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领域,如何认定好的学术

[编者按] 近年来计算机教育应用领域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入,对于这个领域如何认定好的研究这一论题讨论也日益热烈,尤其是在华人学术界.各个国家及地区在社会科学领域都日渐重视SSCI①论文发表的数量、期刊影响因子及其他量化指标等,这在促进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水平提高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在这些跟论文有关的量化标准外,是否有别的标准来衡量与评价好的学术研究.本刊十分荣幸邀请到台湾大学陈德怀、北京大学林建祥、南洋理工大学吕赐杰、香港教育学院江绍祥、华东师范大学祝智庭、台湾科技大学黄国祯、北京师范大学余胜泉、华东师范大学顾小清、南洋理工大学陈文莉、南洋理工大学黄龙翔、南洋理工大学王其云等十一位从事计算机教育应用研究的知名华人学者共同探讨这一论题.此次讨论由台湾大学陈德怀教授牵头,提出五大论题,由各位学者联系自身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与对话.

陈德怀教授：《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学报》（GCJCE）和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GCCCE）是两岸四地与海外华人学者可以用中文发表关于计算机教育应用的最高学术水平学术交流平台.在这个研究领域,我们如何认定好的学术研究?谈论这个题目,我担心自己不够资格.但毕竟作研究几十年了,若说一点心得体会也没有,那肯定是检测话.我就先抛砖引玉,与大家分享一点自己的看法,希望各位学者能够从本领域的学术价值观出发,酣畅淋漓地对话.希望这次会谈能够吸引更多同行的关注,在圈子里引发一些思考与讨论.这里,我提出以下五个问题,并尝试进行回答.

第一个问题：有些华人学者尤其是大陆学者说,他们的研究很注重实践,但这些实践性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较为有限.这是否意味着立足于实践性研究,就难以产出高水准的学术论文

陈德怀教授：这个问题是关于实践性研究（有时候我也叫采纳性研究）的问题,比较容易回答.我一直都很重视也很骄傲GCCCE有一个教师论坛,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研究,只有与第一线的教师合作,才会有突破的发展,才能走向成熟.这个领域虽然融合了工程、人文、科学（实验数据的验证）等多方面的元素,但最终要落脚到教育实践,要以改善教育现状为最终目标.在实验室里发展理论,建立原型系统固然重要,但田野研究也必不可少.教与学始终与人的行为息息相关,现场观察是研究资料的重要来源.我坚信未来研究的进步,必然教学现场的实践.这样的尝试不仅能使研究水平越来越高,其所扮演的角色也会越来越重要.

吕赐杰教授：目前,我从事的研究更加关注实践领域.一些华人学者尤其是大陆学者的研究比较注重实践,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实践必须根植于理论,以优秀的理论为指导.因此,在理论与实践的侧重问题上,我支持“平衡”的做法,即：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如作扎根研究或田野调查时,从既有结论出发,以理论为导向.此外,我想强调一点.在进行理论研究时,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其他领域的术语、理论.强行植入并不是真正的理论创新与研究, 如将工程学领域的某个术语生硬复制到教育学领域,标榜“理论创新”,这样的“极端”做法不可取,一定要尽力避免.

黄国祯教授：正如吕教授所说,近年来的研究发展,愈来愈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在计算机教育应用（或是数字学习）领域中,更重要的是要由教育的需求角度出发.不论是发展新的系统,或是提出新的方法,都需要能够由学习或教学的需求立场,来检视这些“创新”的必要及价值.最近,在期刊论文的发表方面,台湾的学者也不断提出一些省思的方向.最近我们也在讨论,如何做出对于教育或学术界更有贡献的事.也因为这样的省思,最近大家开始着手规划撰写书籍（包括研究的书籍及教科书）,期望将大家累积的经验作有系统的整理及传承.

陈文莉教授：实践性与理论性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二者不可割裂.一项有意义的研究,不管其理论性多强,最终都得面对如何实践的问题.在新加坡学习科学研究所,我们会定期进行研究分享会.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每当一个研究团队介绍完他们的研究理论时,我们总能听到“so what ?” 的问题.在这样的“质疑”下,我们不断反思自己的研究,力求为学校的教学实践带来积极影响.根植于理论的实践会少走弯路,源于实践的理论则更具有实用性与普遍性,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余胜泉教授：在是否注重实践这一点上,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教育科技研究确有不同,关心实践是一个观察的角度,但或许还有其他的观察角度.凡是研究,都会有理论观点与实践观点.完全理论或完全实践的并不多见.中国大陆发表的一些中文论文,其理论水平以及思想也有其一定的深度,并非像大家所认为的只注重实践,而没有理论.就像何克抗教授团队的研究,除了有系统而深刻的理论体系,还有广泛的、有效果的实践.

中西方学者最重要的差别是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的研究多是发现式的,而大陆的则多是演绎式的研究.西方的研究是以小见大,研究小问题,发现大规律.中国大陆的研究则习惯以宏观的方式看问题,针对实践中的关键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与方法.西方研究多采用资料实证,具有严谨、科学、可控性强的特点,但是,在控制条件下发现的规律,在复杂多因素的生态系统中则未必适合；中国大陆的研究则多着眼宏观、现实的问题,通过演绎性或开发性的思维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而不依靠资料实证.贴近实际,对实践推动的力度大,可以提出非常系统化的、深刻的思想,但局限是很难用资料证实；即使有数据,仍会因为时间长、规模大、影响的因素众多而难以单一归因.

其实两种思维方式,各有优缺点,相互交流和碰撞,可增加相互了解、相互学习,扩展大家看问题的视野,这正是GCCCE相对于国内一些研讨会的独特之处.东方对西方的研究成果,心态是学习和借鉴的,西方的学者,如果有中文的能力,适度阅读中国大陆的中文文献,也可以获得很多启示和启发.

