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05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国际学术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及文艺学重点学科联合举办的“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8月18-20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大厦成功举行.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以青年学者为主的关于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研究的学术对话,它无疑推动了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学术研究的不断精进和青年学术队伍的共同成长.

大会共收到会议论文近40篇,会议分别有专题演讲、集体讨论和分场报告与讲评等研讨形式.北京大学教授张少康先生和南开大学教授罗宗强先生应邀出席并分别主持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党圣元、陶文鹏研究员、北京大学卢永磷教授、澳门大学施议对、邓国光教授、台湾淡江大学颜阳、吕正惠教授、南京大学孙蓉蓉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吴相洲、赵敏俐、邓小军教授等,也分别分场主持会议或担任讲评人,并就代表们的专题演讲和学术报告以及讲评人的讲评内容与有关问题进行总结、评论,对如何研究中国文学思想史和文艺思想史发表了重要的学术见解.

与会学者从多种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中国古代文艺思想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会议提交的论文内容较为广泛,既有对中国文学总体特征的宏观把握,也有具体而微的个案研究；所论问题的切人角度相当丰富,理论探讨与史实考辨兼备,表现出各具特色的学术个性.

不少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命题和范畴进行了新的研究考索.吕正惠《悲剧与歌哀》一文,从中、西方不同的人生态度出发,揭出中国文学“歌哀”式与西文学“悲剧”式基本精神的差异.邓国光研究了长期被学界所忽略的茅坤《史记钞》,对其古文批评中的“神”论加以疏理,重新接续了清代古文批评中“神理”论之源流.施议对《先唐诗歌演进轨迹――兼说时代精神与文学自觉》,从时代精神身文学自觉、形式创造与体制因革两方面探讨了唐以前诗歌演进的过程.孙蓉蓉《文笔”说考论》对六朝“文笔”论进行了新的考论.陶礼天教授《<乐记>的“遗音遗味”说》从一微观角度考论出发,力图揭示中国古代文艺审美观念从质朴到绮丽再到平淡的逻辑发展过程.台湾学者曾守正博士《历史图像与文学评价的迭合――两<唐书>文学类传“时变”思想的落差》通过对两《唐书》文学类传的比较研究,指出两《唐书》所表现的“时变”思想有所不同,反映了两《唐书》作者的文学好尚在建构历史图像中的影响.此类文章还有北京大学杨铸《“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别解》,韩国尚志大学朴均雨博士《王渔洋“神韵”说之诗学精神》,首都师范大学贾奋然博士《论“文源五经”的文体学意义》,张敏杰博士《<春秋繁露> “知天,诗人之所难也”释义》、刘尊举博士《“文以明道”与古代士人的生命价值观》等.

对不同艺术门类包括不同文体关系的探讨,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热点.吴相洲近年来致力于诗歌与音乐的关系之研究,《论永明体与音乐之关系》就是此一问题的重要成果.他从理论和事实两方面进行了密致的考察,认为永明体是诗歌与音乐结合的产物,并对诗歌人乐、永明体与佛经转读以及永明声律说的意义加以阐释.北京语盲大学黄卓越《明中期吴中派的诗文体统观》对明中期吴中派文学的体统观做了详细的研究,并分析了吴中派从一边缘的地方性流脉在明后期逐渐转换为文坛主流的原因.中山大学彭玉平《陈廷焯《骚坛精选录》(残本)初探――兼论其诗学与词学之关系)是他多年研究陈廷焯词学理论,致力搜集文献资料的又一重要成果.另外,北京大学汪春泓《论王僧虔与南朝文艺思潮》、民族大学陈允锋《论韩愈诗学理想与书法审美观念之关系》、韩国大学金伯昀博士《诗书画三绝思维初探――以诗书画的媒体观念为主》等,都深入考察了文学内部不同文体之间,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内在联系,推进了对此问题的研究.

