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国际学术会综述

2008年3月22日至23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分别来自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30余所高等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评论》杂志社、《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文艺争鸣》杂志社等研究、出版机构和学术刊物,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学者也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80篇.

开幕式上,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董健就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及其他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启蒙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本次研讨会召开的主要意图就是要唤起学界对启蒙及其相关问题的重新关注和讨论.来自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凌宇教授在致辞中也就启蒙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结合启蒙在现实中遭遇的尴尬处境强调：究竟还要不要启蒙,启蒙能否达到效果,启蒙仅仅是个认识问题还是个实践问题,这些都值得深入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杂志副主编王保生研究员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大会主题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指出百年中国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忧国忧民的文学,在当前条件下.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努力继承“五四”启蒙的思想精神.人民文学出版社潘凯雄副社长在致辞中指出：启蒙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既学术又现实的话题,文学如何表现启蒙,又如何保持与审美的关系等等,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在两天的议程里,与会专家学者们通过大会发言与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探讨.

董健在大会发言中回顾了西方启蒙思潮传入中国并潮起潮落的百年历程.他认为,从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尽管两代启蒙思想的盗火者和播火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启蒙先驱者心目中的目标,仍然还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五四”启蒙运动想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仍未完成.对于盛行一时的“救亡压倒启蒙”说,董健认为,救亡与启蒙从根本上其实是一致的,在启蒙先驱者们看来,救亡是不应该压倒启蒙的,这一点鲁迅、胡适等人都曾有过阐述.董健教授指出,从理论上说,中外文学史的事实说明,启蒙与文学从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必须清醒地看到,政治常常把文学当作工具,商品化和金钱崇拜则把文学视为玩物,因此文学更需要启蒙精神.但并非只要有充分的启蒙精神就是优秀的文学.他援引姚斯《走向接受美学》一书中对文学作品审美与启蒙关系的分析指出,启蒙文学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是通过对读者期待视野的改变,来帮助人们冲破种种束缚性的思想情感,提醒人们看到种种流行价值观念的虚幻,促使人们认清种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荒谬,因此,启蒙与审美、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是完全可以高度统一的,同时,启蒙的作用往往是通过艺术上的创新来实现的,尽管文学史上有很多启蒙压倒了审美的例子,但也不足以说明启蒙必然是审美之累.

山东师范大学的朱德发教授在关于百年来中国启蒙者历史命运的发言中指出,百年来中国启蒙者的历史命运往往都是悲剧性的.造成这种悲剧命运的原因,一方面是外在的社会性的,如政治话语、革命话语对启蒙诉求所造成的压抑,另一方面则是启蒙者自身的原因,比如因人生际遇的改变而自我转向,或在现实的挫折、碰撞中因无力坚守而放弃启蒙诉求,等等.朱德发教授还指出,反观百年来的启蒙思潮,应该认真清理和解析启蒙先驱们留存下来的思想资源,在大力继承与弘扬的同时也应深刻认识其本身固有的一些局限性.

纵观百年启蒙思潮,文学启蒙与政治革命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的发言从瞿秋白这一个案人物入手,指出瞿秋白作为一个政治家曾经热情指导《子夜》的创作和欢呼《子夜》的出版,而在临死前“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多余的话”中,则表达了对《动摇》这部作品的偏爱与留恋,这种前后的矛盾充分展现了作为政治家和作为文学家的“两个瞿秋白”内在的角色分裂和最后时刻自我意识的重新建构,从一个角度展现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矛盾纠缠.厦门大学的谢泳教授则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格局中,讨论了“赵树理悲剧”的历史成因.他从《小二黑结婚》中一个“斗争会”的细节说起,指出赵树理在叙述“解放区”日常生活中的“斗争会”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时,没有任何警觉,反而在潜意识中将其自觉合理化并给予正面评价,远离了启蒙的价值取向,因而实际上也就种下了后来导致自身不幸命运的悲剧因素.

作为启蒙话题之内的应有之义,自由主义及其文学实践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和处境,也是与会代表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湖北大学刘川鄂教授在发言中对“五四”启蒙思潮与自由主义文学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辨析.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最基本的思路是以文化的觉悟来保护政治的运作,以实现近代以来的救国富国理想.尽管“五四”时期曾经有过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五花八门的“主义”,但往往都是被作为启蒙变革的工具理性予以运用,未能在学理层面上被真正谈透.因此“五四”的自由主义是无根的自由主义,即使某些阐述过自由主义基本观念的先哲们,也不一定是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五四”以后,随着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自由主义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因此,尽管启蒙意识中包含了以自由主义进行启蒙的内涵,但自由主义被置于启蒙意识之下,启蒙意识又被置于民族意识之下,为了民族主义的现实目标,自由主义的“不合时宜性”就逐渐显露,它被淡化、被疏离、被抛弃的命运也就终难避免.

