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会综述等

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研讨会于2006年4月21―23日在浙江杭州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与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共有来自于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全国各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刊物及欧美学者代表近百人参加,收到会议论文近五十篇.

会议开幕式上,《文学评论》编辑部常务副主编胡明指出,“十七年”文学研究不仅是对过去一段文学历史的探讨与评价,而且也关系着20世纪下半叶整个中国文学命运的思考.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对当下文学灵魂的设计,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同时,他还结合自己丰富的阅读经历,阐述了“十七年”文学与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形成之间的关联.《文学评论》编辑部副主任董之林代表会议主办方对会议议题的拟定过程,向全体与会代表作简要汇报.她说,重提“十七年”文学这个话题,并不是几个学者坐在屋子里凭空议论出来,而是近几年,特别是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前后,一批以“十七年”文学为原本的影视剧吸引了众多观众,不仅如此,此前所谓“红色经典”的重新出版,流行歌曲中对“十七年”音乐的复制与翻唱,都使得一个已逐渐远去的时代,又断断片片地呈现在日常生活中.一般说来,一件事过去了,’就结束了,谈不上什么价值.但时隔四五十年后,它以不同的样态,又不断地呈现出来,就有了“历史价值”.历史学家曾经把历史学比喻为一项复杂的基因工程,意思是说,历史是一个过去、现在到未来不可割断的连续体,以此来比附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可以说今天的文学中包含着历史、包含着“十七年”文学的基因,未来的文学也必然包含着今天的文学因素,因此历史研究包含着预测未来的有效功能.她表示,与目前创建一种和谐的、生机勃勃的文化生态环境这一文化建设的目标相比,今天的会议只是推动研究继续深入的开始.会议主办方热切地希望与会代表能够集思广益,对问题的研究精益求精,使会议取得成功.

这次会议第一个相对集中的观点交集,是对于“十七年”文学发生史及研究史的再叙述及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叙述史几乎与其发生史相伴随,直至今日依然处于一种再叙述或者重新叙述的变动之中.这些文学史叙述,在超越过去的文学进化论、阶级论以及启蒙论的阐释体系的基础之上,探讨基于对上述阐释体系进行再反思的新的文学史叙述体系的建构可能.董之林(《文学评论》)认为,以西方启蒙话语为标志的对于“十七年”文学的元叙述,一方面批判并否定了过去建立在阶级论基础之上的文学史叙述标准,也在具体的文学史叙述实践中呈现出不同于以往“阶级”革命的另一种粗暴或者粗糙.中国作为跻身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行列的后来者,相对于主流,其文化和文学呈现出一种交互关系的边缘性.文学中,这种边缘性主要体现在它对现代社会演化过程的复杂体验和独有的表现.以启蒙话语为背景的文学史判断,恰恰忽略了文学表现这一边缘过程的复杂性,忽略了根植于本土的叙事文学特点.

循着上述话题,张志忠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提出,建立在以启蒙话语中人的文学为基本线索基础之上,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中,历史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现代性品质,即革命的现代性.而对于这种现代性品质的认识与评价,尤其是这种现代性品质在“十七年”文学中的具体实践与表现,应该得到更充分客观的关注.对于五四启蒙话语所形成的人的文学话语,与中华民族对建构一个全新的现代民族共同体目标的追求努力之间的关系,旷新年副教授(清华大学)给予了解释,认为当代文学就是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两条线索在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对立冲突同时又胶结纠缠的历史.这种既胶结纠缠又冲突斗争的事实,历史地形成了当代文学的主要面貌和基本特征.而“十七年”文学中的一些代表性作家在具体文学实践中所感受到的来自于五四启蒙话语传统与初步确立的“当代文学”话语体系之间的挑战与压力,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十七年”文学发生进程中一直存在着的一种紧张的文学文化焦虑心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对于一个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文学想象与认同,对于以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的想象与追求,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叙述的主要动力,同时也形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特征.王彬彬教授(南京大学)、傅书华教授(太原师范学院)、吴晓教授(浙江大学)认为,对于上述历史经验和文学资源应该保持足够的谨慎的态度,应该对“十七年”文学是如何在一个相对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通过文学文本和文学体制,塑造并影响几代人的思想与心灵世界的方式、过程及所造成的深远影响等进行更富有批判意识的考察研究,以为我们当下的文学和文化建设提供富于反思性的历史启示.鉴于“十七年”文学在建立起当代中国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倪伟副教授(复旦大学)发出呼吁,对“十七年”文学研究不应停留在80年代历史阶段止步不前,应该明确对于“十七年”文学进行抢救性发掘研究的危机意识,厘清并肯定“十七年”文学中的一些积极的历史经验和有益的文学资源,以怎么写作于今天精神世界的建构.