从文学与社会思潮、学术思想及人生信仰的联系进行思考,也是近年来文艺思想研究的一个突出现象.日本广岛大学佐蘑利行教授力图对王羲之的有关文献进行解读,他的《王羲之的生活和思想――隐士生活为中心》对王羲之的生活和思想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其矛盾心态及其原因.北京语言大学郭鹏《关于邵雍文艺观的几个问题》,通过研究邵雍文艺思想的一些独特内容,对宋写作技巧学文艺思想这个笼统概念进行新的思考.另外,台湾学者廖肇亨博士《“尽大地是一戏场”：觉浪道盛戏场禅探析》、胡衍南<明清长篇小说的文艺思想――从<梅词话>到<红楼梦>》、深圳大学李健《声与情的胶合：阮籍的音乐美学》、杭州大学饶龙隼《两汉气感取象述评》,首都师范大学雍繁星《阳明心学与唐宋派》诸文,或平实叙论,或致力深思,或张扬前人甚少关注的问题.

本次会议的另一显著特点,是新祝角、新方法的运用以及老问题的新解、新领域的开拓.南开大学张毅《王国维文学研究的美学方法》认为王国维美学研究方法有一个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即由对西方(特别是叔本华和康德)哲学观念的接受、概念范畴的运用到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方法的确立.台湾学者杨玉成《后设诗歌：唐代论诗诗与文学阅读》、陈葆文《<论聊斋志异>对传统小说符号系统的继承与开展――以<画皮>之“狞鬼”为例》、毛文芳《一则文化装扮之迷：清初<枫扛渔夫图>题咏研究》、王学玲《不可侵犯的镜像――明清之际自叙传文的谐谑与观看》,这些论题力求创新,努力运用西方语言哲学、符号学等理论来解析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和创作理念.首都师范大学王南《欧阳修诗说新论》、汪龙麟《浅论民国学界的中西小说比较研究》、台湾学者谢明阳《陈予龙方以智的诗学论交与分趋》、侯雅文《论李梦阳以“和”为中心的诗学体系(之一)――以“和”为依据所规制的诗歌本质与功能》、国际关系学院王慧玉《王充与<文心雕龙>》各自在论述的气象、讨论的深度、问题把握的分寸感等方面给人以启发.

与会学者对文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理念也提出了新的看法.颜阳《论“文类体裁”的“艺术性向”与“社会性向”》从清末直至当代的文体分类人手,批评了流行的“艺术性文类”与“实用性文类”或“纯文学”与“杂文学”的二分框架.他认为文学本身并无恒定的本质,“艺术性”和“社会性”只是两种潜在的向度；任何文类体裁都具备这两种向度,形成“双向成体”的关系.颜教授还指出,现代的研究者常常会不自觉地受到自身社会文化语境的限制,无法真正实现学术研究的“客观性”.这些论述,对“中国文体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左东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中心与边界》也对上述重要问题非常关注,并重新思考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中心与边界的关系,以期找到一种既能够符合现代文学观念,又能够涵盖、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研究方式.他在讨论了中西方文学观念的共性与差异之后,提出中国文学史研究,必须把握审美这一文学的本质特征,以诗歌为中心,兼顾中国古代文学的完整性,
兼顾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异同.与此相关,赵敏俐《20世纪赋体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察了加世纪赋体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文学史理论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认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应该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回归中国文学的本体,参之以世界文学的视野,历史地、动态地描述中国文学演变的过程.

大会分场会议中,还由左东岭、陶礼天教授主持了一场关于中国文学思想史、文艺思想史研究方法论问题的集体讨论,大家发言十分踊跃,其中罗宗强先生、党圣元研究员、颜阳教授等,对中国文学思想史、文艺思想史是学科还是研究范围亦或二者兼备,中国古代文艺思潮的演变是否与朝代的更迭较为吻合还是并非亦步亦趋,如何重视与深入研究朝代更替时期的文艺思潮的激变现象,如何能够从文艺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本身发展演变的内在理路上去重新书写文学思想史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建设性的对话.

本次会议努力追求学术创新,体现出以学术问题为中心的特色,这也表现在一些会议制度方面,比如采用了国际学术会议惯例,设立论文讲评人制度,并提前数日将与会代表的论文寄发给讲评人认真研读,要求讲评重在讨论问题,发言人严格遵守时间等.从激烈的思想交锋和制度安排两方面看,会议的效果都是令人振奋的,受到与会代表特别是海外专家们的一致好评.大会最后由罗宗强先生作了全面的总结,他希望这种良好的会风能够继续保持,使学术讨论真正做到名副其实.

