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乡村建设的有机结合

内容摘 要 当前,乡村教育远不能适应乡村改造与建设的需要；乡村自组织的培育和建设是乡村社会与国家对接的载体；今天的学术研究要有国际的视野,更要首先充分关注和了解地方的传统文化.

关 键 词 学术研究 乡村建设 乡村教育 乡村自组织

作 者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

我虽然在安顺生活了18年,对屯堡有所风闻,但对屯堡文化却一无所知.开始注意屯堡文化是近年的事,这也是我曾任教的安顺师专百村调查组的朋友大力灌输的结果.我和戴明贤老师主编的《贵州读本》,还专门写了“六百年屯堡”这一节；但仍限于历史文化的范围,把屯堡视为“历史的活化石”.而我今天在这里讨论屯堡文化,却有一个更现实的、也更宏大的背景：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乡村改造与建设”问题.我们对屯堡文化历史传统的关注,仅是一个出发点,我们的兴趣更聚集在传统、现实与未来的内在联系.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屯堡文化传统能否为迫在眉睫的贵州、安顺乃至整个中国西部的乡村改造与建设提供某种新的内蕴资源；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对屯堡文化的研究与开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一条可通达的桥梁”.正因为我们着眼于乡村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重建与发展,我们所讨论的屯堡文化,也必然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在这方面,百村调查组的朋友提出的“屯堡乡民社会”的概念,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一、

我对于屯堡的传统与现实都不甚了解,没有多少发言权；只能结合《屯堡乡民社会》① 一书的读后感想,就我所关注的乡村教育与地方文化研究,发表一点意见.

《屯堡乡民社会》一书在谈到屯堡乡民社会与公共空间时,特别强调了“乡村精英”的作用,对屯堡“三代精英”的成长历程以及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精英的产生机制与角色变化,有精细的描述与分析.我注意的是三代精英的教育背景与文化程度：70岁以上的第一代精英,他们的青年时期在民国,所受教育均不高或几乎没有受过教育.五六十岁的第二代,成长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有机会接受了小学、初中与高中教育,其中有的还担任过乡村小学或“戴帽初中”的教师.三四十岁的第三代,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基本上都接受了高中教育,由于种种原因,上不了大学,就回到农村,又通过不同途径走出农村,在有了种种经历以后,再回到自己的本乡本土,成为乡村改造与建设的骨干力量.《屯堡乡民社会》由此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教育发展,对精英人物的产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一方面,像第一代精英那样,仅仅依靠人品德行或辈份或资历,在当代农村社会已经不可能成为有影响的人物了,教育水平逐渐使一个人成为农村精英人物的重要资本”；“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农村也有一些年轻人考上大中专,然后在政府部门获得一定的职位,从而也影响到他们在农村亲属的地位”.应该说,经过这些年教育的发展,在农村中受过中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乡村改造与建设的一个重要条件.

