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半个多世纪前那场学术争鸣

这些年,每到新春一月,我的一些当年的北大同学、同事和师长,见面时常不忘提及数十年前亲历的那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我于1955年从组织部经全国统考进北大哲学系学习,1956年暑期之后经校方任命担任系秘书.在郑昕、汪子嵩先生领导下,我亲历了那次会议从酝酿、筹备到会务全过程.

1957年1月,由北大哲学系发起的那次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学术讨论会,召开在刚刚经历过万马齐喑的年代,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应邀出席者120余人,前来旁听的北大及兄弟院校本科生、研究生近百人,另《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媒体先后前来采访者十余人）多数能够把自己想讲的观点基本上都讲出来,这在当时确属难得.

开在难得的短暂机遇期

从1956年初至1957年夏初,可称为两个整肃期之间的宽松期.至今,亲历者仍不忘津津乐道一个个令人目不暇接的短暂而多彩的横断面.

大家见面时,聊的最多的是,那个会从筹备到顺利举行,恰好处于一个短暂的机遇期：开早了,开不了；开晚了,开不成.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恰好被抓住了.1956年前,全国性的批判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批电影《武训传》；批以俞平伯先生为代表的《红楼梦》研究学者；批胡适,从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到批判其“反动政治思想”,乃至批判其洋老师杜威等人；批梁漱溟；批胡风,从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始,到批判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小集团,接着又牵引出一场震动全国、规模空前的“肃反”运动.在这些批判运动中高等学校沦为重灾区.消极影响重大、深远的还有历时数年的“院系调整”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高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

当年根据政治需要按照苏联模式对全国高等学校动大手术,进行撤并改造重组,包括著名的燕京大学、东吴大学、朝阳大学在内的诸多高校被撤销.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被砍掉.众多的哲学系被撤掉,原有教师学生被调入北大,北大哲学系一度成为全国“只此一家”（直至1956年下半年起始陆续在几所高校恢复哲学系）.历时数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则是把从民国时期过来的高校老教师列为改造对象,提出要求他们“脱裤子”、“割尾巴”,力求通过一次次自我批判和互相批判,肃清“资产阶级影响”.在此期间,各高校中许多资深的乃至国内外知名度颇高的老教师还被剥夺了上讲坛授课的权利.连续几年下来,一片肃杀之气充斥中国大学校园.

物极必反.经过数年煎熬,终于迎来了春天（尽管这个春天过于短暂）.回顾历史,从1956年初至1957年夏初,可称为两个整肃期（毋庸讳言,后者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前者）之间的宽松期.至今,亲历者仍不忘津津乐道一个个令人目不暇接的短暂而多彩的横断面：

1956年1月14日,由召开的有委员、候补委员及党政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共1200多人参加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南海隆重开幕.这一出乎意外的大型专题会议,在会前经过长时间的郑重筹备.会上周恩来代表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党政领导机关中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宗派主义倾向,指出这些倾向低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妨碍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周恩来在报告中郑重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大会还向全国郑重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1月20日,在会上讲话中提出全党上下要把“关于知识分子一系列问题”加以全面解决,迎接全国文化建设的.

2月24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4月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在讲话中再次提出实施“双百方针”.他宣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人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发表各种意见”.

5月26日,时任部长的陆定一同志奉命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知识界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演讲,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有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陆定一同志的演讲对“双百方针”作了详尽透彻的阐述,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57年1月18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当时党内一些“左”派人士由于对“双百方针”不理解而发出的不谐言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2月27日、3月12日,针对知识界一些人的重重疑虑,先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和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双百方针’是一个基本性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此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还曾先后分别约请多位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知名人士在他的书房里谈心,听取他们关于发展学术事业的意见和建议,颇得好评.

正是这样一个短暂的机遇期,为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在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抓住机遇,主动发起

大家普遍希望抓住当时有利时机,做些能够做、可以做的事,在推动学术发展、培养造就人才方面有所作为.

1956年的早春气候,在学术界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燃起了希望. 尽管对于屡历沧桑、富有政治经验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仍将信将疑,但是大家普遍希望抓住当时有利时机,做些能够做、可以做的事,在推动学术发展、培养造就人才方面有所作为.北大哲学系部分老中年教师经过酝酿,打算从破除“日丹诺夫戒律”上打开缺口,在哲学领域突破坚冰,引导各种不同观点展开争鸣,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的雏形开始形成.由中哲史、外哲史教研室引领,涉及其他各教研室.