陈文莉教授：余教授对中西方学者的不同思维方式的论述,我非常赞同.我想这些不同是因双方受到不同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影响所致,二者并非对立,而是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借鉴的.回顾我自身的研究经历,对这点感触颇深.我本科与硕士阶段的学习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陆完成的,博士则是在新加坡读取的.在硕士阶段,我的研究注重基于逻辑的推理与建模, 在科学收集数据、验证模型上则有所欠缺.实话说来,在我甫登海外进行博士研究接受到系统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训练时,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才是研究呢”.此后的几年,我都遵循“纯基于资料”的实证研究,希望达到“见微知著”,也有了一些成果.但近年来,随着研究范围的拓展,我又有了一些不同的体会. “见微以小心求证”我做到了,但“大胆推理而知着” 却是不够的.这主要表现为在撰写论文的结论与讨论部分时,总因担心 “结论与数据脱节”,为避免“故意拔高” 而过于就事论事.过分小心谨慎之余,则 “不知道如何”甚至“不敢”将分析结果作进一步的推论而建立模型了.最后论文是发表了,数量上又多了一个有“i”的.但在自我反思中我深刻地认识到,如果能将研究进一步上升到模型阶段,那对学界和业界的影响则会更大,研究本身也会更有价值和意义.阅读中文期刊时,看到大陆学者通过逻辑推理而产生的模型.尽管有时也会对这些模型的验证存有疑问,但这些文章常给我带来“醍醐灌顶”之感.以上是我自己对融汇中西学术范式的一点体会,我想不同背景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不同的体会和做法. 就目前来看,各地学界在归纳与演绎等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逐渐趋同, 原因之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好的研究应该是研究论题主导而非研究方法主导——从论题出发确定研究方法,而非立足于自己最擅长的研究方法挑选合适的论题. 我在给博士生上研究方法论的有关课程时,一直强调要避免“hammer fallacy”——给一个两岁的孩子一把锤子,他会用这个锤子去敲打周围的所有事物,因为这把锤子是他能够掌控的唯一工具.同样,一名学者如果只擅长或偏好某一种研究方法,那么他很可能会用这一种方法去研究所有的论题,而不管这样的搭配是否最合适.作为研究者,我们一定要用开放的心态去面对不同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应该多与同行对话,彼此学习,取长补短,不断改进自己的研究.

江绍祥教授：我认同西方、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的研究也是从实证的研究角度出发的,他们因应研究的题目把收集到的数据整合,然后提出推论,这些研究步骤都符合一般期刊在严谨度、理性分析和科学化的要求.另一方面,我完全同意实证的研究能有效产生应用方面的理论,尤其是在教育和教学方面.其实很多研究理论都需要实际地在学校环境和教育中实践,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理论跟实证研究有着非常清晰的相互关系.进行这些研究的时候,我们也可从实际发生的情况归纳出一些想法,以改良和改进教与学的问题.但我认为研究人员无论是进行哪一种教育研究,都需要做到客观中肯,包括通过充足的数据提出有效的支持理据.当研究人员达到以上目标后,我们才可以肯定这项研究能够对教育产生持续的影响.

另外,我认为中国大陆跟西方最大的差异是彼此的环境不同.西方严谨的研究方式对于目前中国大陆的教育体系来说其实仍有差距：首先中西方有环境、资源和心态上的距离；另外,中国大陆在教育需求方面仍然需要解决量的问题,因此难以同时追求像西方同样严谨的研究模式.

虽然中国大陆的资源相对没有西方丰富,但若他们尝试利用一种实践的模式,或是利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模式来进行研究的话,相信会尽快让他们取得一个方向去推动教育发展,这在我来看无疑是一种务实的态度.其实,我们可以从中西作风的差异互相寻求优点和借鉴：国内的研究者有需要了解西方行之有效的一套研究方式；反之而言,西方的学者也应持欣赏的态度去了解中国大陆在教育研究方面的取向.

林建祥教授：中国大陆重视实践已行之有年,而理论先是拿来主义,水平也很差,近年则有所改变.原因是,原有理论基础太差,不得不先向已有水平的研究者学习.现在有了一定的实践,才提出对理论的需求.准备更大规模的实践的同时,理论提高的需求也日益旺盛.祝智庭教授提出的“致知与致用”,认为致知的终极目标是致用,致用也会促进致知,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大陆目前在缓慢改变中的科技文化.中国大陆讨论“钱学森之问”的背景,普遍改变需要时间.暂时大体是中国大陆多强调实践,而香港、台湾、新加坡多强调致知,有所侧重.致知可能产生更多分析,进行理念创新；致用则是利用现有优秀的成果,进行耐心的综合,甚至需要业界的参与,以取得成效.当然统合更多层次的创新工作,就会得到更多的好评,但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譬如,现在中国大陆有两项实践很值得注意.一为西部与农村的基础数字设施如何发挥作用问题.二为高考备考如何提高复习效率问题.这些都构不上现代化教育的思路.但是,近年中国大陆有很大的进展；高考分数大大提高,特别西部农村穷学生有不少考进清华大学,这也归功于数字设施发挥一定作用,但思路还不够现代化.提高复习效率已经蕴含许多不错的经验,值得给予肯定.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的华东、华南地区,数字设施近年来已相对进步,但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现在是面临巨大改变的前夜,对理论的需求相当急迫.这些条件与状况,将会成为往后理论深入发展的基础.

黄龙翔教授：实践性强的研究会很有社会影响力.在去年的一次Facebook网上的讨论中,台湾的王绪溢教授表示,既然谈社会影响力（Social Impact Factor）,至少应该衡量所设计的系统、教学模式,到底有多少学生使用,多少老师使用,多少创新教学模式被开发出来.开发数字学习系统在写完论文后即束之高阁,下次再申请计划时,却不考虑先前计划所开发系统的后续情形.如此一来,等于鼓励研究者完全不用考虑这些.他说：“所有系统写完就丢,也就是不需考虑社会影响力”.

王教授提及的想法,也是我的单位（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学习科学研究所）目前大力推动的方向.举例来说,现代男女交往有一种“以结婚为前提来交往”的说法.因为现实中已经有越来越多不以结婚为前提,只在乎曾经拥有、合则来不合则去的恋人.我们现在提出新的以“教学法革新”为主题的研究项目,都十分重视“以将来扩大推广使用为前提”.这也是仿效科学界,尤其是采取设计型研究方法（Design-Based Research；Design Research；Design Experiments）.我曾撰文提出以下观点：“关于信息科技应用于华文教学方面的研究项目,已行之有年.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与最终在教育现场的实践之间,常常出现一个断层──许多研究成果,无法转换为可持续、可推广的课堂常规教学实践.造成这种落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即研究人员常常在较短期密集的教学实验期间,营造理想化的执行教学设计的环境；而参与实验的教师往往只是扮演研究助手的角色,对于设计理念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实验结束后,研究人员撤离,教师缺乏对于相关教学理论的认知,同时又得面对各种现实不利因素的掣肘,以致他们无法持续实践这些教学设计,终致后者被束之高阁.”