(陶礼天 雍繁星整理)

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工业社会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显露,人与环境之间的生态矛盾逐渐成为全世界的焦虑中心.人类的生态自觉日渐成熟并将其逐步贯彻于经济社会活动之中,人类文明开始从工业文明过渡到生态文明.在这个背景中,继悔外学者陆续开展了“生态批评”、“生态’、”环境美学”等学术活动之后,90年代的中国学者也提出了生态美学的概念.自此,生态美学观、生态文学观方面的研究作为一门逐渐兴盛的“显学”,在中国学术领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了将这一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使之更好地促进美学、文艺学同当代社会实践的密切结合,促进中国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05年8月18―22日,在气候宜人、风景优美的山东省青岛市,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山东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崂山康成书院、山东理工大学生态文化与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召开了“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英国、芬兰、荷兰、挪威、韩国、日本以及中国两岸三地共180多位海内外与会代表,围绕着“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这一会议主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热烈的争鸣和深入的讨论,在生态美学观、文学观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这是在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学问题上一次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对话,是对1994年以来10年间我国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学研究的一次学术检阅和总结,也将是未来时期我国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起点.

一、关于生态美学的基本理论建设,特别是生态美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代表们首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深入的研讨.

在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方法等问题上,曾繁仁认为,生态美学是一种从生态维度所呈现出来的当代美学新研究、新发展、新超越、新形态.它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出发点,包含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包含着生态维度的当代存在论审美观.复旦大学吴中杰认为,生态美学应该有自己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至少,它应该从生态学中独立出来,而且与传统美学有所区别.要发展生态美学,首先要调整好美学生态.在方法论上应该跳出主客观二分法的局限.中国传统医学的整体观可以借鉴.鲁迅美术学院张伟认为生态审美观的建构是以对“生态”的理解为前提的,“生态”不仅指自然的存在方式,也不是单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生态”是指如诲德格尔所说的“在”的诗意的存在方式.所以,生态美学的研究方法既不是自然科学的,也不是认识论的,而应该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上梅社科院马驰认为,讨论生态美不仅要关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重要的是还要关心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我们固然要避免重蹈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种种失误之覆辙,也不能把眼光仅仅盯在我国古人的生态智慧上.要从学理上研究生态美学,就应关注人类文明的转变方式,并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加以观照.山东理工大学韩德佰指出后实践美学之前的方法论争主要是主客体关系之争,之后的关注焦点却多在主体自身.生态学的方法的引入,强调了主体人与外在客观世界的一致性.这对于美学的研究发生了重要理论作用.

在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研究的理论根基与现实语境等问题上,曾繁仁认为应将我们的生态美学规奠定在马克思的唯物实践存在沦的哲学基础之上,同时吸取西方当代生态哲学的积极成果,特别是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当代生态存在论哲学.复旦大学朱立元认为要寻找生态美学的存在沦根基,指出当代中国美学寻求突破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超越认识论,走向存在论.生态美学在面对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是以追求两者的和谐、协调为最高最终目标的.所以,生态美学寻找存在论的哲学基础,是必然的.山东大学周来祥认为生态主义提出的自然生物整体论、生态平衡论、生物发展动态和谐论,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也启示了生态美学的发展,但生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难于直接导引出生态美学的建构.不过因此而拒绝生态美学也不科学.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论述的是不同神学家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涉及生态问题；认为莫尔特曼的理论兴趣在于从生态问题展开神学批判,而特霄西反而将“后现代性”视为当代神学的“可用”资源,“生态运动”则被他看作“后现代性”对我们的一种赠予.这两种神学思路可给生态美学建设以启发.山东大学仪平策认为对于生态美学这样一个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的当代文化课题,理论界决不应忽视它的民族性特征,因为生态美学以人与世界(自然、社会、自我)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对象,而“人”及其“文化身份”总是特殊的、有差异的,是特定民族文化中的具体的人,这就规定了生态美学必然具有民族性特征.日本神户大学滨下昌宏认为西方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主义的失败,导致了前现代那种崇拜自然的怀旧情绪的出现,时代也过渡到了后现代.相应的,随着现代的感性美学的破产,美学在后现代的展望中重新获得意义,生态美学的产生成为可能.