以往,由于死守苏式教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日丹诺夫的一席讲话,竟长期束缚苏联、中国及东欧各国哲学界,大家不得越雷池一步,把丰富多彩的哲学发展史变成干巴巴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互相斗争,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对持有异议者动辄上升到政治问题加以讨伐、制裁.对此,大家早已忍无可忍.抨击乃至去除这一戒律,解放哲学界,是学者们的共同心愿.用几千年丰富多彩的中国哲学发展的文明史,驳斥日氏戒律,去除这一枷锁,成为举办还在酝酿中的哲学讨论会的共识.而且众人一致主张“要开就开大的”,即开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邀请全国哲学界有志者共同参与,共议复兴哲学学术和哲学教育事业大计.为了避免审批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麻烦（开这样的会,可以说是1949年建国后中国哲学界第一次“吃螃蟹”,大家都小心翼翼）,于是议定把会议的名称低调定为“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上级领导的首肯和相关部门热情支持

对上对外交涉,没想到竟一路顺风.这当然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热情支持.

首先是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经与《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商妥,陆续在该报理论版发表数篇重头文章：郑昕先生的《开放唯心主义》,冯友兰先生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朱伯崑先生的《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文章刊登后,在学术界获得一致好评,有些读者致信报社编辑部,希望多多刊载类似有利于促进开展学术讨论的好文章.

接着,与有关领导机关接洽,试探获准召开的可能性.

第一步,请示北大校党委.党委书记江隆基同志对哲学系带头发起组织全国性学术会议大加称赞,并表示对上对外交涉如遇困难,学校党委可出面.同时指示学校各有关职能部门切实做好各方面的保障工作,确保会议圆满举行.

对上对外交涉,没想到竟一路顺风.这当然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时任科学处（当时党各部门无局级设置,处即相当于现今各部门的司局）处长的于光远同志表示,开好这次会议,将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他还主动帮助与理论处、教育处等职能部门接洽,均获得支持.

高教部政教司负责人也热情表示支持,还提出如有必要,可由他们向上级主管部门接洽以及向有关兄弟学校打招呼.

这里还要特别提及当时在北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教员的严慰冰同志（陆定一部长夫人）.她是由马列学院（党校前身）某培训班毕业后分配来北大任教的,她和同事相处很亲切,大家都称呼她严大姐或慰冰大姐.当我们提出请她就我们召开哲学学术研讨会一事在部长那里吹吹风,她当即满口答应,并很快有了回音.她说：对他来说这样求之不得的好事,哪能不支持呀!（至于后来“”中她遭受林彪、叶群之流的恶毒摧残,北大同仁无不愤慨之极）

在同级相关各学术机构接洽中,都普遍获得这些单位领导同志的全力支持与赞许.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科院前身）副主任潘梓年同志（主任郭沫若先生为挂名,潘梓年同志为实际主持人,并曾兼任哲学所所长）最为热情.当时我们曾数度提出由“学部”主办此次学术会议,均被其婉拒,他示意由你们北大出面最合适,学部及哲学所将全力支持,届时两机构主要学者和他本人都将莅会,并将通知准备与会人员在会前写作论文或发言稿.

政治研究室主任胡绳同志对这次学术活动也表示高度关注和支持.他除表示届时派出强大阵容参会外,还欣然允诺承担会议总结发言的重任.

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顾锦屏等多位资深专家也都表示将以老朋友身份与会,参加切磋研讨.

党校以艾思奇同志为首的数位资深哲学家都表示将集体与会.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等诸多兄弟院校的同行都表示,在当时召开一次全国性哲学学术研讨会,贯彻“双百方针”,破除教条主义等绳索,是适时的、必要的.

在忆及这次全国性哲学研讨会从酝酿、筹备到会议成功举行的全过程中,应当特别提及核心人物汪子嵩先生.子嵩先生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千里迢迢历经艰险从祖籍浙江奔赴地处西南边陲、举国闻名的西南联大.在联大,他一边师从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先生刻苦攻读希腊哲学,颇受陈先生赏识；一边热心参加救亡运动.他在参加地下党之后,成了当地学界反内战、反、争群众运动的活跃分子.抗战胜利后北大返京,在经过院系调整之后的北大哲学系,子嵩先生受命主持系务日常工作,担任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同时担任北大校党委委员）.此时,他毅然放下热衷的希腊哲学研究,全身心率领全系师生为办好当时全国唯一幸存的哲学系尽心尽力.他一方面做好来自七、八所兄弟院校教师的思想稳定和关系协调工作,与他们做知心朋友；一方面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尽可能保护被触及的教师,减轻他们的政治压力.同时子嵩先生对被剥夺授课权利的教师,尽可能采取补救措施,如安排他们开设若干专题讲座和某些专门化课程,组织编辑或编译中外哲学思想史料,参与编译局委托的某些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咨询怎么写作.在他的多方努力下,还有几位知名的北大哲学系学者应聘担任《人民日报》学术顾问,等等,使他们不致被边缘化而荒废业务,从而为日后中国哲学教育的恢复发展储备至关重要的师资资源.

