重演,靠的是演员一辈辈地心口相传,过去唱戏的师傅,除了教徒弟唱念做打,就是口授几出戏,肚子里的戏越多,师傅就越值钱.但是,历史上的旧戏重演,却没有师徒相授,可一样传得真,演得像,看来,咱们中国人的历史,背后有一个老是重复的大脚本.

蔡元培先生以北大知名,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蔡先生回忆说,在他接掌北大之前,京师大学堂的遗风犹存,学生在学校,不是为了求学,“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学生的另一个毛病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并不见得受欢迎,“考试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检测,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蔡元培之前的大学,是前清衙门转来的,清朝的大臣,奉旨办学,办的就是官学,京师大学堂原来只招进士,科举停办,大家都把大学堂当成翰林院,毕业生就是翰林.以至于有个大学究陈汉章,大学堂请他去教书他不干,非要去做学生,为的就是日后可以做“翰林”.因此,习惯上,学生被称为老爷,而监督（校长）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

不幸的是,时隔90年,北大已经庆祝过自己百岁诞辰,眼看就要过110岁生日了,我们大学里的学习景象,居然跟蔡元培之前的北大如此相像.教师一份讲义打天下,通吃多少年,纸黄页烂不肯换,倒是可以评节约标兵.比那时进步的是,老师不发讲义,要靠学生当堂记笔记.学生们平时不烧香,考前磨着老师要考试范围,老师不肯给的,临阵磨,狂背笔记,上课缺课多的,则借同学笔记复印完了再背.老师肯通融的,则师生皆大欢喜,掌声雷动.对于相当多的学生而言,最好的老师,就是那些上课不负责,考试宽容放水的老师,他们不在乎学到了什么,只在乎那张毕业文凭.连当年学生对教师的态度,都在重演,认真负责而且有点学术水平的老师,不见得真受学生欢迎,而那些在政府里身居高位,或者曾经身居高位的人,无论在学校里做也罢,来挂名也行,都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捧,哪个学校那些的博导们,都有最多的人报考,得以厕身高官或者曾经高官的门墙之内,不仅在“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而且毕业的当口,就有若许进入仕途的便利.官大学问大,不仅在大学体系内是颠扑不破的铁律,也得到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认可.稍有不同的是,学生不再是老爷,他们已经变成了听话的良民和不听话的刁民,老师类似于三班衙役,而管理人员则是六房书吏,我们的校长和院长,则是不折不扣的大人,青天大老爷.

中国的大学,走过了百多年的历史,曾经,我们的大学已经走出了文凭时代,这个走出,是以蔡元培北大的改革为标志的,可是到今天,我们居然又转了回来.奇怪的是,在已经早就不包分配的情况下,学生对于学校的要求,还只是文凭,而学校方面对于教学学生如何适应社会需要,也没有多少改进,甚至感受不到改进的压力.社会对于大学的期待,好像就是一个盖章发文凭,戴方帽子的所在.

西方总是在嘲笑我们历史的循环论,但是,中国的历史还就是总是在转圈,转一个,又一个,什么时候,我们能从这圈里走出来,而且永远不再钻进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