代表们对生态美学与“自然”的关系,特别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中“人化自然”思想的关系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山东师范大学李衍柱认为生态美
学的兴起是生态危机引发的“绿色革命”在美学领域的回应.但是生态美学何以成为一种美学,还需有其学理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其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论.江西师范大学赖大仁认为通常所谓生态美学的“生态中心论”与所谓实践美学的“人类中心论”,二者的价值立场未必是根本对立的.还是需要回到马克思的立场上来,即寻求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有机统一.成都大学曾永成根据马克思实践美学中“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的观点,提出人本生态美学概念,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强调把生态系统思维与审美活动本体特性思维的有机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充分统一.深圳大学胡经之指出,现代化的实践已证明：自然的人化可以创造美,却也可以毁灭美、制造丑.面对人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我们更需要重视人和自然的审美关系,这为我们的生态美学提出了难题.中国人民大学陆贵山认为,解决好自然的生态问题,解决好实践美学和生态美学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应当解决好自然的生态和人的生态的关系.只有处理好这种关系,才能求得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芬兰约恩苏大学的瑟潘马用文学化的语言展示了一个“能说会写的大自然”；认为这个世界越来越作为一些文本传给了我们.与此同时,我们的生活环境变成了一种人造的环境,我们的读写能力也跟着人工化,但是,即便我们在寓言之外不可能理解会说话的狮子,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很能理解彼此讨论自然的那些话.黑龙江大学张政文认为康德在批判哲学中设定了由不可知自然、天性自然、合目的自然三个层面构成的理性自然观.这一启蒙的理性自然观最终促成了人的理性主体性在近代的全面建立.同时它也成为主体性是否应该回归自然的现代性争论和自然被置于边缘地位的生态学困惑的思想源点.

二、关于生态文学观的基本理论和功能问题,是代表们讨论较多的又一学术“聚焦点”.中国社科院钱中文以“文学的乡愁”为题谈了文学与人的精神生态的关系,指出在今天的全球化的语境中,世界成丁“地球村”.因此文学需要乡愁,因为乡愁提升文学.文学的乡愁,也是美学的乡愁.苏州大学鲁枢元强调中国文学史书写要有一种自然之维和生态视阈,认为中国文学史的百年书写,依鞍的是对一种“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认同,而文学不但是人学,同时也应当是人类的生态学.文学史的书写应当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中南大学欧阳友权认为在网络技术视野中,文学的存在方式基于数字技术媒介而发生了一场与传统文学大不相同的“生态革命”.我们需要从价值理性和艺术变迁的双重意义上解决技术生态与文学生存、网络审美与艺术延伸的生态调适问题.暨南大学刘绍瑾用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立场,对中国古代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的复古诗学进行了肯定性论述,认为复古诗学追求一种最利于艺术创作和审美生发的生态文化机制.挪威奥斯陆大学的诺塔特勒通过虚构的挪威渔人和老庄(也是东西方)之间的对话,用文学化叙述形式,表达了重新发现事物的本质；仁爱、同情、人道、居家过日子的简朴之乐,以及自然而然的嬉戏之趣的题旨.还有不少代表直接运用生态文学观解读了具体的文学作品.