这也就是祝智庭教授曾提及的（研以）“致用”的课题.“致用”是不是真的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研究者的最高指标──其重要性该与论文发表等量齐观,甚至超越论文发表的重要性呢?

顾小清教授：我对学术研究的信念在于,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所作的研究为学术研究,则一定有学术研究的基本准则以及基本规范需要遵循.例如,声称学术研究的论文,需要包括对研究现状的梳理和问题的分析；采用研究方法的设计,其研究资料的获取与分析所涉及的研究方法,可以是田野的、人种志的,也可以是实验的.同时,数据采集方法,可以是质性的,也可以是量化的,甚至是局部的或阶段性的.规范方面,则是包括文献的引用方式等. 如果这样的信念是学术共同体的共同的信念,那么就不会因过分强调教育领域的特殊性、过分强调实践性（研究应该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及过分强调思维方式的不同（我认为是学术训练的不同）而偏离“学术研究”的边界；如此一来,就能避免在自己限定的“学术研究”小圈子里自我欣赏、相互引用.

陈文莉教授：近年来,在GCCCE和GCJCE中高质量的文章不断涌现,研究方法也日趋严密,显示出华人学者的强劲实力.

相较于其他国际会议, GCCCE 论文的优点在于立意好、概念框架明确、模型建立有新意.这显示出华人学者在辩证推理与逻辑归纳方面的长处.另一方面,GCCCE中的许多论文,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论文,涉及如何在扩展加深计算机科技在教学上的应用与推广, 这在其他会议上并不多见.此外,陈德怀老师引以为傲的教师论坛也是GCCCE的一大创新,值得别的会议借鉴.

然而,GCCCE的部分论文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简单归纳如下.（1）研究的实证性尚待加强.部分论文缺乏严谨的方法论,结论仓促、随意.文章的信度与效度不够.这些论文在“大胆推理”上做得很好,但在“小心求证”上相对欠缺.（2）论述空洞.比如有些文章仅提到“第一,要大力加强等”、“第二,要抓好等建设”等.作出这些结论是否需要数据支持?如不需要,为什么作这个研究?如需要,数据在哪里?（3）方法论不强.观点性或概念性的论文或许不需要过分强调方法论,但如果实证性文章也缺乏对研究方法的描述,则严谨性不够.（4）文献综述薄弱.相当数量的文章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总结不够,这在国外文献的引用上尤为突出.“二手引用（摘抄他人引用结果而非原作者文章）”的现象普遍存在.针对文献引用的问题,我曾经与一名研究生有过较为深入的交流.他说,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别人的研究,会显得自己的研究原创性不够,价值会打折扣.这个说法令我非常吃惊,这在侧面反映出学生在研究方法论上的训练不足.（5）虚有其表.有些研究生撰写的文章借用了其他领域的概念或理论,很吸引眼球.但仔细读起来,却是生搬硬套,实质上的理论或实践贡献较小.

针对这些问题,我建议在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学会（GCSCE）成立“特别兴趣研究小组”（SIG）.SIG是某个专门领域研究者进行交流和对话的绝佳平台（该建议于2010年提出,现已被采纳）.此外,也可以成立一个关于“如何作研究”的分享平台.各地华人学者都有各自的学术传统和善长的方法论,若有一个专门的平台供大家交流经验,同仁们可以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例如在GCCCE年会时举行专题讨论（Panel Discussion）或研讨会（Symposium）.另外,我们也可以请一些在研究方法或研究领域有建树的学者在GCCCE上举办讲座,以提高整个社群的研究水平.

余胜泉教授：陈老师的意见非常中肯,指出了大陆一些文章普遍存在的问题,大陆的大部分文章在实证研究、资料分析、研究方法的恰如其分的应用等方面,离SSCI公认的学术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事情都是两分的,还要看到事物的另一个侧面.由于GCCCE论文集未被各种数据库索引,在会议上发表论文不能被学校的考核体系认可,故向GCCCE投稿的以一般性的文章为主,对优秀文章的吸引度不够,所以问题显得明显一些.

王其云教授：对于文章的写作,我的建议是写文章要有感而发,不要为了写而写.常常我们做了一点研究,感觉有好多收获,就有种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愿望和冲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文章才是真正发自内心,才有价值.如果为了拼数字,同样的实验,小学写一篇,中学写一篇,大学写一篇,小学跟中学的比较又写一篇等写了很多,发表了很多,但这些文章感觉太相似,食之也无味.很多进行定量研究的学者就是玩这种游戏.

中国大陆很多文章,理论性、概括性过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等）,但又看不出这些概括从何而来,没有实证性资料支撑.这些文章在国际上如SSCI期刊上难免遭拒,难以发表.这并非写得不好,只是思路跟一般的要求不符合.

第二个问题：有些华人学者的研究水平

很高,对教育实践影响很大,但不是用英

文撰写的,也没有发表在SSCI期刊上,

对于这样的研究,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陈德怀教授：这里先谈谈与中国大陆这个领域的两位前辈林建祥老师与何克抗老师早期的互动.1992年我参加加拿大第二届的国际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会议,建祥老师有一篇论文被会议接受,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参加,但会议的主办教授,却将我与建祥老师串联起来.我当时有点好奇,中国大陆能有学者对于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这个新的领域感兴趣.认识建祥老师之后,发现他一直以来,都对国外最新的发展与最新的思路无比感兴趣.1993年我参加英国爱丁堡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会议（AIED 1993）,会议中第一次遇到克抗老师,当时用倍感亲切的广东话讨论了许多议题.在正式会议开始之前,还一同参加一个工作坊（Workshop）,记得他用不流利的英文,问了一个他感到疑惑的问题,但我却觉得他的问题是一针见血,让那位已经有相当名气的讲者难以回答.

他们两位最美好的岁月,是在“”中度过.当时信息尚流通不易.若有机会到外国了解最新的发展状况,他们都非常努力去争取.我谈起这两位的往事,目的是想指出他们的学术态度——单纯的好奇与单纯的热情——是作出好学术研究的基础.