对“十七年”文学总体特征的把握及评价上,尤其是在对于现代文学传统在当代的存在状况,以及初步确立的当代文学规范之间的现实关系形态的认识描述上,吴秀明教授(浙江大学)特别强调,“十七年”文学的基本价值诉求与事实上形成的总体趋势,是一体与异质之间的复杂缠结.任何简单地概括、肯定或者否定“十七年”的行为,都是不准确的,也是不符合这一时期文学的客观事实的.但是,上述两种话语力量在“十七年”历史语境中尽管或隐或显地构成了文学的两极,但其现实形态并非是以一种旗鼓相当的力量冲突表现出来的.基于上述对“十七年”文学总体特征的把握,吴秀明教授呼吁,“叶七年”文学研究不仅在评价标准上要注意与20特别是五四文学的内在关联,而且更要区别它与五四文学所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包括这两个时期不同的革命性质与任务,以及不同的国内与国际的历史背景；在研究思路上,不仅要发挥现有各自知识谱系的既有优势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学科创新,同时也要注意知识谱系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和整合,让上述思想资源能够更有效地怎么写作于我们对于文学史对象的研究.而在对于“十七年”文学的生态环境的澄清分析上,李遇春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强调指出,“十七年”文学环境不仅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国统区文学环境,而且也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解放区文学环境――不能够简单地将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看成是解放区文学的放大,因为“十七年”文学的生态环境不仅有国内各种势力矛盾交集冲突,而且还与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垒以及后来中苏关系的恶化等环境关系密切相关.所有这些共同影响了“十七年”文学,一定程度和意义上塑造了“十七年”文学的
品格,强化了“十七年”文学中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冲突的色彩.朱水涌教授(厦门大学)即从“十七年”文学发生的东西方冷战环境这样一个更广泛的文化生态环境切人,将“十七年”文学的历史描述和评价纳入到同时期世界文学的考察体系之中,对于“十七年”文学的思想性格和文学精神加以阐释.

这次会议第二个相对集中的观点交集,是对于“十七年”文学中作为文本书写者的知识分子和作为文本中的艺术形象的知识分子命题的分析讨论.黄健教授、陈建新副教授(浙江大学)认为,“十七年”文学时期,确实存在着文学知识分子为延续乃至捍卫自己的自主性理想、场域、身份而展开的文学叙述,也就是所谓的人的文学的传统或者五四文学知识分子传统在当代语境中的延伸.但这种传统在当代文学为确立起历史合法性的主导性的努力中,是一种受到抑制的叙述,在当代语境中主要是以一种不断萎缩的“隐性叙述”的方式进行的.不过,文学知识分子受到抑制的主体意识,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在作品中顽强地表现出来,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叙事在皈依与反叛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出艺术的张力.对于上述概括,张光芒副教授(南京大学)以胡风在“十七年”中的命运为考察对象,探讨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与人格自塑,从中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灵魂深处的形形色色的样态,并揭示出这样一个文学史实,那就是在一体化文学格局的形成过程中,依然有独立的坚守者存在.孙先科教授(河南大学)通过对宗璞“十七年”时期小说创作状况和文本形态的分析,指出这些文本中不仅让读者看到一个有着独特文化色彩的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经历灵魂改造的个人精神史,而且也让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以何种方式进入到个人的“语言”和灵魂的层面.对此,王宇副教授(厦门大学)以文学文本中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叙事文本的考察为目标,通过对社会象征系统对女性这一性别的潜在定位与知识分子在文本叙事策略中被指认定位的交叉分析,探讨“十七年”文学中的一种叙事模式――“改造恋爱”的具体文本形态.