三、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和生态美学资源,也是代表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北京大学汤一介认为近世以来的生态危机,不能说与西方哲学曾长期存在的“天人二分”的思想没有关系,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则把“天”、“人”看成是相即不离的一体.这无疑对从哲学思想上解决“天”、“人”关系、解决当前存在的严重生态问题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合理思路.中国杜科院蒙培元认为孔子所谓“仁”,其摹本内容就是一种普遍的生命意识和生命关怀.孔于所谓“畏天命”,根本上即要求人类应当以敬畏之心对待自然、尊重自然,亲近和回报自然.在现代社会,即使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敬畏之心不可无.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通过对《文心雕龙物色篇》中“阴阳惨舒”说的解读论述了中国“绿色”文论的起始,认为刘勰极力说明的物色与情思的“交感同构”,既非物色一般作用于人,也非人的感情对物色的单纯反映,而是物色(主要是自然景物)与情思两个世界产生了神秘的“同构”关系.这里已经有“绿色”文论的萌芽.山东大学陈炎认为儒家的“仁学”思想建立了一套“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贵人贱物”的生态价值体系.与这种生态观念相对应,儒家的审美观念也以“仁学”为核心,形成了一种以“善”统“美”的本位立场.儒家学者一般都依靠“中庸之道”的原则来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构筑着“天人台一”的宇宙人生哲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石朝颖认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大道自然观即在探讨“天人合一”如何可能的问题.儒家和道家都把“大道”与“人道”加以结合,然后再将“天道”应用于“人道”上.这种“天人合一”的大道自然观、生态观,在代表中国古典绘画的山水画中表现最为明显.扬州大学姚文放认为中国人历来心怀乌托邦之梦,其所追求的乌托邦包括社会的、道德的、人格的,而这些都通往生态乌托邦追求.中国人憧憬的生态乌托邦在本质上是审美的.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生态乌托邦追求具有深刻的文化批判意义.浙江科技学院杜卫论述了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中的生态美学观念,认为所谓艺术的人生就是主张以和谐人性为理想,人生艺术化就是要脱俗,追求情趣,在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中实现生存的自由.这同生态美学的观念是相一致的.中国人民大学张法探讨了中国山水诗画与现代园林都市所表现出来的两种不同的生态观,认为前者显示的是征服自然的现代性本质,后者表现的则是从天人合一的哲学上产生出的敬畏自然、顺从自然、亲和自然的审美形态.山东大学程相占研究了中国轴心期的“生生”观念,认为它以“生生之道”作为宇宙本体和价值本原,视人类生存的宇宙为美善一体、充满生机的宇宙,其潜在的生态智慧及其全球性价值,有利于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健康发展.一些代表还用生态美学观和文学观对中国古代的文论、诗歌、绘画、小说、建筑等进行了具体解读和评析.

四,与生态美学观、文学观相关联的生态哲学、生态、生态批评、景观美学等热门话题,代表们也做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中国艺术研究院陈剑澜论述了深层生态学运动的政治空间问题,指出深层生态学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在理论上具有明显的唯灵论和政治唯心主义倾向,这使得它在环境纠纷高度政治化的当代世界中难有作为.但它的普遍主义诉求可望在生活政治(与解放政治相对)层次获得有意义的空间.厦门大学王诺评介了美国生态文学家爱德华艾比对唯发展主义的批判,认为艾比“为发展而发展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的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生态批评实践.浙江大学潘立勇则论述了休闲与生态的审美关系,认为从生态美学的角度考察,休闲正是人类的理想生态及其体验,也是审美活动的最本质规定,审美则是休闲的最高层次和最主要方式.深圳大学吴予敏以深
圳市经验为案例论述了景观美学问题,认为景观美学是自然美学与人类生存环境相结合的产物,是生态环境中最接近于人的生存活动的部分,对于人类景观和生态环境的创造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不少代表还就生态美学观的内涵、生态哲学中人文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关系、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以及女性生态批评等焦点问题发表了意见.总之,这次国际会议达成的学术共识就是,当代生态美学观与文学观是一个正在建构和发展中的理论形态,自身有诸多不成熟之处,需要在讨论切磋和批评中发展.但我们执着追求的目标是：走向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的结合,实现人的诗意的栖居.

(仪平策整理)

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10月29―11月1日,由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南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并由中南大学文学院承办的“2005：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研讨会主题和各自关心的文学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活跃的讨论与争鸣.