我认识建祥老师的时候,他已届退休之年.至于克抗老师,大家都知道他作了许多重要的实践性研究,不只水平高,影响也很大.如果跟建祥老师或克抗老师谈 SSCI,就失去交流意义了.另外,我后来认识的李克东老师,每次听他的研究报告时,条理分明,评论中肯,分析宏观,并常有一些独特的洞见,令我印象深刻,获益良多.

吕赐杰教授：若是如此,这就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华人能够看懂这些文章.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过程中,这些文章的“重要性”也就被逐渐提升了.我认为,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用英文写作还是用中文写作,也不在于是否发表在SSCI还是CSSCI,关键在于研究者应该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作“真正的研究”.即使是用中文写作,研究前进行英文文献的阅读与学习也非常必要（至少在大陆学术研究数量与质量崛起的近几年内,中外文献的比较研究成为陈述文章背景内容的重要部分）.闭门造车绝不可取,我们需要对外开放,走向世界. 在2011年的计算机辅助合作学习大会（CSCL）上,我与斯坦福大学的Roy Pea教授有一次简短的谈话（在香港,德怀请我们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在回程的路上,我与Roy Pea教授共乘一辆出租车）.当时他问,在我所读到的学术作品中,有多少是中文作品?我回答说不多.我猜想他应该有些惊讶,因为他接着说道“随着中国学术研究在数量与质量上的崛起,中文论文的引用率会不断增加”.这是一个良好的预兆,我衷心希望这个预兆能早日成真.

江绍祥教授：英文论文较受尊重的原因是由于历史上使用英文发表的论文数目较多,因此优质的英文论文亦比较丰富,但我不否认有部分的中文论文仍然是十分优秀的.不过事实上,用中文发表论文的历史始终较短,因而在起步上造成障碍.所以我希望学界可以提供更多机会给现在使用中文发表论文的研究人员.若我们能够提升GCJCE的学术地位,便可以使华人在具有学术地位的期刊发表中文论文.

余胜泉教授：SSCI 是以西方学术为主的索引系统,相较之下中国大陆的文章偏少,一方面是语言、开放较晚以及过去30年的经济制约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大陆的演绎性研究思维方式与西方归纳性研究思维方式不同,这不容于西方学术体系,是主要的原因.我一直认为,中国大陆SSCI少,并非中国大陆没有有价值的研究,中国学者的研究,对其所处社会发展的贡献,绝不亚于西方的学者.若没有以研究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支撑,中国大陆近30年能取得这么快速的发展并非易事.在教育技术领域,中国大陆的一些研究,其深度和广度,绝不亚于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地学者SSCI论文数量相对比较多,跟这些地方的激励政策相关,都把SSCI论文作为升等的重要前提条件.目前大陆一些领先的大学,也开始将SSCI论文纳入考核范围.随着中国大陆对 SSCI的重视以及国际交流的投入的增多,青年一代的英文水平显著提升,关于文章数量的问题,中国大陆很快就能迎头赶上.

黄龙翔教授：要衡量一名学者或一个研究团队的“研究水准”,可看其学术影响力、对实践和/或政策的影响力、对相关工商界的影响力等等.很少有学者或团队能做到面面俱到,大多数只对这三个领域当中的一项或最多两项能做得很好.而单从学术影响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优秀的研究成果能流传得更广,尤其是超越华人学者的圈子,让华人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有更多、更有意义的思想和学识交流,相互影响,甚至齐头并进.在这个观点下,论文发表在SSCI期刊有助于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流传.所以,大陆各高校应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即便需要通过论文翻译和编辑怎么写作的协助,也应尽可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国际.当然,多阅读SSCI期刊的论文,也有助于大陆学者掌握国际的英文论文的撰写方式,而不会直接把原本属于中式的论文写法直接翻译或套用在英文版的论文上.

第三个问题：有不少华人学者发表了很

多SSCI论文,并以此为傲.“SSCI论

文数量多”能否代表学术水平高呢?追求SSCI的数量是否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陈德怀教授：台湾这十年出现大量涌现SSCI论文的现象,最近出了一点问题,但不是严重问题,需要一些调整.

先谈SSCI的角色,我认为SSCI是针对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阶段,能发生作用.以台湾的经验来说,过去台湾的教育研究,有不少学者从来不投稿到国际期刊,也反对大学或国家科学委员会用国际期刊发表的成绩来评量他们的学术表现.其中一个原因是,教育是有其本土性,不适合投稿用英文发表的期刊.但是这不禁使人怀疑：你反对这件事,是否代表你没有能力做这件事?后来,总是有些人能够写出SSCI论文,于是这样的行为受到持续的支持与鼓励,这些人的学术生涯也就越来越兴旺；而那些没有写出SSCI论文来的人,声音也就越来越小了.

台湾的学者一开始怎么做?本来就有这种能力的研究者,他们当然对这个要求欣然接受并游刃有余.但有些过去没有写过的研究者,只能认真努力地去写.最难是第一篇,写了第一篇之后,就可以有第二篇、第三篇,越写越多.另外,有些研究者虽然过去没有写过,却要求博士生写出SSCI论文才能毕业.因为自己对博士生的论文指导有贡献,也就把自己的名字放进SSCI论文里面.所以有人说,有些指导教授写不出SSCI论文,却又要博士生写出SSCI论文.

SSCI 的作用为何?因为SSCI期刊有比较严谨的审查机制,而且具国际性,不是一个地区封闭性小圈子所定义的好坏,所以相对客观,可以成为评量学术表现的工具. SSCI评量简单、容易,只看发表篇数,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大学,采用这种简单、容易,并且相对客观的评量工具.SSCI就像是大学入学考试,或许你可以不接受,但是在学术生涯的某些阶段,却无法置之不理.

前面我提到的SSCI是针对不同人、不同阶段能产生影响.若是博士生,研究所规定要有SSCI才能毕业,那就一定要写SSCI论文.若是助理教授要升副教授,副教授要升正教授,而且单位一定要有足够的SSCI论文才能通过升等,那就只好写SSCI论文.若是资深正教授,虽然没有SSCI论文,但是你所属单位能提升学术表现,你会订定规则,要求资浅的教授要有SSCI论文才能升等.

就我的观察,台湾自从追求SSCI（其他领域主要是SCI）论文的表现后,整体表现的确有所提升.日本不需要有SSCI论文就能升等,但日本过去十几年在此领域的表现,相较于台湾明显提升.所以从考核与提升总体学术表现来说,要求发表SSCI论文,有其一定作用.