但也许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乡村教育不能适应乡村改造与建设要求的这一面.在我看来,目前的乡村教育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乡村教育在整个中国教育中仍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还没有根本走出城市中心主义的误区,由此而产生的乡村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办学条件的恶劣,以及农村学生辍学现象的日趋严重,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人们的议论也很多.但如果我们把对乡村教育的关注仅仅局限于此,也许会遮蔽掉一些或许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其实,教育中的城市中心主义的一个更内在的表现,是整个教育设计中的“城市取向”.所谓应试教育,就是以“通过逐层考试,逐层上爬,最后成为城里人（对于农村孩子而言）或城市上层社会里的成员（对于城市孩子而言）”为教育的最终目的与最终指向的.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包括乡村教育,基本是与乡村生活无关的教育,是完全脱离中国农村实际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脱离了中国基本国情的教育,是根本不考虑农村改造与建设需要的教育；换句话说,农村其实完全退出了我们的教育（也包括乡村教育）视野.正是这样的“城市取向”的教育使乡村教育陷入了困境,而且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困境：在承受着远超出城市孩子负担的压力下,只有少数的农村孩子,以超常的努力,通过残酷的高考竞争,走进了大学,实现了“逃离农村”的梦,但也从此走上了永远的“不归路”.而绝大多数农村高考竞争的失败者,无望通过逐层竞争上爬,或者提早退出而辍学,即使在校继续学习,也因为无望而失去学习的动力与兴趣,而学校的教育者――校长、老师们也将其视为负担而忽视对他们的教育；这样,这些农村的孩子尽管“混”到了小学、初中、高中毕业,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文化程度.低质量的教育使得他们在离开学校以后,即使有机会以打工者的身份来到城市,也会因为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在另一种形式的竞争――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再加上城市的排斥、生存的艰难、人格的歧视等等原因,这些年许多到城市寻梦的农村青年又重新回到了农村,这就是《屯堡乡民社会》一书中提到的“打工者的回归”现象.但这些回乡青年却又在农村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如前所述,是与农村生活无关的教育,他们既无从事沉重的农业劳动的体力与习惯,也没有从事多种经营,参与农村改造、建设的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长期的“城市取向”的教育使他们的心灵已经远离了农村的家园,即使身在农村,也无心在农村寻求发展,他们中的有些人就成了某些学者所说的“农村无文化的八旗子弟”.在我看来,这是一些在城市与农村都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游民”.要知道,我们的乡村教育从根本上是靠农民用自己的血汗钱来支撑的,而城市取向的乡村教育却培养出了这样的“八旗子弟”,这样的“游民”,我们实在是愧对农村的父老乡亲.当然,农民也有自己的对付办法：既然教育让孩子成为“无用之人”,那就干脆及早让其退学回家.这也是农村辍学之风欲禁而不止的深层原因,是农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向我们的教育发出的警告.

我们由此应得出这样的警示：乡村教育必须面对全体学生,着眼于他们自身生命的健全成长,为他们以后多方面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使之无论是留守农村,还是走出农村到城市发展,都能打开局面,即“走得出,守得住”.同时要加强教育与农村生活的联系,注重对乡村改造与建设人才的培养.

乡村教育的“城市取向”的另一个弊端与后果,就是乡村内在的教育资源的遗失.在城市中心主义的教育观念里,乡村教育是绝对落后于城市教育的,因此教育城市化是乡村教育的唯一出路,进而乡村教育的发展被简单地归结为教育硬件的现代化.这样,乡村教育的独特性及其独有优势,就完全被忽视.而事实上,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资源是极其丰厚的,这是一份极其宝贵的教育资源；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传统乡村教育的独特形态与体系,正如一位教育专家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以书本知识为核心”的外源文化与乡村自身的“民俗地域文化”的“有机结合”,具体表现为“外来文化的横向渗透与民俗地域文化的纵向传承相结合,学校正规教育与自然野趣之习染相结合,专门训练与口耳相授相结合,知识的启蒙与乡村情感的孕育相结合”,这既是乡村教育的特点,同时也构成了其特殊优势［1］.这样一个特点在屯堡同样表现得十分突出,它是屯堡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我看来,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乡村教育的这些特点与优势就更显示出其重要价值,对城市教育也有极大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但我们自己却把它丢失了,这叫做“抱着金娃娃讨饭吃”.

因而,开发乡村教育的内发性资源,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屯堡乡民社会》这本书里附录了一个座谈会的记录,九溪村长说了一句话：“九溪的文化底蕴,我们这一代都模糊了,下一代对屯堡精神、屯堡文化都不晓得了.”这是一个现实的,也是十分严重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我看来,问题的解决途径,一是要加强研究,二是要将这样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社会资源,使其真正成为乡村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教育将乡土文化传统世世代代传下去.

这里实际上还内含着一个乡村学校在乡村改造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这也是长期以来被忽略的.也是在九溪座谈会上,就谈到学校里的老师对他们在乡村重建中处于边缘化位置的不满.安顺师专的老师因此提醒屯堡的文化精英要注意发挥老师的作用,同时提出了办夜校的问题,这都是抓住了要害的.记得当年晏阳初、陶行知他们就提出过要使乡村学校成为乡村改造与建设的中心的设想,这样一个思路对我们今天的思考与探索也是有启示意义的.乡村学校不仅要把学校自身办好,而且应该积极参与乡村改造与建设工作,乡村教育不应是自我封闭的,而应是开放的,要发挥学校的外扩性的影响与辐射作用.它同时还应担负起村民教育的任务,通过办夜校等方式,使学校成为农村文化、教育的一个中心,成为乡村社会“家园”的象征与载体；而乡村教师也自然会成为乡村精英的重要成员和乡村改造与建设的骨干力量.

