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为学心中楷模

我的博士生导师、敬爱的彭明先生驾鹤西去已整整一年了.这里,笔者仅对先生最后13年做片断回忆,撰文纪念,以表哀思.

从“13年”说起

我之所以把对先生的追忆限定在“最后13年”,是因为在先生生前80岁寿诞时,我曾以《严谨的导师,宽厚的长辈――我心目中的彭明先生》为题撰文,文中又分别以“相知相识相随”、“严谨严格严肃”、“爱人爱生爱好”为目,以近万字的篇幅,记述了我从1982年到1995年对先生相知、相识、相随的经历和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正好是13年.该文已经公开发表在《社会科学评论》杂志2006年第1期和《中国研究生》杂志2006年第4期上.“最后13年”,是指我师从先生博士研究生毕业1995年7月11日离开人民大学,到2008年7月3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最后为先生送别,正好是13年差8天.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虽然我的工作单位地处西部,远离先生.但所幸的是,我几乎每年都有赴京出差的任务.只要到京,看望先生是“必修课”,这样,每年至少能见先生一面,少数年份还能见上两三面.除了出差看望先生外,平时逢年过节,打个拜拜年、问候先生与师母也是经常的.如此,最后13年,我们师生虽然各在东西,相距千里之外,但联系从未中断.这就是我与先生最后13年的情结.

潜心治学不懈怠

彭明先生生于1924年12月15日.1995年7月我博士研究生毕业离开人民大学时.先生已是71岁的老人.但他潜心学问、严谨治学一点没有懈怠,其成果之丰硕并不比青壮年差.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把先生从1995年下半年到2003年.也就是从71岁到80岁期间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搜集、整理一下,我这个小他31岁的人简直羞愧难当.

这期间,先生出版的专著有：他与沙健孙教授合著的《中国的创建(通史第一卷)》在1996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年先生修订了198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代表作《五四运动史》,并于年底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1999年向五四运动80周年献礼作品.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先生主持完成的“九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同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学术随笔《板凳集》.2004年先生80华诞前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又出版了先生的论文选集《彭明文存》.

同时.先生在《历史研究》《历史教学》《党史研究》《高校理论战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等学术期刊和报章发表论文53篇.就在先生最后的岁月里,他还以《回到大历史的“现场”》为题,为张晓京的博士论文《罗家伦评传》作序,发表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的“歧路人”――罗家伦评传》一书上,该书于2008年上半年出版.这篇《序》3000多字,是先生笔耕一生的收笔篇.

对先生的治学态度,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治丧委员会发布的《彭明教授生平》中有一段准确、精当的概括：“彭明教授治学,受文澜先生影响至深,时时以范老‘二冷’精神自勉.他把‘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终身奉行.彭明教授一生,学术著述千万言,力戒浮躁和虚妄,字字均为精心考证、反复推敲之辞.一部《五四运动史》,积36年心血而成.”如果说《生平》这番话是对先生一生治学态度的准确写照,那么,对先生最后13年更加严谨的治学态度,1998年2月在《五四运动史(修订版)》后记中,先生自己作了说明：“该书自出版以来,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给予很多的鼓励,也指出若干谬误.现乘再版之际,将该书作了一次认真修订.所谓‘认真’,也就是细读该书,将明显的谬误一一订正,将多余的空话尽量删去而已.”我认为这既是先生74岁时修订《五四运动史》的内心表白,也是他最后13年治学态度的生动写照.同样,先生对“认真”二字的解释不只是修订《五四运动史》的治学态度,其实只要细读先生最后13年的其他著作和文章,不难发现.处处都体现着“认真”二字.不仅如此,先生在《后记》的最后还写道：“‘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是自己奉行的治学格言.回顾冗往,可以说已为‘五四’的研究坐了半个世纪的‘冷板凳’,但空话仍感不少,何止一句检讨起来,真是愧对前师.我今年已七十有四,如果余生尚有精力,当再争取一次补过的机会.”对先生这样一位学界公认的学术大师而言,这何止是一种治学态度,更体现出了一种博大的学术情怀和高尚的精神境界！我辈当认真学习,用心体味.

栽培桃李到临终

先生不但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在教书育人上的成绩也非常突出,在他执教的60年里,仅培养的本科生和专科生就数以千计.可谓桃李满天下.这里,仍然从先生最后13年培养博士研究生这个侧面略作追忆.

先生是1986年被遴选为博士研究生导师的.1987年开始招生,到2008年共培养出30名博士研究生.我是先生招收的第六届学生.1992年9月入学,1995年7月毕业.连我在内1995年前毕业的共10人.在这10人中,大师兄吴景平学问做得最好,成果最丰硕.也最为先生赏识,毕业后一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曾任系主任,现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并任民建上海副主委、民建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会成员.2003年毕业的吕明军现任《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与我同年毕业的沈谦芳现任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二君在行政上发展较快.

从1996年到2008年.先生带出了20名博士研究生.严格来说,最后13年先生是如何教书育人、如何培养这20名博士研究生的,我不可能知晓细里,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先生指导的最后一篇博士论文――即张晓京撰写的《穿过历史的迷雾――关于罗家伦生平与思想的学术史梳理和阐释》的最后审读本,从中足以看出先生最后13年在培养学生上所耗费的心血.

2007年6月29日,我因公出差又到北京.第二天上午约10时我就赶到世纪城时雨园先生家中.这天先生情致很高,话题广泛,但更多还是集中在张晓京论文及其答辩上.先生一再夸奖这篇论文优点突出,说是选题好,史料很丰富,答辩委员会委员都对论文表示满意,认为填补了大陆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先生的赞扬引起了我对论文的兴趣.我当即恳求他向作者给我索要一本拜读拜读,先生遂将他的最后审读本给了我.我粗略翻阅了一下,先生的评价,言简意赅,符合实际,值得我很好学习.

就是这样一篇老师满意、论文评阅人满意、答辩委员会满意的论文,先生仍留下了许多订正、修改的字、词、句乃至标点符号,还指出了许多需要进一步核对查证的地方.这再次印证了先生治学态度之严谨,反映了先生培养学生一贯的严细精神.为了撰写这篇纪念文 章.更为了增加我所述情节的可信度,我又对这篇论文打印稿中先生审读批改的笔迹一一作了统计.全稿共修改51处,其中错字修改7处,删除3处,脚注修改2处,标点错误更正11处,别体、异体字更改23处,疑问核查标识5处.对正式提交的“三满意”稿本先生尚且作出如此细致的审改,那么先生对一稿、二稿、三稿的审读批改更是可想而知了.可以认为,这个稿本也是先生生前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因为它上面有先生苍劲、洒脱的笔迹,更浸透着先生培养最后一位博士研究生所花费的心血.

张晓京博士论文答辩稿扉页注明的时间是“2007年4月18日”.这些墨迹肯定形成于这以后,6月29日之前.这是先生指导的最后一篇博士论文,我相信最后13年先生指导的其他19篇论文也是这样,从中可见先生是如何“栽培桃李到临终”的.

不主张无谓的“争论”

学界公认,先生在重大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上,有着十分明确的学术见解和学术坚持.同时,他又极力倡导学术宽容,赞同“双百方针”,认为学术争论的“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相信时间和实践会证明一切.

然而,对一些无谓的“争论”,甚至没有事实根据的学术观点,先生是持反对态度的,而且很坚决.

1999年前后,党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是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争论,这场争论很激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还将争论双方的文章全文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