然而,若是一名正教授,或许能够证明自己能写出不错的SSCI论文,但却急于彰显自己写过多少篇SSCI论文,有耀眼的SSCI论文产量,甚至每个月都能够产出一篇SSCI论文,这对此学术社群有什么好处?当这些研究者在国际公开场合彰显自己发表多少篇论文的时候,我却从世界级的国际学者听到负面印象：为什么台湾学者引以为傲?这种奇怪的现象,显见台湾追求SSCI论文的产量,有点走过了头. 更糟的是,这对一些年轻的正教授,起了不正确的示范作用：研究做得好,就是等于写出很多SSCI论文.每年最关心的就是某SSCI期刊,上升了多少名次,或下降了多少名次.试问,一个期刊名次降了几名,它的论文水平就真的变差了吗?更容易被接受吗?有些高水平、审查特别严格的SSCI期刊,可能页数较多,投稿者认为缺乏投资效益,就很少人去投,这些都不是好现象.

SSCI产量很多的研究者,是否就是优秀的研究者?前面提过,博士生要有SSCI论文发表才能毕业.很多博士生毕业,不只有一篇SSCI论文,有些甚至有五、六篇.如果他们读博士后,为了在学界生存,每年都能够生产更多的SSCI论文.那么是不是所有毕业的博士生,只要用功,都算是优秀的研究者?若只看SSCI 论文产量,那么正教授与这些刚毕业的博士生,又有什么差别?

事实上,台湾的资深学者,包括一些研究院院士,也指出此领域的问题：只求更多,不求更好.能够当选研究院院士的学者,一部分只是因为一篇论文,就当了院士. 正如台湾国家科学委员会科学教育处处长所说,这种现象引导错误的方向.多花时间专注更有突破性、影响更为深远的研究,才是更高层次的追求.

回过头来说,就我的观察,台湾现在能够写很多SSCI论文的研究者,的确很有能力,也很优秀.这些研究者应该要作水平更高、更有突破性、更有深远影响的研究,才能出现大师级的研究,而不是沦为生产论文的机器.换言之,台湾要作阶段性的调整.

吕赐杰教授：这个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待：发表SSCI文章固然重要,研究者却不能只追求发表的数量,而是应该脚踏实地,致力于做出具有开创性、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令人遗憾的是,现在部分研究只是“新瓶装旧酒”,重复使用相同的数据（特别是定量研究数据）.这样的文章即使在SSCI上发表了,也不具有借鉴意义.

不可否认,在学术圈里,大学终身教职与职称的评定都是以发表文章的数量为主要依据之一.但是,作为研究人员,若只是为了发表而发表,其研究成果则很难产生出影响他人研究或实践的实用知识.作为学者,如果一味地作一些对理论与实践没有贡献意义的研究,论文本身被引用次数的多少又有何意义?

文章的数量只是衡量学术水平高低的众多指标之一.作为教育研究者,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以下问题：我们的研究能否优化教育政策的制定,促进教育实践?能否促进教育革新与改革?能否培养出“世界因之而不同”的优秀人才?对这些问题的肯定回答,才是研究者们真正的努力方向.

黄国祯教授：我也很赞成德怀与赐杰的看法,“在重视SSCI期刊发表的过程中,不应该忘记真正的学术研究精神,更不应该只是追求数量或数字.”我也相信,好的学术研究, 不需要特别用什么规则去认定（不一定是SSCI或是英文的论文）.只要是好的内容,对于学术界有深远影响或是具有启发价值的成果,都自然会被众人所认可. 据我了解,有一些被大家所认为最有贡献的文章,是发表在杂志、研讨会或是大家不太知道的期刊上.

当然,现阶段很多国家强调SSCI或SCI,有时候为了争取研究的资源,我们还是必须朝这个方向发表研究成果；但是最重要的,是要保有当初的研究的精神及热忱,二者是可以兼顾的.

余胜泉教授：SSCI 产量多代表一个研究者的学术水平吗?这固然是重要指标,但还不够,还应该看这些SSCI反映的研究领域,是否聚焦、是否深入、是否系统和连贯、是否对实践产生重大而又广泛的影响.如果只是随波逐流,方向非常分散,对领域没有足够的深入与累积,再多的文章也难以显现其价值.比如Mayer对多媒体认知的系列研究是最具代表性的,其特征不在于文章多少,而是在于研究的深入、研究结论的系统化以及研究成果在学界广泛流传.

在大陆,有一些很不好的现象,很多大学在宣传自己学校时,都在广泛宣传自己学校获得多少奖项、获得多少经费,但就是看不到究竟这些奖项、经费背后学术性的贡献是什么.很多学校领导每天都惦记这些奖项,但要问他,这些获奖的学者独特的学术贡献在哪里,很少有说得清楚的.只数数量,不关心实质内容的做法,催生了大量的学术泡沫.数SSCI数量的做法,类似于这种问题.一个优秀学者的标签,绝对不应该是一些文章数量或类型,而是他的学术贡献,一提起这个人的名字, 领域内的学者都知道其作出了哪些原创性的贡献.

对于学术生涯起步和发展的年轻人来说,多借鉴西方的实证研究,聚焦特定领域,多发点SSCI,应该成为他们学术能力的核心标志.对于成为教授的资深学者来说,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性著作应该成为好的研究的核心标志,另外一个重要标志是研究工作对实践影响的深度、广度.建议GCCCE每隔几年,表彰一些原创性的学术性著作或有影响的研究计划,对推动本领域的高端研究,或许能发挥一些作用.

