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离香港有多远

点赞:19719 浏览:91641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19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 :大规模的出国留学折射了国内大学教育的苍白;香港中文大学融汇中西文化,取得了很多成功的办学经验.中文大学秉持全人教育的理念,实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书院制;贯彻学生为本的理念,实行导师制,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尊重学生自由,实行学位分级制度,给学生预留自我塑造的空间;多方位训练与考查学生,切实提高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内外结合、分权制衡的素质保障机制,确保了卓越的教学质量;中文大学求真务实的办学理念,为中国大学改革树立了楷模.

关 键 词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理念;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9 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4-0032-04

出国留学的大潮自容闳开始,至今已经激荡了138年,其汹涌之势有增无已,据报道,2009年出国留学人数达到22 9万,比上年度增长27 5%[1].在为国人的支付能力感到自豪的同时,为人师者不能不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的大学怎么了?中国大学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哪里?搞清这个问题也正是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所在.去年9月暨南大学组织骨干教师赴香港中文大学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学习考察,意在学习其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中文大学的前身是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1963年三所书院合并为中文大学,在保持书院独立地位的基础上设立了文学、理学、社会学等专业学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矩阵式办学模式.从1963年至今不到50年的历史,2010年世界排名已达第42位,百年历史的北大、清华经费充足、师资雄厚、生源绝佳、设施一流,世界排名分列第47和54名,其余大陆高校均在100名之外[2].香港与大陆仅有一步之遥,文化上一脉相承,两地的高等教育竟有如此距离,个中原因发人深省.兹归纳在港数日的观感,与各位同仁分享.

(一)专业教育与全人教育

书院制度是中文大学的特色.中文大学由书院整合而来,不仅没有撤销书院的建制,而且将原有的3个书院逐步扩充为9个书院,在大学层面建立若干个院系,形成了矩阵式的组织结构.书院的使命是“学生为本”,大学按照书院招生,每个书院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承,配备宿舍、食堂及学术、文娱、体育设施,书院负责通识教育课程并提供各种“非形式”教育:如海外交流、社会怎么写作、社团活动、午餐会、讲座、夏令营等,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培养学生的基础素质;院系的使命是“学科为本”,致力于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承,为学生开设各种主修和辅修课程,提供知识、技能和素质训练.为了保持知识的前沿性,学系的教师又隶属于不同层级的研究所或意见中心,跟踪学科前沿,使专业教育与时怎么发表展同步.这种课上课下全面均衡的教育称之为全人教育.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提及,就是中文大学的“终身教育”,其专业进修学院举办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满足毕业生的继续教育需要.在获取办学收益的同时,扩大了中文大学的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维系了母校与校友的联系,校友募捐是书院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横断面上的全人教育和纵剖面上的终身教育,构成了一个“十字架”,把大学的人文关怀播撒到校园和全社会,与此同时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回馈,构成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正反馈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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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国内大学按照学科划分学院,强调专业教育,注重知识传承.近年来通识教育引起了高校的关注,纷纷开设了相关课程.但是大学教育不能简单等同于课堂教育,“非形式”的课下教育对学生素质的养成恰恰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非形式”教育由辅导员和宿舍管理员负责,而且主要是约束性管理,组织性、扶助性、引领性的管理活动欠缺.师生之间的课下接触很少,社会交往和处世哲学主要依赖学生之间的代际传承和文化熏陶.

(二)招生与收生

中文大学没有专门的招生办公室,教务处承担了本科和研究生的招生、排课、实习、毕业典礼、就业、校友联络、考生咨询等职责.有趣的是,他们把“招生”叫做“收生”,这看似表达习惯的问题,其实有本质的不同:“招生”表达了学校的主动,学校招徕生源,把学生吸引到自己麾下,或许会伴随着广告宣传或形象包装;“收生”体现的是被动姿态,有审查和接纳的蕴含,体现了大学的高雅与矜持,大学高高在上,接受弟子的朝拜.

这里不仅仅是文字游戏,“收生”背后有其具体的内涵.中文大学的本科生实行导师制,就像传统的师傅带徒弟,导师对学生的兴趣特长、发展规划、课程选择、学习方法进行细致的指导,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学生经由导师的纽带作用强化了对学校的归属感,也由于导师的引导提高了培养质量.我们招来的学生如同采购的原材料,经由教学过程的“车、磨、铣、刨”,合格“产品”贴上“标签()”,就进入了“市场(社会)”.虽然我们也有导师制,但学生很少联络导师,导师也较少关注学生,彼此之间缺乏师徒情谊.为了迫近两者的距离,学校按照指导记录考核导师工作量,何时、何地、对何人进行了何种指导都要记录在案,让人哭笑不得.若是“收”来的学生,或许会主动榨取导师的智慧,专注于“学艺”而不是“出徒”.郝英奇:大陆离香港有多远

(三)计划与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大学在努力向国外学习,尽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计划控制的成分依然很多,相反中文大学给学生的自由度要大得多,访问期间与学生对话时,我说你们是“市场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得到师生们的认同.