文艺学学科在新时期发轫之初思想解放的大潮中重新起步,经过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洗练、拓展和新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童庆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指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绩,就是文学理论的人学基础的确立、文学理论校心概念的逐渐趋于成熟.而这个确立及其成熟的历程可以用三个转型来归纳――“从一家专制式的：独语’,变成百家争鸣式的‘对话”’,“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科的学术话语”,“从非常态的中心话语,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常态话语”.这个“对话化、学术化和常态化”的概括得到与会者的普遍认可.冯宪光教授(四川大学)指出,新时期最校心的突破和发展是文学本质观的创新,是中国学者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为文艺学第一原理,从而确立了具有时代特色和历史意义的文学第一层次和本质,为文艺学及其理论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杜书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我们20多年来的文学理论是在多种维度上展开的,认识论文艺学、社会学文艺学,还有政治学文艺学、文化学的文艺学、语言学的文艺学、心理学的文艺学以及价值论文艺学,等等.这种多维度的多元文化视野,不仅为文学理论本身增添了丰富多姿的思想形象,而且使未来的文学理论呈现丰富发展的前景.刘泽民教授(中南大学)强调说,新时期文论建设的突出特征就是其反思性.一是突破既有认识论的思考方式,二是回到事物本身――回到文艺学本质性的问题框架中去.李春青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阐述道,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发展基本可以归纳为两种不同的致思方式：一种倾向是以审美为本位,承认文学的独特性,承认它的审美价值,然后通过各种方法的研究去揭示文学的这种审美特点,去凸显文学的审美意义；另外一种则可以叫做意识形态本位,它研究文学经典以及经典如何成为经典,但它不是追问经典本身在形式上、构成上的特点,它的审美价值有那些独特性,而是迫问在文学文本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它们都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建设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与此同时,文学理论在面向国际文学理论观点、立场乃至体系的借鉴,面向中国传统文论的清理、吸收和消化方面也都取得了公认的成绩.盛宁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特里伊格尔顿的新著《理论之后》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指出西方文论界早就在反思、批判甚至近于清算风行了十多年的“文化理论”,这一理论班驳复杂,一方面使通俗文化变成了研究课题,使性征、性属变成了合法研究对象.另一方面,解构理论与“政治正确”的膨胀,使美国大学的人文科学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给文学理论教育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国内追踪文化研究的学者,盯着那边的几位理论明星不放,停留在他们七八十年代提出的理论问题上,对那边的学术状况缺乏整体的把握,对文化研究早就受到批评、质疑的著作,或所知甚少,或不作反应.周启超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通过对欧洲文学理论反思状况的追踪,介绍了当今外国的5种文学理论教材.陶水平教授(扛西师范大学)从科学哲学研究范式借鉴的角度,而阎真教授(中南大学)以巴赫金文论的解构为目标,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外文论沟通和交流作了严谨、清晰而深入的历史一文化式扫描和反思.与会者的共识是,20多年的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已经使其基本摆脱初期的西方影响焦虑,开始进入一个令人欣喜的平行、平等对话交流时期,尽管我们依然关注国外文论的发展动态,但这个关注已经不再是模仿、逐新,而是“全球化”“多元化”语境中的思想对话与文化交流.曹顺庆教授(四川大学)通过阐述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主张向西方文论中国化深化的思想历程,很好揭示了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中日益彰显的重要地位,古代文论的研究显然已经不在于要为当代思想提供几个中国化的概念、术语或者是框架,而是普适性的话语规则、文化深层的精神模式.袁济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通过中国古典文论的包容性和再生性阐释,指出了当代文学理论可能发展的一种途径.

与会学者们在认真总结和回顾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成绩的同时,也坦诚面对文学创作、社会现实、理论发展所提出、所滋生、所面临的各种新问题阳新挑战,其中,“理论越界问题”也许是一个中心而又呈现出繁复思想景观的泛理论话题.