陈文莉教授：对于SSCI 论文,我很认同陈德怀教授所说,“SSCI是针对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阶段,会起到作用”.在新加坡,SSCI是大学评判研究者研究成果及升等的重要指标,因为这是一个相对客观的对研究水平的评价体系.以我一个年轻学者的角度来看, SSCI期刊有严格学术标准,有助于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即使有时论文被拒绝,但同时也收到很有价值的修改意见,使我受益匪浅.不过,我也同意这不应该是评价研究的唯一指标,一个更为重要的指标是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实际影响,后者似乎更多取决于研究者的自我衡量.那么两者的平衡点该如何拿捏?我们的做法是,在中小学进行长期的多阶段的设计研究,以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实际利益为首要目标.在过程中很多研究论题（宏观或微观的）会不断浮现.如果是微观论题（比如某一节课的课程设计,或某一面向的议题如教师职业发展）,我们立刻写下来投给期刊；如果是宏观论题,我们可以把想法积累起来最后写成宏观长论文（Grand Paper）投稿.如此一来既能保证身为教育学习研究者的我们,在做着自己内心认为重要的事,又能保证SSCI论文数量,保证生存及升等.作设计研究的另一个好处,则是让自己在研究领域既有专攻,又能不断扩展,更感到学术生涯永无止境. 至于平常用中文写作的学者对于SSCI的态度我曾接触到两类：一类是对SSCI趋之若鹜,并以有更多SSCI论文而无比骄傲；另一类是不屑一顾,认为 SSCI对中文写作者不公平.我想这两种态度都可以理解,但过于绝对化则有失公允.我倒觉得,我们不必有抗拒的心态,既然SSCI已有一套相对成熟的评价标准,已成为国际上的流行指标,那我们不妨先争取进入这个系统,按SSCI的规则,在这个平台上展示我们的成果（只要是好的研究,我相信SSCI是会接受的）.在我们的研究足够成熟,我们的研究者足够自信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超越SSCI呢.

江绍祥教授：我认为这取决于研究人员在追求文章发表的“量”的时候,能否同时拓展自己的视野.在我的角度来看,每一位作学术的人都会明白发表第一篇SSCI论文的艰辛,由从未发表过到被登刊第一篇SSCI论文的经过,的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历程.但当学者能够成功发表第一篇SSCI论文后,他便会渐渐明白期刊的评审标准,然后变得有能力,甚至有倾向使用这种模式编写更多流水作业的文章.尤其是当研究人员明白他在优质的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有助巩固其学术地位的时候,他便会有所追求,但我认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然而,当学者把自己的学术地位提升到某个阶段的时候,他可能会开始反思以往的操作能否为自己的学术事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他拥有一个更宏大的视野,希望在学术事业上再创高峰的时候,他便不会只着眼于SSCI论文的“量”,反而会要求自己超越一个突破点.若这些学者想突破自己,他的文章未必会跟循传统模式来撰写,这时候便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期刊的编辑会否使用一套另类的审核方式来接纳这些前尖性的文章?如果期刊登刊了这些创新的研究论文,它的评审标准会被批评,还是会受到赞赏?由于这可能对期刊和学者的声誉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因此这种突破性的论文不论对学者还是期刊编辑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

黄龙翔教授：陈国栋教授曾说：“KPI、KPI、 KPI（注：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关键表现指标）年年月月要面对,多少篇高影响力（High Impact Factor）的SSCI 期刊,多少篇其他论文.作为某个程度的决策者,这是个要改还是不改的政策.”他认为应该思考,究竟是对社会交代,还是对期刊交代.我们需要的是社会影响力.

陈教授提出五点意见：第一,高质量论文的量,才能让华人在世界的学术界有地位与发言权；第二,有效地改进教育现场（学生、教师）的策略、方法、系统、教材；第三, 针对台湾本土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策略、评估表、系统、教材、培训、制度）；第四,针对世界趋势与需求,提出解决方案；第五,满足人类探索世界真善美的需求,扩增我们对世界的了解.

我认为,要看出一位学者、一本书或一篇论文的文明影响力（Civilization Impact Factor）,需要时间的沉淀.但我们越来越习惯急功近利、短线操作；十年寒窗、苦心孤诣,追求KPI的高官们眼中的价值观.当年读过一句话,印在心中至今仍难以忘怀,内容是“时间是一个筛子,缓缓滤去糟粕与平庸,留下的都是精华.”可惜人在江湖,我无法把它当成座右铭来奉行.

我怎么写作的学院最近好像越来越重视H-Index（另一个KPI）.记得在维基百科（Wikipedia）上读过,检测设爱因斯坦在1905年写了四篇有关狭义相对论的论文就过世了,别管四篇论文被引用过上万次,改变了全世界,他的H-Index引用数永远停留在四次.在我的学院里,H-Index引用数超过四次的人不多,但也有数十人.

Kuei Alex则认为,没有绝对完美的政策,总是永无止境的需要逐步改善,评量贡献的方法也是如此.例如,政府若需要对产业有贡献的研究,就加上事后对产值贡献的奖励机制.那么为何每个国中生听完课后,不能都得满分?这样的教与学差异该如何解决?政府却只将达成此目标的研究予以肯定.此外,这之中也会有SSCI的论文产出.KPI要能与想要的结果紧密关联才有用.评鉴机制起初有些扭曲,通过不断的修正才会让大家愈来愈满意.

第四个问题：我们在2010年公开期许GCJCE期刊在十年内成为SSCI期刊,

现在修改为在几年之内成为CSSCI及

TSSCI期刊.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陈德怀教授：首先,GCJCE有这个机会成为SSCI期刊,是因为ISI重视有区域性的期刊；再者,正如前述其中之一的原因,总体来说,GCJCE成为SSCI的期刊,会对全球华人这个社群,有正面的影响与鼓励的作用,这是现实的考虑,也是现实的需求.

吕赐杰教授：这件事情有其重要性,但是不能强求.

王其云教授：对于提升GCJCE期刊问题,中国大陆的学者较看重EI检索.许多学校对EI检索论文都有奖励机制.虽然国外许多期刊的质量也参差不齐,但或许进入EI检索,要比进入SSCI检索还要简单容易得多.一旦进入,对于吸引投稿（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投稿）肯定有帮助.

顾小清教授：对于其云的这个观点我有不同看法,EI检索现在很不被认可.

祝智庭教授：对此议题,我的意见是首先应办好主题研究群,如此才能扶持后进之年轻学者.接着是将GCJCE办好,使其早日得到国际学界重视.最后是加强与国际学界的沟通,以促进相互了解与合作.

余胜泉教授：期刊要进入SSCI检索的话,需要有实在的投入：（1）主编与顶级学者的投入,通过评审对有创新思想的文章进行指导,提升其质量；（2）聘请专门的翻译公司,对正式发表的的文章,全部翻译成英文,并在网络上开放发布,促进文章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提升引用率,引用率是进入SSCI检索非常重要的条件；（3） 跟西方主流的科技出版机构合作,纳入其数字出版范围.