这次会议上相对集中的第三个观点交集,是对于“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体制、制度、文学文本中的国家意志、文学合法性确立的历史方式及其进程,社会主义的建构与文化生态,建国初期的地区性文化出版物的收编和改造以及当代报刊体制模式的形成的考察研究和评价.龙彼德研究员(浙江省文联)对“十七年”文学中所形成的文学规范话语的某些方面及其在当下的可能性提出了疑问；骆寒超教授(浙江师范大学)则通过对郭小川的个案研究,对“十七年”文学的历史环境对于作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具体分析.毕光明教授(海南师范大学)对上述背景形成过程中几个标志性事件(包括思想主张)生成过程及其时代寓意进行了解读,阐释了社会主义在“十七年”文学中的生成表现形态及基本内容特征.对于上述社会主义在乡村文本中的表现形态,贺仲明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指出,这些作品在塑造了大量农民形象、展现了建国后乡村生活场景和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关联着时代政治文化环境.对“卜七年”文学的研究方法,夏锦乾研究员(《学术月刊》)介绍了当下经济学领域、史学领域(特别是学术史领域)中一些重要的争论,并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未来可能提出了建议.王尧教授(苏州大学)强调了“十七年”文学研究一方面需要更多的文本细读和文献收集整理,另外也要克服并超越这一领域,在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上的简单的二元对立观.孙晓忠副教授(上海大学)通过对建国初期上海地区出版物的收编和改造的史料钩陈,考察这一时期上海的文化改造,探究社会主义报刊经验与文艺生产之间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描述了建国后国家文艺体制建立的历史进程.美国学者史瞻(James Ewing Stevenson)通过对早期好莱坞的“西部”类型电影与“十七年”时期主流电影的比较,两种电影所反映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不同,但在情节、基调和角色形象等方面却有“深邃的相似关系”,并对此进行了分析阐释.

在上述三个观点交集之外,这次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中,也有不少论文,尤其是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们所提交的论文,选择了“十七年”时期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第一次文代会等)、电影制作生产模式的形成、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一些具有影响的文学文本等进行细读分析,提出了不乏富有启发性的意见与结论.

整个研讨会历时一天半,经过大会发言以及会下交流,代表们认真严肃地交换意见,积极踊跃发言,会场气氛活跃.尽管大家的观点看法不同,但在争论与交流中能彼此启发,相互都有所收获.对此,陈坚教授(浙江大学)在闭幕式总结发言中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他认为,这种争鸣的局面,显示出“十七年”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正在发生着令人值得期待的变化.

第五届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博士点建设会议评述

傅　莹

由暨南大学、深圳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博士点建设研讨会”,于2006年4月14至16日在深圳“青青世界”度检测村举行.与会者除主办单位外,有来自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上海社科院、北京师大、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大、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河南大学等单位的专业人士60余人.会议在“文艺学建设的新语境和新问题”这一总主题下,分五个专题分别讨论了“文学经验与理论创新”、“比较诗学研究新视野”、“文化研究与当代知识图景”、“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与文本理论”、“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以及博士生培养问题.会议讲究实效,气氛热烈.

大会开幕式由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吴予敏教授主持,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蒋述卓教授代表主办方讲话,认为本次会议是暨南大学中文学科“品牌会议”的延续,抓住文艺学学科前沿问题及博士点建设问题进行研讨,有望促进国内文艺学学科与博士点建设的力度,取得丰硕的教学与科研成果.他同时指出,这次会议是暨南大学和深圳大学进行第二次联合主办的会议,代表着两校文艺学学科紧密合作相互促进的成果.深圳大学副校长刘洪一教授在会上也代表深圳大学致欢迎词.

本文就本次文艺学及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关于对当前文艺学学科存在的问题、发展的思路和研究的成果,作一个学理性的归纳与评述.

一、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与重构

文艺学学科史的梳理、问题的反思和当代形态的重构,近年来为文艺理论专家学者所关注.焦虑是思考与行动的开始,碰撞是和火花的来源.“学科边界”、“民族话语”利“文化研究”等问题,成为本次会议交锋的热点.

开幕式卜,深圳大学胡经之教授和暨南大学饶子教授、蒋述卓教授分别作了讲话,胡经之教授
提倡文艺学研究的现实与批评精神,针对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饶子教授回顾了1996年至2006年暨南大学举办的五届(其中两届与深圳大学合办)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博士点建设研讨会的历史,就历届会议讨论问题的递进与深化,作了学理性阐释,并强调本届会议议题是学科对话与文艺学学科内在基本问题的研究.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钱中文先生在大会主题发言中,回顾了当代文学理论的三次转向：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文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转向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提出了“主体论”的文学观,强调诗意的审美,因而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文艺心理研究的,以及随之而来的比较文学勃兴；第二次是90年代初期出现的语言学转向.文学理论界更多关注文体、语言、修辞、象征和隐喻等本体问题；第三次是90年代中后期文化研究的转向.进而追问文学理论是否终结在文化研究的热潮中继而指出当下文学理论界值得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一是文学理论对现实社会以及文艺现象不够了解,丧失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第二是价值失范,专家没有信念、标准,很难对出现的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评价；第三是对西方文论的态度,直接拿来与有区别地借鉴,处理得始终未能尽如人意；第四是如何评价大众文化应持公正包容的态度,但日常生活审美化离不开审美判断；第五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关系的思考.他认为传统与经典并非一成不变,它需要不断解构、建构和更新.一味彰显图像艺术会让感性享受下滑,引发新问题.图像艺术是表象的肤浅的容易淡忘的；而文字艺术冲击灵魂,让人铭心刻骨,甚至改变人生观.文化研究不可能取代文学理论,后者可以越界、扩容,但不会被吞并.第六应该坚守人文科学的人文精神,理论家要有勇气,有普遍、崇高和终极的人道关怀.第七比较文学近年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一些中生代学者则主张以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理论,文艺学不存在扩容问题,批评中国现有的文学理论是前苏联文学理论体系的延续,且带有强烈的本质主义色彩.