这进而引出了一个对乡村教师的培养目标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培养的乡村教师不仅是一个乡村教育人才,而且应该是乡村改造与建设人才,由此涉及到县、市、省师范教育的方向调整这样一些更大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顺师专的老师、同学对屯堡文化研究与九溪乡村建设的积极参与,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九溪村原村长、支书,屯堡文化研究会负责人张文顺对此有一个很高的评价：“以前是工厂和农村挂钩、军民共建,还没有听到过‘村校挂钩’这一条,‘村校挂钩’可以说是21世纪农村发展的途径.”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是有道理的.在上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四所全国著名的大学就曾经成立了一个“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晏阳初先生称其为“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的新记录,大学教育的一大革命”.他说：“农村建设运动是伟大的事业,必须以大学为基础,方能巩固.大学教育能走到乡村建设的路上来,比办几次识字运动,几个民众教育馆,其意义重要不知多少倍.有了大学源源不绝地培养农建人才,这运动才会发扬光大.”晏阳初先生的这番讲话引起了我思想上的极大震动,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在所有的大学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践中,乡村建设问题都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中国的大学应该担负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重任,我们的大学教育恐怕还不只是大学,而且包括中小学教育,我们整个的教育都脱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脱离了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深刻的自省吗?”从这一角度看,安顺师专所开创的“村校挂钩”的模式,不仅为乡村建设开辟了一条途径,而且也为市、省级的大中专学校的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他们的经验应该引起重视并认真总结.

二、

我还注意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先生对安顺师专与九溪的合作所作的这样一个评价：“我们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一条能为老百姓和村里发展做事的路径”.这样的“路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下乡做扶贫工作,而是带着一个课题,去做学术研究、文化研究.而他们的学术研究、文化研究又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是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的,这就是之前我所说的,学术研究、文化研究的背后有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乡村改造与建设”这样的大视野.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对屯堡文化的研究,不仅仅是把它当作“活化石”,而是看作有待激发的文化资源,因此他们的研究重心必然放在传统与现实的内在联系上,以寻找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通道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从而为屯堡文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由此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必然是以田野调查为主――历史文献的稀缺也是一个客观原因；同时注意理论的观照与概括,着力于屯堡文化普通意义的提升,以及传统资源现实转换的可能性的探讨.

这也就注定了：他们的工作是从学术出发的,但最后又内在地需要走出学术,直接参与到乡村（九溪）的改造与建设的实际工作中来,这既是学术研究的成果的现实化,又为学术研究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而现实的实践对屯堡文化内在潜力的激发,又会反过来加深对屯堡文化的体认,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课题的参与者,研究者自身也会越来越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学术、教学工作,以至自我的生命,与生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与乡村改造、建设之间,存在着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有了这样的感受,学术研究、文化研究才会显示出其真正意义与价值,它不再为外在的功利目的所驱使,而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自我生命发展的内在需要.在我看来,这正是学术研究、文化研究的真谛.

事实上我已经谈到了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地方文化研究的问题.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朋友们在私下交流中也经常谈到,现在在中国,特别是在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坚持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包括地方文化研究是十分艰难的.除了学术外在环境的恶化以外,我们自身也有许多困惑.我们经常这样问自己,我们的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与价值?它与现实生活,与中国老百姓,与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这些年贵州、安顺的屯堡文化研究正是力图对这一关系自身存在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而他们交出的答卷是富有启发性的,并且是能够增强我们的自信心的.我认为,这对全国的学术界、文化研究界都是有启示意义的.

这也让我联想到贵州、安顺的朋友经常担忧的另一个问题,即当代世界全球化与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与中国贵州、安顺经济、文化、学术研究的进一步边缘化.不可否认,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我认为,这样的边缘化,并不是必不可免的.首先要破除一个认识的误区,绝不能将“先进”与“落后”、“中心”与“边缘”绝对化.在学术研究上尤其如此,在有些落后与边远地区,仍然可以有前沿性的课题与成果.在我看来,屯堡文化研究就是一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前沿性课题.因为它所要探讨的是贵州、安顺农村发展的内发动力的问题,是怎样走出一条符合贵州、安顺省情、地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正是困惑着当代中国和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问题.屯堡文化研究,引起我国学术界与一些外国学者的关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不仅是如鲁迅所言,“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2］；更因为在现代社会,在全球化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地方问题都是全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而许多真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社会真正深刻的变化,都是发生在社会的底层,以至边远地区的.