林建祥教授：格物（物也包含致用情景）以致知（终极目标也为致用）.对于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学的期望与建议,我的发展联盟与陈德怀教授对学会的设想,有着相同与不同之处.陈德怀教授较关心的是学术水平（致知）,而我则较关心创造好的学术发展（致用）的环境,我认为两者间没有矛盾,可相互补充.但下面几条可能更贴近于提高学术致知的水平的建议.（1）近年来,数字技术发展快速,新的进展层出不穷.需要有人组织最新信息,供大家参考,将力量在刀口上.在此提供一简单的最新信息样本.我于1999年在美国获取的最新信息与体验,需要有合适的单位负责.另外《学习科学手册》的出版,是由一位同仁适当取得共识,再作为前进的阶梯,值得传播.（2）根据目前新的共识,学习科学的跨学科的特色,适当调整SIG的分组,目前不容易组织完整,可以通过这次讨论,取得对于学科进一步的共识.SIG小组可以留意并经常与邻近学科交流（心理学、认知科学、教育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脑科学、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等）了解其最新进展动态,对于有意义的进展,应该在年会上邀请适当专家作报告.（3） SIG的活动方式应该活泼多样.探索更频繁的网上的同仁沟通,展示阶段成果,合作讨论,体现数字技术的威力.同仁应该身体力行,利用远程技术促进合作.另外在这基础上,定期开灵活多样、面对面的小型的专题研讨会,促进专题的进展（这次网络社群讨论是一次很好的示范、实践）.（4）SIG小组应该有人关注该领域最新的进展并进行综述,提出最有意义的课题,在每次年会上报告,以更有成效地引导小组研究,从而出高质量纸面的成果专辑.（5） 是否应该组织一个更为综合的SIG小组,关心整个学科或多学科方法论的研究.教育的复杂性,若没有在方法论上有所探索改进,可能事倍功半.已有的方法论,如质性研究法、行动研究法,从定性到定量,把教育看成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综合集成方法,与学习内容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应该加以介绍、评述、比较、设法综合等. 江绍祥教授：SIG可以推动小组共同关注最新的研究领域,然后进行交流和发表论文,这对于推动GCJCE期刊尽快纳入CSSCI及TSSCI期刊是有帮助的.我认为如果研究成果能够同时使用中文及英文发表的话,将会提升中文期刊的学术地位.例如,学者可把同一研究课题的不同成果分别使用中文和英文来发表,当读者阅读过他们的英文论文后,可能也会有兴趣跟进他们运用中文发表的相关成果,这样的话读者便可透过线索（例如研究者的姓名）去寻找相关的中文论文.这个做法一方面能作出平衡和互补,让西方和国内的研究者皆有机会阅读以中文发表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亦能够扶植中文论文的发展,提升其学术地位.

第五个问题：是否有更高层次的方式来认定

好的学术研究?我们应如何进一步

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准不断提高

陈德怀教授：好的研究,常常跟在哪里发表有关.一般人的印象,在好的期刊或在好的会议发表,就是好的论文.就期刊论文来说,是由学术同侪评审,加上引用次数,类似 SSCI那些期刊的机制,也算是一种客观的标准.至于会议论文,也需要一个严谨的审查机制.此外,会议论文也需要一群负责任的评审,能够提供大量建设性建议给予作者.持续几年后,建立了会议水平的名声,在会议发表的论文,也是好研究的代表,而这些会议的论文,也有机会提升为好的期刊论文.而有经验的学者, 也会把自己的学术见解写成学术专著.好的学术专著,影响更大.

但是,真正好的研究,除了对实际应用发挥巨大作用之外,应该要能影响领域发展时间很长,启发更多的研究者,带出具突破性新方向,并长足推进整个领域的研究.如果能有层次的认定更高更好研究的方式,即是能够认定这种真正好的研究的方式.

“是否真正好的研究”,我想应该要由好的研究者来认定.就同侪评审机制来说,不同评审个人的意见,是一种主观的认定,但当很多个人的主观整合之后,就变成了客观意见,这些都是我们的常识.我过去曾经提过,“大家心中有把尺”.那么,大家这把“尺”是从何而来的?我们心中有没有这把“尺”?我们的“尺”接近吗?

这把尺来自于好的研究态度.有两种好的研究态度,第一种是前面提到的单纯的好奇心、单纯的热情,童心未泯,终身乐此不疲；第二种就是有强烈的学习与进步精神.当听到一篇报告、读到一篇论文、读到一本专著,马上发觉自己学了新的东西,受到启发,作出新的研究,或者消化新东西融入自己的研究里,那么自己就会认为这篇报告、这篇论文、这本专著,即是好的研究.

我们心中有没有这把“尺”?我们的“尺”接近吗?

江绍祥教授：当我们在学术生涯的路途上成功踏出第一步──发表SSCI论文后,也会希望自己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不单只发表更多优质的学术论文,而且更希望将自己研究成果的点滴联结起来,运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以一个非传统的角度去提出创新的理念架构及不一样的应用空间,然后迈向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我认为SSCI的“尺”跟这把“尺”并不一样,后者必须做到先前所提及的“突破自我”,而我相信这会是每一位作学术的人终身追求的梦想.

吕赐杰教授：合作的力量是巨大的.双方或多方合作,往往能够解决一方不能解决的问题.德怀是知道的,近年来,我一直在与美国、欧洲和台湾的部分研究人员合作.多方的观点与努力使我们的研究更为完善与成熟,我们的研究领域与标准也一直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我们也同样希望与中国学界进行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这次,由德怀大力提倡的特别兴趣小组（Special Interest Group）的组建正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这样的组织中,我们能够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依托不同国家、地区、学科、理论框架下的研究传统,进一步推进我们的研究.

顾小清教授：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员,每一个人都应为“建立好的学术研究”贡献己力.依托 GCCCE以及GCSCE期刊这样的平台,建立良好的学术研究典范.

一个运行良好的同侪评审制度是学术质量的重要保证.但是担任同侪评审的专家,需要无私的付出,提携后辈.相信各位向SSCI投稿的同仁,都收到了评审中肯的意见.这些意见,对年轻学者提高其学术研究水平相当有益.但是中文期刊（中国大陆）较少采用这种评审机制.即使有,也不是文章是否被采用的关键因素.同侪评审范围与效力有限.目前GCSCE已经采用了同侪评审的方式.我们将扩大评审者的数量和范围,让更多致力于建立良好学术研究的同仁参与.采用同侪评审机制的GCSCE若能够更上一层楼,则为其他中文期刊树立了一个典范.