二、中国当代文论的民族化

进入信息时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究竟如何面对西方的霸权话语,如何整理开掘中国古代文论的宝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讨论热烈,专家们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思路和观点.

浙江大学王元骧教授作了题为《有关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问题》的报告,认为“五四”至1985年,是认识论再现论的文学理论观,文学的本质是真；1985年之后,科学主义、人本主义、个人主观非理性的等多元因素共存,文艺学经历了知识论、存在论和文化主义几个阶段.中国现当代文论唯西方马首是瞻,无自己的观点,且丧失了传统.文艺学应该从观念和方法论两个层面进行反思清理,激活传统文论,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体系.

暨南大学朱寿桐教授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论处于缺失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以文学基础代替创见,以经验代替理论思考.现代文论从鲁迅开始就“朝西看”,“中国化”的过程中应在民族文论基础上各取所需.事实上以往文学政治化过程中,往往以倡导代替理论,有结论、判断而少演绎.加上对民族文论传统的资源重视不够,造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缺失.

华中师大黄曼君教授批评当前文论话语喧嚣,主张文学理论的批评化,重视20世纪审美批评的社会价值论,以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方式,把握整体的社会人生.

就古代文论如何进入到现代文艺学知识体系和框架之中,学者们的发言,既有形而上的理性思考,也有实证性个案研究,获得与会学者的好评.

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认为当今中国的文艺学体系是逻各斯中心影响下的西化知识系统,要凸现民族特色,古代文论从三个层面给我们提供了现代意义：首先是思维方式维度,中国传统文论的体认方式,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表达审美感悟；其次是言说方式维度,感性与理性的形象化表达,跃动着读者的生命意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将鲜活的体验与理论的表述结合起来；再次是价值取向维度,可以追踪古代文论的人生境界,彰显人的生存智慧,人的生命色彩,这恰恰符合了现代倡导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

暨南大学邓乔彬教授认为研究古代文论,不能孤立地就范畴论范畴,应该将诗与书、诗与画、诗与乐联系起来,其跨学科意识和方法,既能发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也为现当代文论的拓展,提供了启示.

西北大学张弘教授主张古代文论研究,应深入到微观的实证层面,重新审视佛教与古代文论的关系.他认为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没有涉及到诸如语法的深层次,未改变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范畴发达,但知识体系弱小；西方是范畴与知性的结合.真正要复兴古代文论,应从教育人手,从小体认传统思维方式：同时倡导开放的胸怀和多元的思想,不作无谓的宏大建构.

三、文学经验与理论创新

文学理论的批评化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化,一度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这次会议中,不少学者或是从理论层面人手,或是实证研讨.就文学文本和理论生发,做了有意义的思考和研究.

南开大学刘俐俐教授将文本批评理论建设作为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切人点,提出在大量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把握文本的生存方式,了解文本分析的性质.思考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文学经典生存方式、其性质、功能和发展态势；二是面对文学经典,我们应该做什么通过文本分析这个聚焦点,我们至少可以达成四个目标：一是促进批评理论的建设,方法有效是有限的,无效是经常的,所以要常常开掘新的理论生长点；二是促进文学作品本身的理论概括；三是回到文本,在文本的研读中,发现文学作品和人文精神的联系；四是重新认识和发现文学理论范畴.

深圳大学吴予敏教授开宗明义指出,文学经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学经验注重个体阅读及其个体体验；广义的文学经验非局限于文学书写的文字形式与个体阅读方式,非纯粹的审美经验判断.在此基础上,他就“文学性”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一可以从间性研究人手,探讨主题、媒介和文本间性问题；第二是关于“文学性”的评价,它是审美表征的系统化,依赖于文化谱系和文化心理结构；第三关于文艺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界性,可以从对象、方法论和价值取向等角度研讨,以避免价值失范和学科危机.