中文大学的教务管理与世界优秀大学无异,学生没有班级的概念,入学之后就相当于走进了“大市场”,学校开列了各专业的课单,学生每个学期都要“怀揣”学费去“选购”课程,除了必修课程之外,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发展方向在导师的指导下自由选择.学生没有届别概念,更没有统一科目的成绩单,只要按照规定修满了学分就可以毕业.此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目标,选读不同难度的课程,根据课程难度和学分绩点颁发学位证书,学位分为荣誉学位和一般学位,荣誉学位又分为四级:甲等荣誉、乙等一级荣誉、乙等二级荣誉、丙等荣誉学位.这种制度安排给学生很大的选择空间,激励有潜能的学生追求高级别的学位,也给能力一般的学生留有余地.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这种学位分级制是十分必要的.国内大学依然保留着浓厚的计划体制色彩,按学年缴费、按班级排课、无差别的学位证书――这或许是学生厌学、60分万岁的根源之一.按年缴费淡化了学费与学分之间的联系,在学生的心理上形成这样的印象:学费购写了学年,学年规定了学分,学分不是学生自主的选择,而是被动接受的任务.相反按学分缴费则触发了学生的成本意识,会促使学生珍惜每一节课.按班级排课实际上是一种计划,类似于工厂的工艺流程,体现了对统一秩序的追求.这种计划妨碍了学生的自由选择,或许有人说大陆也有选修课,但经常出现选不上课的情况,因为“计划”已经占去了绝大部分空间,留给“市场”的空间就非常有限了.为了在一个学期内选到足够的学分,只好选修并不喜欢的课程,于是学习的热情没有了.无差别的学位证、看似公平,事实上却剥夺了学生进取的空间.我曾有一个品学兼优的香港学生,入学不久提出退学,问其原因让我大感意外:“班上有一位中学的同学,成绩很差,跟他上同一所大学,很没面子”.潜在的原因是证书上面没有体现出学习成绩差异.如果优秀的学生可以获得荣誉学位,上述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实行的内外招生分流教学,其实走进了误区:按照身份而不是按水平划分,不能达到人尽其才的目的.应该是:内外招生一视同仁,按照能力和兴趣分类,设荣誉学位和普通学位,给优秀者预留足够的空间,乃是真正的因材施教,也有利于吸引优秀的生源.

此外大陆高校为了维护计划的尊严,限制转专业,规定只有第一学年学分绩点在前10%方可申请,换句话说,就是“只有非常恩爱的夫妻方可提出离婚”,这个荒唐的悖论在中国大学是一个普遍存在.

(四)教书与教练

过去的老师叫做“教书先生”,因为授课内容是四书五经,经典是不能挑战的,所以要从书本到书本原汁原味地讲解、背诵,故而唤作“教书”.四书五经是先贤哲圣的遗训,学生只能洗耳恭听;老师是哲圣的代言人,于是便形成了尊师的,师生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导致了居高临下的“一言堂”,教学过程中很少提问和争辩,学生的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抑制了独立思考和评判性思维.考试均有标准答案,学习成绩的优劣取决于答卷与答案的一致性程度.传统的教育是以教化为目的的,目标是培养知书达理的顺民,在这种意义上,手段与目的是高度吻合的.但是现代教育的目的不同了,内容也极为丰富了,科学知识成了主体,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大学依然沿袭着“教书”的传统.国内的教科书,将相关内容总结提炼,形成了完善的知识体系和提纯的教学内容,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老师要讲解所有的知识点,于是课堂成了老师一个人的舞台,学生成了容纳知识的“口袋”.

中文大学的教师大多留学于欧美,带来了西方的教学理念.西方教育的鼻祖苏格拉底对学生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惟一比你们多知道的就是我知道我不知道.大学教育的使命是探求真知,传授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开发新的知识和运用知识去解决未来出现的新问题.因此教师的角色更接近于教练,教学过程注重关键点的讲授,相关知识通过参考书和文献阅读获得,课堂上师生互动较多,有的问题老师不急于解答,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老师还会提出开放性的问题,交由小组讨论或进行课堂辩论.很多课程都是小班上课,便于师生近距离接触、深层次交流.这种教练式的教学方法教给学生的不是死的知识,而是分析问题的思维框架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规范与自由

秉承一个良好的初衷,教育部创立了“大学评估”制度,试图通过外在约束改善高校的教学质量,为此制定了若干规范.仅就课堂教学而言,要求教师备齐教学大纲、进度计划、教案、课件等,要求正式着装,立姿授课等课堂有了规范的模版,教师失去了独自的风格.学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更是煞费苦心,开学第一周是教学质量周,各级领导亲临检查,平时有退休教师的督导团,有在职的专家听查课,还有院系领导听查课.考试更是戒备森严,小教室两位监考老师,大教室四位监考老师,监督监考老师的还有监控录像.我们在形式上做足了文章,但内在的质量如何却很难说得清楚.

