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家许倬云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了许倬云的大名.因为在美国只要是攻读中国史博士学位的,他的《汉代农业》都被列为必读书.我喜欢这部书,于是找到许先生的好几部著作来读,被他的渊博知识所深深折服,最受启发的是他娴熟地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治史.那时候,只知道许绰云是匹兹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台湾研究院院士.后来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学跟从金耀基教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有一次提起许绰云,耀基师说和他很熟,并说他每年都会来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过了几个星期,许先生果然到了香港,我闻讯后就请耀基师的秘书帮我约了时间去拜访他.在许先生的办公室里初次见面.他平易近人,十分健谈,没有一点大师架子.许先生著作等身,除了专攻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之外,研究领域还涉及社会学、考古学、科技史、台湾史和中外历史比较等.他还对现实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撰写了大量政论,结集出版的就不下十余种,在台湾舆论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好奇地问他何以有如此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学术兴趣.许先生就和我谈起自己的求学经历.

无锡许家是江南世代的书香门第,其父藏书丰富、兴趣广泛.许先生幼年患小儿麻痹症而不良于行,就在家里杂读群书.抗战后,他在故乡的辅仁中学读书,这所名校聚集了一批饱学之士.1948年底,他跟随父母到台湾,考取台湾大学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又读研究生.当年的台大是大师云集,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去接触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许绰云受校长傅斯年器重,跟李济学考古,跟李宗侗学古代史,跟董作宾学甲骨文,向严耕望、钱穆、沈刚伯等问学.许先生说：“那时台湾的研究生教育跟内地不一样,不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而是由一个三到五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共同指导.这样就给我一个相当大的刺激,因为几个指导老师的治学思路都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各讲各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寻找自己的路子.”

后来他又到芝加哥大学去深造.这所世界顶尖的学府不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许先生选课的范围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选读宗教学的只有他,老师照样认真上课.他住院开刀,教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带着书到病床前去教,一边讲,一边讨论.听到这里,我就想：很多人在讨论现在的中国大学出不了大师,但不是先应该问中国大学有没有这样的教师吗?

许先生说,他选修了那么多似乎和历史学不相干的学科,“但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

许先生196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担任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1970年起担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杜克大学等校的讲座教授,著有专著十余种,论文百余篇.近年来,又经常在中国大陆讲学,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他是海峡两岸和国际史学界公认的耆宿.听了他的自述,我才算是真正明白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次见面聊天,许先生就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我研究历史的“一日师”.我去学校上课之余,经常会去他那里拜访,聆听他的教诲.有一次,《明报》编务总裁高信疆听我说起许绰云在香港,就说和他是很熟的朋友,要我帮他约一起吃饭聊天.参加那次餐聚的除了许先生夫妇外,还有耀基师夫妇和哲学家劳思光.我在他们中间算是小字辈了.很多年过去了,当晚吃了什么佳肴美味早已忘记了,但大师的风采则历历在目.

上一次见到许先生已经是十多年前了.我有事去台北,听说他也在,就打约了时间去看望.言谈之中,他知道我跟随南怀瑾先生在学佛,就说怀师早年在台湾时,自己曾跟随殷海光去拜访过两次,因他的学问路子和南不合而没有再去,但殷老师对他则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进《许倬云谈话录》里,称南怀瑾是奇人,有吸引力.前年我和老友、中研院副院长王森博士聊天.他说,殷门弟子对这一说法大不以为然.我说,十多年前就听许先生说过,事后特地向怀师求证.老人家还兴致勃勃地回忆当年殷海光跟他学打坐的情景.这也算为我尊敬的许先生辩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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