另一方面,近三年来,中文期刊、学术论文的比例开始上升,充斥感想和评论类的文章变少,这是一个好的信号. Roy Pea教授的祝愿（中文期刊引用率提高）有机会变为实现.可是,目前仍有青年学生连什么是学术研究都分不清楚.这里,我建议GCSCE能区分研究论文、评论、综述等不同类型的论文,给年轻学生作出学术示范.

前面很多老师提到何克抗教授团队的研究、黄荣怀教授团队的研究以及祝智庭教授团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既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又有深入的实践,也在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产生了很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我也在许多场合中听到这些教授呼吁建立好的学术规范.但是,这些教授授业的直接受益者毕竟有限.学术共同体、学术评审共同体以及学术期刊的创建,为学术发展提供了更好、更有前景的平台.

黄龙翔教授：最近,年轻一代的学者（除了我之外,几乎都是台湾人）在Facebook上面作了一些相关议题的讨论.从这些讨论方向中,可以看出这一代人最关心的议题——发表论文,为的是求存.有一个议题,坦白来说,是在讨论写论文的“撇步（秘诀）”.我在参与讨论时发表的意见,是对自己在累积论文数量的方式以及其素质的自律.

总而言之,要求自己写的每一篇论文,都提供一个“肩膀（不论这个‘肩膀’是大是小）”,让进行相关研究的同仁能够站上去,或至少能作为他们攀登下一个高峰的其中一块垫脚石.人类文明的演进,就是这种一代接一代生生不息的层层堆栈；每一代人都站在上一代人的肩膀上,站稳脚步后,就把自己的肩膀交给下一代的人去“踩”.没有任何一门学说、一个创意,是一个人一拍脑袋就能无中生有. 论文中的研究方法设计、研究发现、分析等环节,都只是“外功”.“讨论”环节（和此环节如何响应“文献综述”,以至于,“站在文献”的肩膀上）才是考验研究者的“内功”的关键点.诚然,做学问应是“内外兼修、厚积薄发”；但许多国家的学术界的体制,却在鼓励短线操作、强求立竿见影——因此出现的情况往往是外功多、内功少.

写论文或许可被视为“致知”的历程——但还得视个别论文的性质与作者写论文的态度而论.当我坚持克己,尽可能不写“没有肩膀”、“没有踏脚石”的论文时,这个历程可说是“痛苦并快乐”的——当我试图在研究发现中发掘出“肩膀” 、“踏脚石”时,我是在与文献对话,与脚下所踏肩膀上的前辈对话,与“昨日的我”对话.写论文,让被旷日持久的学校实验活动忙得焦头烂额的我冷静下来,整理我的研究,并重新梳理理论框架、设计、实践、数据分析结果之间的关联性,甚而因此迸发出新的思维、构想.

致知之后,还是要致用──因此,我未来的新研究,会以这个新的学习理论框架来开发新教学法（实践─致用）.换句话说,这也就是一种“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或说是“格知─格物─致知─致用”的历程.

沿着有关研究素质的个人意见,我有两个附加建议.第一,我注意到台湾的教育科技界同仁,常常在脸谱上带起有关学术研究的话题.这样的交流比较随兴,常能迸发出思想的火花.GCSCE社群（中国大陆称“共同体”）及各个SIG应善用Web 2.0平台.穿越时空,促进交流.Facebook的缺点是无法“登录”,因此我们应寻找替代的平台.

第二,我曾在筹办GCCCE 2010时,提议各个子会议的座谈会,超越“邀请四位演讲者,各讲各的研究项目,结果没有太大的交集或整合；好像是四位学者在作不必提交论文的研讨会报告” 的现象.例如,可由子会议执行主席担任其中一名演讲者,梳理本届GCCCE此子会议所接受的所有论文,作出总结性的评述,点出GCSCE社群中此一SIG 近期的研究趋势.而第二位演讲者则是一位对相关SIG的国际研究趋势有高度了解的学者,总结GCSCE以外的同领域学者的研究,从而突显出GCSCE在此领域的研究落差（Research Gaps）,或甚至提出华人学界能做到的部分外籍学者忽略的研究方向.这将使到我们的座谈会能整合研究、深化交流的意义和使命.不过可能当年提出这个构想的时机太晚,最终只有我自己在“华语文数码化学习”子会议座谈会中进行这样的整合.

不论未来的GCCCE中的子会议座谈是否再办,我们或许可以邀请所有的子会议执行主席做这样的整合工作（或邀请一、两位相同SIG的学者合写）,撰写各自子会议或SIG的研究趋势评论文章（含应届GCCCE所录取论文的总评,也可以将之与国际趋势对比,将国际观带进GCSCE）.而GCJCE可以作一个特别议题（Special Issue）,结集发表所有六个子会议的评论.特别议题的主编,与GCJCE的主编,或与应届GCCCE的议程协调主席,可以考虑合写一篇英文论文,整理 GCCCE的研究趋势（可能是隔两、三年整理一次）,发表在英文学术期刊中.这样也有助于促进国际学界对GCSCE社群的研究工作的认识和交流.甚至每隔五年或十年,各个SIG把自己的趋势文章统编起来,梳理出自己的领域的发展沿革,也可加强SIG成员对自己的SIG的了解和归属感.

[编后记] “如何认定好的学术研究”是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富深意的论题.来自各地的知名学者各抒己见,对当前计算机应用于教育领域的研究进行精准“把脉”,开出“药方”,提出许多中肯意见与建议,并对未来华人学界的研究作出展望.在讨论中学者们提出很多尖锐问题,许多观点碰撞产生不少思想火花,展现了华人计算机应用与教育领域学界的很强的反思与前瞻能力.这次讨论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本刊希望以此抛砖引玉,引起学界的重视,并一起参与到“提升华人计算机应用于教育研究的水准”这个事业中来.如果您希望对以上的讨论作出回应或有意见发表,请投书本刊.陈德怀教授是此次讨论的发起人和论题的提出者,在此特别致谢!其他十位知名学者不吝时间参与讨论,台湾大学吴颖沺教授对此文亦有贡献,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