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教授以“学术重新和研究范式”为题,指出文艺学往往从宏观角度进行阐述,而古代文学侧重于从微观角度进行事实的求证.如果学科之间相互借鉴,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以五言诗的起源为例,他认为学科发展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范式改变引发的.中国的诗学是阅读的理论,而非创作的理论,尤其《诗经》时代；
过去从《诗经》到《楚辞》中寻找五言诗的起源,那是一种范式下的产物,也找寻不到正确路径.汉末观念突破之前,没有文人进行创作,观念突破后才出现五言诗.范式转向不是预设的,这个发现与库恩的理论相吻合.学科之间往往是相通的,实证可以佐证理论观点,理论因实证更加坚实.

以往对中国诗学发展规律认识不够,描述性的知识居多,规律性的探索不够；库恩的理论在中国人文学界得到重视和讨论,但西方理论多大程度上合适人文学科,值得深究.

四、比较诗学的新视野

深圳大学刘洪一教授就“流散叙事与比较诗学”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可以从人的生存方式人手思考文学.从“流散”的本义、犹太文化的存在模式的梳理,到当下“流散”文学成为普遍的世界现象,辨析了其叙事渊源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话语中的处境,重视流散叙事的比较诗学意义.

暨南大学李风亮副教授基此提出从流散文化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海外视野”,指出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其中蕴含的全球化时代的“学术流散”倾向,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力”关系,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的复杂面貌等问题,值得深入探究；这一探究将为批评理论、比较诗学研究提供新鲜的学术话题.

暨南大学饶艽子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就这个专题进行了补充：华人诗学这个维度,是现实存在.华族文化向外移动后,在中外文化的交替碰撞中,有极丰富的理论资源；研究中应重视变异和转向,多数情况下,这是他们进入“他者”文化,感受差异并反观自身的结果；这一领域恰恰是比较诗学中有张力的问题,因其中有交汇的视野和新的文化内涵.

河南大学的张云鹏教授以“中国现代比较诗学的历史建构与发展”为题进行了交流,提出中国现代比较诗学理论之维的现实性、比较诗学的可能性和中国比较诗学的历史发展轨迹等问题.另外,深圳大学郁龙余教授提出用“新感觉论”代替“新通感论”.

五、文化研究的新景观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成为显学.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不仅涉及学科争论,甚至引发了学者间的代际“战争”.这次研讨,专家学者们提出了文化研究的新理路和新成果.

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谈及当下文学存在着两极,有许多矛盾困惑.首先是文学现象与都市消费社会相似,有精英高雅的文学,也有打工文学；其次是青少年消费文本与经典文学之间的矛盾异常突出,作为理论工作者,批评也好,赞同也罢,必须在了解的基础上进行解释；再次是文学研究强调“文学性”和“人文立场”,而文化研究关注的是文学生产的视野等.文化研究将社会文化现象作为文本,其思维方法对文艺学颇有启示.我们应该采取开放的态度,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或许可挖掘出学术创新的爆发点.

河南大学金惠敏教授就文化研究理论问题,进行了一次知识谱系的回顾,随着“拟像”时代的到来,文化现象符号化、媒介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与文化语境都变成了本文,深度意义被消解,文艺学必须面对新的文化现象,不能仅仅停留在追问“谁在审美泛化”等道德层面的评价问题.

中山大学高小康教授认为文化研究有自己学科的视野、逻辑和方法,如果仅仅限于文艺学语境中进行研究的话,有“非法逃票”的嫌疑,文化研究关注人对社会想象、感受的认知,属于基础语境部分,他主张从“文化图像研究”着手,或者叫“形象”研究,它是文化研究的起点,并以上海、深圳等城市图像符号为例,进行言说.武汉大学张荣翼教授就武汉城市图像现场解读：江北的武汉关,以前的领馆,现在政府官员办公所在地,是经济发展的见证；江南的黄鹤楼,曾是历史文化的咏叹,当今以平民百姓的休闲场所出现,昂贵的门票,使得普通老百姓无缘进人,违背了重建的初衷；而横跨长江天堑变通途的武汉长江大桥,则是50年代中俄(前苏联)关系的图像象征,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物化,它像一条扁担,挑起历史和现实、经济与文化的重担.它们无疑是最具典型性的武汉城市图像.

有学者仍然坚守精英文化的立场,指出德国纳粹奥斯维辛屠杀之后,社会文化等一切都变了.利奥塔批评大众文化,詹姆逊也反对大众文化,只有中国学者拥抱大众文化,在和大众之间两边讨好.写诗般做学问,抓住概念乱飞等等.