这样,我们就看到地方文化研究以及屯堡文化研究的意义.它是紧贴两头的,一面连接着脚下养育我们的这块土地,通向生活、劳动在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一面又连接中国与世界更为广阔的天空与大地,通向正在苦心探讨全国与全球健康发展道路的兄弟姐妹.

记得几年前我来安顺,提出了一个命题：“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这两年来,我一再发现自己虽然在安顺生活了18年,但实在是不了解安顺这块土地.先是戴明贤先生的《一个人的安顺》,让我为自己对安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陌生与隔膜感到羞愧；这一回又是《屯堡乡民社会》这本书,使我看清了自己对安顺乡村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的无知.更引起我反省的是,该书详尽描述的屯堡老百姓的现实生存状况,屯堡乡民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所面临的空前复杂而尖锐的问题,我更是陌生；而这样的陌生,并不只限于屯堡、安顺一地,而是对整个中国农村的陌生,陌生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冷漠.我们这些自称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已经深陷于自恋与自怜之中不能自拔,早就失去了对中国大地上的普通民众生活的感受与体察能力,甚至连这样的愿望也没有了,我们事实上是越来越陌生了,甚至脱离脚下的这块土地了.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学术危机、思想危机,乃至知识分子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一个根本性的危机.坦白地说,我为这样的危机（我从来都把知识分子的危机看作是自己的危机）忧心忡忡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我一个人呆在京城里,自己年龄也越来越大,真是一筹莫展.因此,可以想见,当我看到所熟悉的安顺的年轻朋友,走出校园,走向民间,扎扎实实地做深入的田野调查,并且写出了这样的真实反映中国农村的现实、深刻思考与谋划符合国情的乡村改造与建设之路的著作,我所感到的欣慰真是难言的.我确实从中看到了中国学术、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希望.

三、

阅读该书,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重新认识中国农村社会,重新学习与思考的机会.比如当读到书中在论述农村“自组织机制”时所说的一段话,我就为之一震：中国的农村改革“多数是一种外部强势资源的导入去推动村落的发展,但这种导入基本上没有考虑村落内部的文化网络和社会基础,因而效果欠佳”.这就使我想起了一直困惑着我的一个问题,这两年来,我在北京和许多高校的青年志愿者讨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从上一个世纪的20年始,先后有六代知识分子投身于农村的改造与建设事业：“五四”运动的先驱算第一代；30年代的中国人与梁漱溟、晏阳初这些乡建运动的发动者是第二代；抗战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的知识分子是第三代；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第四代；文化大革命中的下乡知青是第五代；在十年代沉寂了20年之后,到21世纪初,又出现了下乡支农的青年自愿者,他们应该是第六代.我提出讨论的问题有两个：为什么这一个多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几乎是“前赴后继”地要到农村去?但每一次去都是“雨过地皮湿”,农村的落后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以至于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开始,这又是为什么?我们这里且不讨论第一个问题,而收效甚微的原因更是复杂,也不是我们在这里能够完全说清楚的.但该书所提出的“自组织机制”问题,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与探讨的思路.

看来,一个多世纪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无论是知识分子自发组织的,如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国家政府发动组织的,如“”时期的知青运动,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都是“一种外部强势资源的导入”,而缺少农村自组织机制的支撑,村民自治资源、乡村改造与建设内发动力的不足,就造成了农体性的缺失,农民始终处在被动接受的地位；这样,只要外部强势资源削弱或退出,农村变革就自然停顿乃至恢复原状,即所谓“人一走,茶就凉”.因此,我们在新世纪初重新发动农村的改造与建设,就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一开始就要把“探讨农村发展的内发动力”作为一个重要理论与实践课题.百村调查九溪课题组的朋友的贡献,正是在于他们通过大量的调查,发现了存在于屯堡文化传统与现实中的“自组织机制”,致使“村民能够整合村落内部的相关资源,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以实现村落的自我发展”,并进而提出了“乡民社会”这一重要概念,这就为探讨“农村发展内发动力”这样一个关系全局、关系乡村改造与建设长远发展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和某种现实可能性.