在中文大学我们考察了三个课堂,教师授课风格各异,有的娓娓道来、不时互动;有的一气呵成、课后答疑;有的刻板讲授、信息丰富.老师着装随意、站坐自如,学生更是自由,上课半小时之后依然有学生陆续赶来,老师不嗔不怪,视若无睹.事后问及,答曰:授课是老师的责任,老师会通盘安排本门课程,接受学生评价和教与学委员会的监督;听课是学生的事情,老师也有点名,但对成绩影响不大,因为决定一门课程最终成绩的项目还包括平时作业、写作、实验、实习、研究论文、测验、考试及其他评核标准.老师有评定成绩的权力,学生有评价老师的权力,双方相互制衡,在没有形式约束的情况下追求实实在在的教学效果.

(六)形式与内涵

我们的教育是自上而下的行政驱动系统,教育部萌发了改革设想或重要举措,以文件和会议的形式经由省厅逐级传达到基层,大学和院系拟定方案贯彻落实.“行政”的含义来自于三权分立的治理结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者各司其职、相互制衡,行政的职责就是执行法律和政令,“行政”“行”得是立法机构批准的法令.在我们的大学内部除了上级指令之外,没有与“行政”相对应的“决策”机构,两个功能合而为一,缺少监督与制衡,自己的决策当然可以“自新”,于是有了朝令夕改;执行的效果由自己评判,当然是一片大好,长此以往就形成了形式主义.近年来“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的呼声不断,本质上就是要求建立各种教授委员会,司职大学发展中的各类决策与监督,形成分权制衡的良性运行机制.

中文大学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各种委员会是学校运行的中枢神经.兹以教学系统为例,阐述中文大学如何保障优质的教学质量.教学是大学的中心任务,教务长相当于公司的首席运营官.教学方面的决策机构是教务会,由校长担任主席;教务会下设教与学委员会,负责制定教学政策;制定教学绩效评估体系;向管理与计划委员会提出激励政策,并建议资源配置委员会提供支持;根据学生的学习效果反馈,识别并推广最优教学设计.作为质量保证体系的辅助单位,设有学能提升研究中心、教务处学务及素质组、教务处注册及考试组,以及研究院,透过多项活动和怎么写作推展保证优质的教学工作.学能提升研究中心为教学单位,其使命是教育研究及教学发展,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教务处学务及素质组、教务处注册及考试组,以及研究院提供行政支援,促进学生学习.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辖下的素质保障局对学生的学习经历的素质进行核证;香港联校素质检讨委员会、校外专家委员会也会定期对大学的课程设置、专业发展、教学环境、学习效果进行检查与评估;院系的核心工作就是教好每一门课程,设计好各专业的课程体系,定期自我检查与更新,并向评审专家提供自评报告[3].这种内外结合、周密设计的质量保证体系,赋予了教学质量真实可靠的内涵.

(七)求善与求真

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教授关于大学理念的阐释令人印象深刻.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最初是三五个教士组成的学术团体,大家在一起讨论宗教、探求真理,后来声名远播,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听众,天长日久,教士便成了教授,听众变成了学生,教堂演化为大学.追求真理是大学始终不渝的性格,于是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控制,投入了科学的怀抱.

大学理念的演变不是一蹴而就的,19世纪英国教育家纽曼(John Henry Newman)提出: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大学的功能在于传授知识而不在于开发知识,在于培养绅士.这种观点类似于中国的儒家思想,把教化作为主要使命,引导学生向善.19世纪末德国教育家洪堡(Von Humboldt)发展了纽曼的观点,提出大学要兼顾学术研究和教学两个方面,尤其强调其开发新知识的功能,把对科学的追求提升到首要位置.1960年,德国哲人耶士培(Karl Jaspers)将大学理念定位于“只忠诚于对真理的探求”,他认为大学必须具有三个部分:学术性教学、学术研究、学术性生活.他非常重视大学的尊严和独立性,把大学看成是不受世俗诱惑的“国中之国”.1967年美国教育家克尔(Clark Keer)提出,大学除了教学、科研之外还必须怎么写作社会[4].

大学理念的嬗变表明,作为大学灵魂的只能是教育而不是教化,是对真理的探究,是对科学文化的探索和传承.我们的大学承载了过多的社会职能,课程设置有太多人文社科的必修课,把“求善”看得重于“求真”.事实上,“善”的尺度在不断地变迁,只有“真”在时空中永恒.我们应该对课程设置的实际效果进行检讨与评估,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加以修订,使得中国大学具备强劲的竞争力,屹立于世界大学之林.

香港中文大学与我们空间上近在咫尺,文化上一脉相承,办学水平却遥遥领先.本文凭借数日的观感揭示了两地大学的一些差异,期望对决策机构和管理部门有所启发.但是“钱学森之问”还有更深层次原因,等待我们去解释,中文大学能够做到的,为什么我们做不到?我们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依然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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