另外,还有几位专家学者就文艺学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报告.东北师大孟庆枢教授从文本理论谈融会中西贯穿古今问题,河南大学屠友祥教授讨论符号的空洞性与充实性问题,深圳大学庄锡华教授就胡适文学思想的三大矛盾进行了阐述,武汉大学於可训教授就当下文本经验对文艺学建设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深圳大学郁龙余教授提出印度诗学给我们的启示,深圳大学王晓华教授就文艺学的命名进行辨析,李健教授就中国古代文论的感悟传统进行了梳理.

暨南大学饶艽子教授在大会闭幕式上,作了充满的总结发言,从四个方面回应了与会者的各种学术见解：第一,关于文艺学自身的发展.当前文艺学向文化研究转型,有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她赞同钱中文先生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精神和主要观点.就主体而言,反思是一种功力的表现；从客观现实来看,文艺学只有在不断的反思中,找出学科存在的问题,才能不断发展.第二,关于如何建构当代中国有民族特色的文艺学问题.她认为当下的问题是倡导多,构建少,引人多,演绎少.反思现代文论缺乏自己话语体系,开掘传统文论资源,并在经典文学文本的阅读中,发现提升相应的理论话语.第三,关于如何面对大众文化和各式先锋批评的问题,她认为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召唤批评精神.既然大众文化受到民众的喜欢,它就隐含着民众的心声与情感.为了大众文化健康发展,为了当下文学创作的多元共存,批评家应该举起“人文精神”的旗帜,批评家要“在场”,要分析研究乃至批评,不要“失语”.并一再强调宽怀之心和包容态度的重要.第四,关于文艺学与相关学科的互动问题.这是每届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博士点建设会议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不同学科之间应该对话交流,在“互看”中获益.借鉴相关学科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促使我们文艺学学科不断创新,同时从其他学科的观照中,认识总结自己学科的经验和缺失,改变当前不足的地方.每个学科都在发展中,不是死水一潭,都是“活物”,学科间的彼此激发,才能将研究推向新的未来.此外,她还认为博士生的培养应该重视学科史的教育与博士生论文的撰写.

饶有意思的是,这次会议出现一批会议“名牌主持人”,如许明、胡明、党圣元、高小康等,大会的主持和小结发言,点评犀利,反应敏锐,幽默风趣.概括之余往往引领出尖锐的学术问题,有“点穴”之功效,成为这次大会的亮点.

十年光阴,似水流年.在青青的春天,青青的世界,第五届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博士点建设研讨
会,就学科建设与博士生培养等问题,进行了一场严肃而多维的对话与交流,相信对于学科建设和博士生的培养,是经验的小结,更是走向未来的新起点.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暨鲁迅研究会第八届代表大会综述

咸立强　凌　逾

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由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召开的“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鲁迅研究会第八届代表大会”,于2006年4月8日至10日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鲁迅研究专家、学者,共130余位代表莅会,提交论文60余篇,就鲁迅研究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研讨.

1．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

重视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的研究,是这次与会专家学者们特别强调的一个话题.杨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指出,鲁迅不仅仅属于学术界,更属于整个民族,要将鲁迅精神的研究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方能体现研究上的大家风范.鲁迅研究应坚持双轨一核心.所谓双轨,就是向外汲取西洋之学,向内弗失中国传统文化固有之血脉.要了解鲁迅的文化观和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就需要注意鲁迅的文史杂学,特别是浙东史学.杨义希望今后能增加一些浙东文化及历史方面的研究专家,这可能会使我们的鲁迅研究呈现出别样的面貌.在鲁迅与传统的关系上,杨义特别指出了鲁迅对嵇康的研究很深,而这种研究反过来也对鲁迅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至于阿尔志跋绥夫,只是思潮中的一个人物而已,对鲁迅产生的影响不如嵇康.张梦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认为,可以通过鲁迅与孔孟、庄子、嵇康以及黄宗羲、曹雪芹、章太炎等人的比较,理出中国知识分子从奴性到精神自觉的线索,由此构成一部中国的“人史”.陈越(绍兴文理学院),从吴越剑文化与东晋王羲之代表的书文化的角度具体探讨了鲁迅与浙东文化的关系.张鲁高(安徽大学)具体探析了鲁迅与墨家精神传统的关联.李生滨(宁夏大学)对晚清文艺启蒙思潮与鲁迅的文化选择及文化个性形成的关系给予了剖析.