我读《屯堡乡民社会》的另一个兴奋点,也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即到哪里去寻找“国家”与“农村社会”对接的现实载体.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其实是有个人家庭的原因的.我的父亲天鹤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主持全国农业发展工作,五六十年代又是台湾农业复兴的领导人之一.我在90年代整理父亲的遗作时,发现他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逐渐形成了发展中国现代农业的一整套思想,其要点是：“提高农产品的商业化程度,提高农产品的利润,以便在实质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积极性,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目的与关键.为此,就必须从工业、商业、金融、贸易等各方面给农业以实际的扶植”；并由此提出了一个“农业与教育、科研、工业、商业、金融、贸易一体化发展”的思路.而作为一个现代农业的组织者,他更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体化发展在组织上的落实.于是他抓住抗战时期建立战时国家体制的时机,建立了“教育、科技、推广”一体化的政府农业机构体系,从一直延伸到县,但却发现仍缺少两个环节：一是县以下没有相应的组织,一切农业现代化措施都不能落实到农民；二是仅限于政府机构,缺少民间组织的辅助.

现在看来,我父亲他们那一代农业、农村工作者所面临的正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国家与农村社会对接的载体”的缺失问题.后来在台湾发现了“农会”,才找到了恰当的组织形式.台湾农会早于1900年沦为殖民地时即已成立,为兼营性合作组织,并且落实到村,具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因此,台湾的乡村改造与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农会的改组”：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原农会的性质,使其成为“真正的民治机关”；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原农会的合作功能,“除信用、运销及农业推广外,尚有提倡文化福利,排除会员纠纷,及供应家庭与农业用品等项怎么写作”,这就终于找到了“政府与农民间的桥梁”［3］,将“一体化发展”的设想全面落实到了每个农民头上.以后台湾农业的腾飞,农会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

回顾这一段历史,特别是对照台湾农村发展的经验,我们或许就能对九溪调查课题组提出的“农村公共空间的培育与拓展”问题的重要意义,有一个比较确切的体认.“农村公共空间”的概念是课题组从九溪历史与现实的调查中提升出来的,这是一个“介于传统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具有丰富内容的社会空间,这一空间作为第三领域,在其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的支持下,在多元的组织、组织中精英的活动、空间中社会舆论的控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起着一种沟通一、二空间(国家与社会)的功能”.尽管“农村公共空间”这一概念本身也会引起讨论,在具体实践中会遇到许多问题,但它确实为建构国家与农村社会对接的载体,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而且因为它是深深地根植在乡民社会的历史传统与现实中的,因而也是具有生命力的.

课题组通过他们对屯堡乡民社会的深入调查与分析,提出的“乡镇工业和农业产业化并非农村发展的唯一选择”的命题,也同样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他们在报告中提出：“动辄单一的集约化上规模、高科技取代人力投入的农业产业化并不一定适合像黔中这一类喀斯特环境特征的农村发展,其经济结构的要求也与原有基础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些都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大前年我来贵州讲学以后,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贵州的发展,贵州农村的改造与建设,一定要走适合自己省情、地情的独立自主的路,西方国家的发展之路、东部地区发展之路、其他西部地区的发展之路,都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而要走出自己的路,首先是要正确地了解我们自己,即所谓“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这就要从对历史与现状的调查、研究做起.现在九溪调查组的朋友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有了这么好的成果,这实在令人高兴.

最后,我们不要忘了,在这本书的背后,还站立着许许多多九溪的老乡、九溪的精英.他们才是屯堡文化、屯堡乡民社会的真正创造者,是该书的坚强后盾,该书的内在力量源自他们的心灵深处.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这本《屯堡乡民社会》,不能忘了我们对屯堡乡民的责任与承诺.真的,一切都还在开始,该书将在屯堡乡民社会新的改造与建设中继续“写”下去.

注释：

①《屯堡乡民社会》系“中国百村调查丛书”,作者孙兆霞等,2005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近年影响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