在百年文学的历史格局中,对于启蒙理念在话语实践层面的不同取向问题,不少学者也以各自的方式进行了辨析清理.厦门大学的贺昌盛先生认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一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取向：A、独立个体的解放一整体社会的解放,B、整体社会的解放一独立个体的解放.这种情形可以称之为“逆向双轨”模式,前者强调的是每个“个体”的觉醒应当成为整体社会普遍觉醒的前提,而后者主要突出借助于整体社会的革命性变化来达到解放每个“个体”的一般效果.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的罗慧琳女士则以具体的文本解读方式,在启蒙现代性的视角和思想史的框架内,对张爱玲、丁玲和萧红这三位女作家创作风格、文学道路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由此剖析了百年中国文学启蒙的三种走向.她认为,“娜拉出走”是一个“五四”启蒙的寓言,而张爱玲笔下葛薇龙的爱情、萧红笔下翠姨的爱情、丁玲笔下黑妮的爱情,开端相同却有不同的走向和结局,是对“五四”时代娜拉“出走”、“堕落”、“回来”故事的续写或改写.恰好暗示了百年中国文学启蒙的三种走向：萧红关注缺乏启蒙的前现代主体(翠姨是没有能力出走的娜拉).丁玲则把主体的解放交给外在的政治世界(黑妮是无需出走就可得到解放的娜拉),而张爱玲关注的 则是经过启蒙、拥有个性但却被物化的主体(葛薇龙是出走后却又堕落的娜拉).在这三种走向中,追求外在解放为特征的“反现代性书写”的第一条道路(黑妮的爱情).与追求内在解放的“现代性书写”的第二条道路(翠姨的爱情)在起点上是一致的,但最后却走向对峙.而第三条道路(葛薇龙的爱情)则着重于展示现代性主体的种种矛盾,因其暗合于当下中国的社会境况,因而更能引起当代人的共鸣,这也正是“张爱玲热”的深层原因.

关于文学现代性与都市空间的关系问题,也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的杨扬教授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经验几乎全都是以乡土为背景生成的,而唯独海派文学是在现代都市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空间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因此,海派文学虽然具有地域性文学的特色,但同时又具有超地域的文学类型意义.它是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经验的最早也是最集中的尝试和示范,在文学生产、传播方式上形成了具有现代品质的文学机制,因而体现出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杨扬强调,研究海派文学在今天不再是历史的怀旧.而是在当代文学制度创新过程中,对于历史资源的重新挖掘和吸纳.从海派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到一种新型的文学发展需要的内外部的诸种条件.

在百年中国文学格局中.启蒙价值取向的当代境遇是引发与会代表们更多隐忧和焦虑的话题.董健教授认为,一方面,当代中国在各方面还远谈不上是一个充分现代化了的国家,欧洲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现代性价值观念还远未在中国全面落地生根,我们仍然在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崎岖之路上蹒跚跋涉,欧洲启蒙运动意义上的“启蒙”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源于欧洲的种种质疑和反思启蒙运动的后现代话语也进入中国,并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头脑中“扎根”.董健指出,启蒙的价值不是资产阶级专有的,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都是属于全人类的.在当代中国如果放弃启蒙,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出路.

文学实践是启蒙价值取向当代境遇的风向标.南京大学黄发有教授在发言中,从对“”后文学实践的整体性把握中,探寻了“人”的沉浮与启蒙的消长.他认为,“”结束以后,通过对人的物质需要的关注和人的本能(从情爱到)的,新时期文学恢复了人的主体地位、重燃了“五四”人文薪火.而90年代以来的文学对于如何建构健全的人性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关注,反而从针砭人性痼疾的诊察走向了消解崇高的历程,残缺的、病态的、委琐的、恶毒的“人”成为文学的新宠,新时期初年“大写的人”则被挤出了文学的舞台.与此同时,对物质需求的关注演变为金钱至上的商品拜物教,“人”被“物”所奴役,对人性本能的则异化为“身体化写作”和“化写作”,把身体简单化为纯粹的生理和肌肉行为层面的问题,以快感原则逃避现实责任,也逃避完整的自我.

南京师范大学的何言宏教授考察了90年代以来“再启蒙”的历史特点,其论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即启蒙主体的祭亡与询唤、文化批判的坚持、金钱意识形态批判、正义的.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分化使“再启蒙”转入相对沉寂和边缘的状态,但是其历史坚持与话语调整不仅意味着对于中国启蒙文化批判传统的承续,更对90年代以来中国现实中的社会矛盾与社会蒙昧进行了一定的揭示与批判,从而使启蒙话语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中产生了新的活力.南京师范大学的贺仲明教授则从文学信仰的时代性缺失这一角度分析了启蒙精神所遭遇的当代危机.他认为,近十几年来,文学丧失了自身独特的精神内涵,走向了高度平庸化,失去了大众的崇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作为一种精神信仰的特征.他指出,后现代文化思潮的解构,金钱文化、商业文化的冲击以及电子网络文化的影响,多方面的文化遇合使中国社会在最近十几年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启蒙危机,而文学信仰的时代性缺失正是这种状况的折射和缩影.对此,贺仲明提出,处在中的文学应该承担起更多的任务,坚持其对世界的独特关注方式,恢复自我信仰形象,促进启蒙精神的建设.

面对启蒙价值取向在当代中国遭遇危机的境遇,作为一种寻求精神突围的话语倡导,新启蒙主义也成为与会代表们高度关注的议题.南京大学张光芒教授在发言中表达了他对“新启蒙与新”的几点思考.他认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面对新的蒙昧主义所带来的新的愚昧与无知、傲慢与偏见,必须采取新的启蒙姿态.具体到文学而言.“新启蒙主义”并不是为了造就某种新的文学流派,而恰恰是在呼唤真正具有“独立思想”能力的作家个体与批评家个体的出现,它坚持自身独立批判的自由立场,在增进自身精神厚度的同时,绝不放弃对于一切“精神弱化”及“精神异化”现象的警惕和批判.

(周新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