因此,在酝酿组织此次学术讨论会过程中,他自然成为组织大家多方谋划的关键人物.此外,他在校外学术界及诸政机关具有广泛且良好的人际关系,平时经常邀请诸多一流学者来校演讲或授课,每请必到.这就为促成此次学术研讨会梦想成真提供了必备的外部条件.

自由争辩精神贯穿会议全过程

老中青三代学人大多能借参与这一开国以来首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把积攒心中多时想说的话说出来.对不同的意见据理力争,却很少出现扣帽子、强加于人的情形.

在经过较为充分的酝酿和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的基础上,座谈会于1957年1月22日如期在北大举行.由郑昕、潘梓年、何思敬轮流主持.来自四面八方的哲学界旧友新朋,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大家敞开心扉,通过自由争辩,取得共识,力求在排除对哲学学术研究和哲学教育事业严重干扰的教条主义及诸多不恰当的政治干预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把“双百方针”从口头上、字面上落到实处,以繁荣哲学学术和哲学教育事业,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迫切需要.

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大多能借参与这一开国以来首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把积攒心中多时想说的话说出来,一次说不完,再三再四陈述.对不同的意见据理力争,却很少出现扣帽子、强加于人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泰斗式人物冯友兰、贺麟、朱光潜、金岳霖等人的发言.老先生们对引起争辩的问题,一再申明自己的观点,他们的发言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在几天研讨中起了引领的作用.在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张岱年、任继愈、洪谦、陈修斋、朱伯崑、张恒寿等的高质量发言,吸引了与会者的关注,形成一次次精彩的场面.个别“左”派人物（如关锋、孙定国）在当时的氛围下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实在按捺不住时甩出几句如“修正主义”之类扣政治帽子的言辞,但颇不得人心.也有少数与会者曾因此而迟疑却步,但这不过是支流而已. 会议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如何对待唯心主义哲学.与会大多数人认为,过去几年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乃至声讨,固然受国际的影响,与“以苏为师”,照抄照搬洋教条有关,但与政治的介入,动用党政权力,干预本属学术领域的争论,甚至涉及对人的使用、升迁,极端的情形发展到从舆论的讨伐问罪到使用司法等极端手段,剥夺学者的人身自由不无关系.这些粗暴行径不仅大大超出学术争议范围,而且构成严重违法违宪行为.在党大力提倡实行“双百方针”的今天,有必要彻底扭转以往的错误行径,纠正既往一切错误举措,追究违纪违法者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双百方针”从众人将信将疑转化为深信不疑,做到取信于民.

就学术而论,众多学者认为,历史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是共生的现象,两者之间有争论,有时还很激烈,但不存在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问题,而且往往还有吸收对方长处充实自己的情形.平时,我们课堂上不是常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吗?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创立唯物辩证的新型哲学,不是曾经拜先辈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等许多人为师,从他们的哲学思想中吸取有益成分加以利用、改造的吗?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居的学者竟数典忘祖了呢?!

中心议题是反对哲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

总体来说,这是一次以知识界为主体,初试锋芒,反击曾经盛行一时的教条主义、专制主义的盛会.

许多人在发言中一致认为,当时影响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倾向是教条主义.除了国际版的日丹诺夫戒律外,国内版的教条主义者在利用国际版的余威兴风作浪的同时,他们还往往利用政治上掌握一定权力的优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自居,颐指气使,对经历民国时期特别是留学欧美归来的老一代哲学家一概否定,在历次运动中把他们作为靶子.因此,此类教条主义者身上兼具专制主义气息.所以当年人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不能不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专制主义,此次会议也不例外.会上也有一些老知识分子心存余悸,唯恐有朝一日遭到反攻倒算.

在上述复杂心态支配下,此次座谈会上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只能说是小试锋芒,不甘缄默又适可而止是当时多数人的战术.但总体来说,这是一次以知识界为主体,初试锋芒,反击曾经盛行一时的教条主义、专制主义的盛会.它与1956年在青岛举行的自然科学界关于遗传学的全国性大型座谈会,共同构成那个年代留给人们的两道相互辉映的靓丽风景.人们对于当年的勇敢者们一直是怀有深深敬仰之情的.

（摘自10月25日《社会科学报》.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兼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