钱中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结合文化变迁现状阐述了新理论“执中”、“跨界”的过程中的危机与生机问题.他认为,今天的文学艺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网络时代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图像技术的普及,消费方式的改变,出现了各种趋向的写作,文学研究的各个学科都感到严重的不适应,文学理论尤其如此.当前文学理论的深刻的危机表现为失去了自身的原创精神：(1)文学理论由于文学实践的快速、多样发展,理论滞后,阐释显得捉襟见肘,需要寻求理论的更新与方法的多元化； (2)表现在一些方面主要靠大力引进,一些学者只以国外学者的思想为理论资源,致使理论成为机械复制；(3)表现为顺应时尚,迎合平庸,弱化了人文学者应有的批判气质.面对社会文化领域各个方面的急剧变化,文学理论应该不断扩大自身的边界和理论的更新.近年来出现的文化诗学、生态文艺学、影视美学、摄影文学研究、网络文艺学、超文本诗学以及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及后现代文学理论等等探索,既是文学理论的扩容、边界的拓宽,从不同角度探讨文学理论生长点,丰富了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时也表明文学理论的原创性、独创性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学理论宏大愿望的具体实践.欧阳友权教授(中南大学)以网络文学为例,阐述了数字技术语境中文艺学的边界拓展与内插延伸问题,他从“文学还‘文学’吗”“文学研究‘研究’什么.”“文艺学的原点在哪”“我们该秉持怎样的立场”
等几个角度阐述了文艺学变革的历史必然和应对策略问题,他认为,当技术的魔方改变了文艺存在方式、悄然置换文艺学的理论谱系的时候,当文化资本的市场运作逻辑让文艺生产向产业化转变的时候,文论界应该高度重视“艺术的技术性”和“技术的艺术化”的新课题.王岳川教授(北京大学)则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理论输出世界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立场出发,对文学理论的跨界旅行以及文学理论的视野扩张做出了陈述.马大康教授(沮州大学)从“娱乐性”角度探讨了跨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童庆柄教授、刘泽民教授、阎真教授则从如何防止“过度跨界”的层面对文学理论的跨界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辨析.

会议代表回顾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做了有针对性的探讨.诚如钱中文研究员结合自己学术经历所讲到的,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是中国文论家通过不断地回应现实吁求并结合对于自身思想的不断反思中探索着前行的,因此这个前进中的理论始终带有中国现实问题的深重色彩.如今,新世纪的文学理论又面临当今出现的各种新问题的挑战,这个挑战可能会形成激烈的争论、争辩和争鸣,但它仍然会像过去20多年文学理论经验证明的那样,也将成为中国文论家创新文学理论的基本动力和致思方向.与会学者指出,像比较广泛被接受的“文学是语言中所呈现的审美意识形态”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属于中国学者的创建,是中国学人共同的创造.如果把审美意识形态看成一个理论的整体,那么这是中国一代学者的一次完整性的理论创造.包含在这个创造中的宝贵经验,一是问题意识,二是原创性,三是中国特色.许明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在内容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突出阐释了中国文学理论现实问题意识的重要价值,他指出,中国问题的原创性就在中国当下的转型社会现实当中,一旦中国学者掌握了文化、语言的发明权,本土派的理论家掌握了话语权,西方乃至模仿西方的话语优势就会蔼然无存,如钱中文先生提出的“新理性”,西方学者没有讲过；中国学者合力构建的审美意识形态,外国学者没有讲过,它们接触到了中国文论话语的核心价值.什么叫中国式的理论针对中国问题,描述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给出中国的答案,就是中国理论.

中国文学理论应该确立深厚的中国“问题意识”是本次研讨会所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共识.童庆炳教授对中国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和中国化建设做出了认真的回应.他指出,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我们所要研究的是问题,是我们中国自身的问题,我们今天处在什么状况,我们遇到什么麻烦和问题,那么我们要围绕着这些问题来进行深入的研究,寻找对问题的最合理的答案.有没有问题意识是关键.我们的文艺理论充满了许许多多问题,但有很多学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味地去照搬福柯、德里达.其实,我们首先是要学的是别人针对自己国家的问题,或者说针对着第一世界所发生的问题所做出的理论解答,首先要学的是一种问题精神,而不是把西方的理论框架、理论观点照搬过来,用来套我们的现实.

原创性是本次研讨会的焦点话题之一.赵宪章教授把原创性缺乏归纳为这样几个具体的原因,第一,我们的文学理论,习惯于宏大叙事,缺乏耐心去做个案分析、文本研究.第二,习惯玩弄概念魔方、玄学似的推理,把理论言说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缺乏对鲜活的文学现象的关注.第三,习惯就事论事,缺乏传统与当代、经典与大众融会贯通的学术功力.第四,追随西方,缺乏独特的思想体系,缺乏独特的文论范畴,缺少知识建构.吴炫(中南大学特聘教授)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的文艺理论,是把它当作一个知识来传授和学习的,这是不够的.理论应该是一种能力,它是对知识的一种穿越的力量,能对社会、生活、文化、现实,自动地产生思考和判断.如果我们不能产生一个反思性的、批评性的,对现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知识的一种理论研究方法,那么中国文艺理论的建设,甚至原创性的建设,是不太可能的.如果这个东西被重视起来了,理论就会成为我们的生命,而不是一种对象化的知识性存在.与此相应,文艺理论的研究基点就应该有所调整.由经典文学所奠基的文学理论研究应该是我们今天理论关注的要点.因为只有它,才能把工具性的东西、边缘性的东西突破.只有通过它,才能建立文学创作的观点.熊元义博士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均围绕原创性问题做出了自己的独到阐述.