对于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传统是个复杂的存在,鲁迅也很复杂,不能简单地将二者接轨,而且必须注意西洋视野,否则会导致文化偏至,走向另一个极端.吕聚周(山东大学)认为,鲁迅研究中存在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即对鲁迅来讲,或对于我们来讲,到底哪一个价值更重要相对于腐朽的传统,鲁迅开拓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刘中树(吉林大学)认为,中国新文学的创生到发展的质的规定性精神,就是鲁迅代表的五四精神,这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

2．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新传统

有关学者侧重于突显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的梳理,或者说通过鲁迅与同时代人或后继作家的比较与联系,确立了鲁迅作为现代文学先行者的地位.王福湘(肇庆学院)详细比较了陈独秀和鲁迅摄取宗教思想的同异,在突出陈鲁二人宗教情怀时,不忽视他们作为启蒙思想家最根本的共同点,即无神论的基本哲学立场.姜建(江苏省社科院)从30年代的一次交锋出发,探析了瞿秋白、鲁迅和胡适之间立场观念的较量,认为从是非角度看,历史的天平掌握在鲁迅手中.陈国恩(武汉大学)从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出发,探讨了鲁迅和茅盾的小说创作与时代精神相互激发和回应的特征.李华(牡丹江师范学院)比较了鲁迅和吴组缃的小说,认为吴对乡土中国的深邃洞察与观照是对鲁迅小说精神血脉的继承.王吉鹏(辽宁师范大学)比较了鲁迅与赵树理的创作,认为鲁迅是以城市知识分子精英的眼光俯视乡村民间文化,而赵树理则是以源自乡土的“原乡”情结和目光检索乡土文化,这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貌.袁国兴(华南师大)摒弃了乡土文学的提法,以“鲁迅风”重新概括鲁迅及其影响下出现的许钦文、台静农和鲁彦等人的文学创作,认为鲁迅其实是开拓了“小城镇”这一现代文学独特的表现领域.温奉桥(中国海洋大学)将鲁迅、赵树理和王蒙放进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给予考察,并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文学的三次现代性转型：鲁迅代表的最初的现代性选择、赵树理代表的“本土化”现代性欲求和王蒙代表的“重塑”文学现代性的努力,认为鲁迅是赵树理的逻辑起点,而鲁迅和赵树理又共同构建了王蒙产生的思想资源和精神空间,他们已构建了20世纪最完整的中国文学史.

3．鲁迅作品细读

面对当前鲁迅研究有些泛滥的情况,专家学者们强调研究和评价鲁迅应从文本出发,不能想当然.黄乔生(北京鲁迅博物馆)以鲁迅的《藤野先生》的解读为例,阐明鲁迅研究应该以“温情和善意”作为基调,不能用隔膜、冷淡和恶意来研究文学,侧重人情人性,从难以剥离的情感的角度出发探析鲁迅的现代性焦虑,是这次研讨会文本细读方面显示出来的一个共同倾向.田建民(河北大学)从诗“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的特征出发,探讨了《野草》的表现艺术,具体分析了《求乞者》,认为这首散文诗表达的是情感的求乞与施舍是无助的,是当时鲁迅在朱安与许广平两个女人之间尴尬的情感波动的诗意表达.徐仲佳(海南师大)从启蒙目的与手段分裂的角度人手,分析了《伤逝》中涓生的过错是他的选择背离了当时启蒙者“把同情带人理性”的认同,做出了冷酷的机械的选择.方维保(安徽师大)在解读祥林嫂的人生困境时,认为科学精神与人道情怀的不同承载构成了鲁迅的现代性焦虑.刘彦荣(江西师大)以心理分析的方法,重新解读《呐喊自序》.靳新来(南通大学)从人性与兽性的比照与纠葛中对《狂人日记》进行了探析.

4．对鲁迅研究的研究或述评

鲁迅研究本身早已成为需要不断研究和回顾的对象.针对当前鲁迅研究中出现的轻易否定和解构倾向,杨义强调态度一定要慎重,认为没有50年代的鲁迅研究,就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鲁博(鲁迅研究博土).王国绶(天津师大)认为,现在特别有必要对鲁迅研究的弱点、缺点做一番有针对性的总结研究,而学界对此还未予以足够的重视.陈希(中山大学)梳理了“”时期的鲁迅研究.钱旭初(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梳理了1981年至2(134年江苏省的鲁迅研究状况.李春林(辽宁社科院)对2005年鲁迅与外国文化的比较研究做了述评.毕绪龙(山东理工大学)对2005年鲁迅思想研究论文做了梳理,在肯定接受视野和精神视野等研究亮点的同时,也指出了当前鲁迅研究中大量存在着的重复研究等缺陷.叶世祥(温州大学)详细梳理了近二十年来对鲁迅文学语言方面的研究和研究者构建鲁迅独特话语形式的努力.