张荣翼教授(武汉大学)提出了时间坐标中古今文论的差异问题,吴兴明教授(四川大学)提出了新时期文论的“理论旅行”问题,冯黎明教授(武汉大学)提出了文艺学的学科生存问题,刘文斌教授(内蒙古师大)提出了新时期以来的文论家研究问题,毛宜国教授(中南大学)提出了修辞批评问题,刘绍瑾教授(暨南大学)、侯敏教授(苏州大学)、吴予敏教授(深圳大学)、蒋原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赵炎秋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盂泽教授(中南大学)、季水河教授(湘潭大学)、聂茂教授(中南大学)、张开焱教授(湖北师范学院)等学者,都以敏锐的问题意识思考新时期文论发展的相关课题,提出了文论研究中国方略的新思考.

(欧阳友权蓝爱国整理)

编后记

2006应该是我们文学研究的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宏观上的体制创新必将在学术的源头上影响研究格局及其营盘梯队的整体机制,而微观上的理念前行、众声喧哗又可能在运作实践中引发更加生动、更加激越的竞争气象.我们在言语纷纭、审美认真的氛围中跨进了2006年,“春鸟秋虫自作声”,我们面对一个积储了大量新知识与新方法、新观念与新技术、新与新心态的学术论坛.我们更加自信了,只是在引导一支朝气蓬勃、阳光满身的青年后俊队伍时还有几分人文时差引起的心理紧张,但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时代前进的速度和文化自身的重量.

本期理论片,王元骧文章《关于文学评价中的“人性”标准》放了头条,作者深入研究了“人性”标准在文学审美评价与文学史编撰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偏颇,指出“人性”标准不是一个现实的尺度,而是一个理想的标竿,悬以为标准衡估中国阶级社会产生的文学,可能会导致对文学社会内容的曲解和误判,并形成对文学作品价值判断的偏离.――这是值得我们的理论队伍和文学史家重视的一个问题.李春青《文学理论与言说者的身份认同》从文学理论的内容主旨与其盲说者的身份关系出发,探讨盲说者的身份的变化如何引起文学理论自身的“合法化危机”.作者历史感的细腻与对现实的敏感度值得留意.

古代片,尚永亮、李丹的《“元和体”原初内涵考论》对唐诗中“元和体”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精微而凿实的梳理,所谓考镜源流、审核正偏.这个“元和体”以及相串连的“三元”、“三关”之说,前人已说过不少,似乎也摸到了底.但摸的技术有深浅,摸时手势有疏密,这里作者的晶鉴与复议便别有一份会心处了.李贵的《言尽意论：中唐一北宋的语言哲学与诗歌艺术》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段语言哲学及其诗艺核心地位的剖析很有深度,用所谓“语言本体观的转向”来诠释中唐至北宋的宋诗运动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个学理判断.

现代片黄开发的文章敏锐而大胆地论述了“一个晚明小品选本”如何引发了一个现代“言志派”的文学思潮.史料撑起结论,有文有质,不尚空盲.李宗刚文章对“五四”的勃兴作了一个发生学的补充――“新式教育下的学生”,这个重要的接受层面的主体显然是“五四”知识运动与理念普及不可或缺的一环.当代片刘志荣文章以时下十分热评的《秦腔》为个案,分析了一些80年代代表作家,如贾平凹,在今天“大笔”写作的深层动因,以及他们视觉向往的盲区与艺术追求上的困惑.

“二十回顾”,我们这次选用了肖锋的关于“春秋笔法”的百年研究述评.这个“述评”视界开阔,资料厚重,褒贬平实,剖析大抵到位.这个栏目还要认真办下去,我们渴望好稿子.

今天是腊月小寒,窗外一片雪.大家拿到这册刊物时应是“春风门外半掠过”,窗前开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