5．其他问题的探讨

陈福康(上海外国语大学)介绍了新版《鲁迅全集》第5卷的修订情况,并解释了由他提出并被出版社采纳的全集由原先16卷改成18卷的原因.柯汉琳(华南师大)从忧郁的猛士这一角度切入鲁迅的精神世界,认为鲁迅是以文学向旧世界宣战的精神界
猛士.邵宁宁(西北师大)对鲁迅的旧体诗《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中的“眉黛”一词进行了详细的考辩.姜振昌(青岛大学)剖析了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关系,指出了大众传媒对鲁迅产生的影响.张全之(曲阜师大)从“立人”与“正信”的角度,考察了施蒂纳与阿尔志跋绥夫对鲁迅的影响.在鲁迅与美术的关系上,唐正杰(佛山科技学院)梳理了鲁迅晚期编辑版画集的活动,将其视为鲁迅晚期“立人”思想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详细探析了阶级论、进化论和个人主义思想在这一活动中的相互纠结.对鲁迅的杂文问题,朱寿桐(暨南大学)、皇甫积庆(江汉大学)、邓国伟(中山大学)和朱晓进(南京师大)等专家就鲁迅杂文文体的形成与审美特征等问题做了分析探讨.秦弓(中国社会科学院)围绕鲁迅对30年代社会思潮的一个判断,即30年代的思潮是左翼思潮,而忽略了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析,认为鲁迅做出这一判断的原因可能是：压迫下情绪的强烈反拨；鲁迅战友的遭害；苏联打击同路人的影响；距离太近,影响鲁迅对当时文坛做出恰当的判断；还有就是鲁迅采用的是杂文语言,不是论文语言,可以尖刻、片面.

编后记

4月下旬《文学评论》编委会2006年度例会在西安举行.到会编委就本编辑年度的各项工作作了认真而客观的评估,对下一年度的具体规划进行了热烈而多层面的讨论.集思广益,鼓舞人心,我们今后的工作必定会展现出新的气象.

本期头条我们刊出何西来《论社会的和谐与文艺的和谐》,旨在深入讨论社会和谐与文艺和谐两重理念蕴涵的时代精神与价值诉求,包括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准备与实践意义、文艺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积极功用以及文艺自身的和谐等现实生活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展示一个文艺家对和谐观念内核的学理认知和哲学判断.视野宽阔,富于,但又充盈理性,担当责任.我们相信这篇文字的话语逻辑是有强大说服力的,它的精神取向也会有广远生命力.

理论片《反思中整合,梳理中建构――国外文学理论现状的一份检阅报告》也是一篇值得推荐的好文章,它对国外文学理论当下思维运动的利弊得失有清晰的认识和理性的评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同行的这些成果信息与先行的利钝经验无疑对于我们自身的理论建设――我们的文艺学体系的整合与重构及其学科空间与边界的探讨有着非常切实的启示意义.

当代片的《曲折的突围一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值得重视.这个论题启发于一个悖论：底层无法自我表述,也无法理解知识阶层对于“底层经验”的表述.作者认为：“底层经验”追求“纯粹”,必然堕入“幻觉”,它的成功表述往往依赖于知识阶层与底层的平行对话,只有在这个有迹可寻的对话运动中才能鉴别与解读底层的真实诉求,把握底层的人物命运.

古典片的《两汉气感取象论》是一份考辨精湛、学理厚重的研究成果,三年一剑,今日发硎.中国古人艺文哲学思维的原始要旨与演化轨迹,特别是‘气”、“气感”与晚周类象、两汉义象、魏晋意象的递解关系大抵梳理清晰.现代片的两篇探讨四十年代文学的文章很可一读,它们为争议日起的四十年代文学研究又增添了新的视角,开拓了新的境界.

学科边界打通,学术条块交叉,学理逻辑贯畅,是我们今后一个重要的编辑思路,相关的研讨会已开过几次,我们以往也尝试采选过一些文章,效果不错.这次我们再试着选用三篇,形制未必典型,展示一个方向,由表及里,由浅人深,更要紧的当然是由形入神.为之,我们也在学术文章的体制与格式上有意放开,容纳不同体式、风格多元的性灵文字.真知灼见为准的,文字才情为折衷,自主创新为归依.这次“论坛”栏目栾栋文章《文学归化论――说“圆通”》就是一个实例.所谓“吸至精之滋熙,禀苍色之润坚”,文章的吐纳驰辩,或可以引起思索.――一如既往,我们一心只盼好文章.“啼鸟数声深树里”,只要“啼声”内质美好,我们就会预备“屏风十幅”让她尽情渲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