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影视的美学与文化愚乐

点赞:33237 浏览:156153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31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2009年末的中国电影市场上热闹非凡、“大”片不断.张艺谋的《三拍案惊奇》被包夹在境外大片《2012》、《十月围城》、《阿凡达》中公映,凸显了“文化垃圾”的本性.当前国内的喜剧电影多以“民粹主义”为旗号,行“愚乐”、“谋财”之实,折射出消费逻辑支配下中国导演的“文化无底线”、“艺术无规范”与责任缺失.如果不加分辨地任由文化经济化、艺术商业化,文化一味“化”钱,艺术止于“养”眼,将后患无穷.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将是我们在文化发展、创新领域的总目标.

关 键 词:电影艺术;美学思考;文化垃圾;凝聚人心;艺术规范;喜剧性;大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


一、当代电影的美学思考:艺术理想与责任缺失

2009年末的中国电影市场上热闹非凡、“大”片不断.

先是《2012》的冲击,让我们领略了现实中软弱无力的“中国元素”及陈朽久逝的“玛雅预言”借助影像效果复制出的“拯救”效应和“统治力”.该片视效震撼,主题切中时弊,其间又不乏人性的细节表现与知性反思,一扫影坛上腻爱滥情之阳霾、愚乐沉迷之尘埃,当然也包含了美国人对世界性或曰人类性问题的思索.实际上,面对恒久的天灾和人祸,尤其是我们正身陷其中的政治欺骗、宗教谎言以及关于“科学”的诸多迷信等,公道、正义以及怜悯、慈悲等人道精神的表述与传达,无论怎样苍白与无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也许,这些正是《2012》带给人们“冲击”与思考的底线与根基.基于此,那些善于思考的人们不禁想问:后现代思潮张扬的美国,为什么“宏大主题”在电影界一直没有边缘化?为什么冠以“印钞机”的好莱坞电影能让“宏大主题”这棵老树不断开出新花?为什么全世界都能够接受“梦工场”的“故事”并为之“感动”?

接着上映的是张艺谋的新片《三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三》).张艺谋偕“2008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的“国字号”烫金招牌,延揽大陆娱乐界及小品界当红明星,以“向电影前辈科恩兄弟及其《血迷宫》致敬”为名,声势浩大地“折腾”出一部“群丑闹店式”的所谓“嬉闹-惊悚剧”.当善良的人们还在一厢情愿地为“张艺谋们”惋惜之时,那些善于思考的人不禁再次想问:是大陆观众的智商低,还是中国导演已经山穷水尽?是“商业片”本性不能“说正事”,还是中国导演对待电影的“态度”有问题?是中国文化“没正事”、不能承载呢,还是中国导演“没品质”用“忽悠”代替了艺术?

陈可辛监制、陈德森导演的《十月围城》于同期上映.清末的革命及孙中山先生的“三义”,是中国人进入现代生活的“灯塔”及“路标”,而清末的香港则是这“灯塔”及“路标”的所设地.有了这两层共识性的“敬意”,陈可辛的“商业片”《十月围城》用一个老套的、主流的“刺杀”故事,认认真真地“讨好并感动”了广大观众,赢得了“陈诚意”的雅号.退一步,我们不谈“电影才华”,只说“电影态度”:香港人就比大陆人敬业,起码在导演创作和电影制作上是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该片在营造历史氛围和布景造型方面,异常用心.此外,影片通过特征化的人物形象塑造,在反思“革命”、“家国”方面,颇有思想深度.之前,大陆导演常抱怨“缺资金”、“政治风险大”,现在却安心地在这两个“口实”下收名获利,大有“无论山崩地裂,我自岿然不动”的谋财专心.更可怕的是,部分导演还往往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民粹主义渗透进影视作品,惯用“中国式煽情”愚弄民众、低级附和“国家主义”以博取政治保护和国家奖项的垂青.

2010年元旦过后,好莱坞电影大师詹姆斯·卡梅隆,这位以影片《泰坦尼克号》的18亿美元电影票房保持着世界纪录的导演,花14年时间、耗资5亿美元制作的《阿凡达》带给人们的感受依然是“无比的震撼”,这种“震撼”是全方位:不仅因为它的3D摄影与CG制作、因为它“化腐朽为神奇”的“故事”呈现,还因为它传递出的“对美的思考”和展现出的浪漫诗意与人性理想、因为它传递出的“生态智慧”和艺术,也因为它包蕴了西方文明时时刻刻的自我审视与警醒.如果能用一句话来概括《阿凡达》的话,姑且说它“以无与伦比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平凡的故事,一个人类自始至终都绕不开也回避不了的、关于善恶与是非的永恒故事”.正因为该片蕴藏着这些思想元素,才有中国观众通过网络民间传达出的、真真切切具有现时代“中国特色”的反抗“暴力拆迁”式的解读,才有愤怒而无助的巴勒斯坦人把自己打扮成纳美星人的形象参加游行以军建立隔离墙、模仿《阿凡达》中的纳美星土著“抵抗殖民”,这些现实世界的“政治戏仿”都颇具民间智慧和当下意义.

当然,詹姆斯·卡梅隆也是一位在电影营销链条上运转良好的“关键先生”:在2009年12月23日的北京新片宣传中,他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高调谈论“我是张艺谋的大影迷”、“中国人对美学的思考、展现的诗意,是好莱坞应该学习的东西”①等,以“向张艺谋们致敬”的方式表示对中国的“友好”与“尊重”,以促进中国广大观众对影片《阿凡达》的广泛接受.殊不知,那些勇于思考的人们并不因为喜爱卡梅隆而无原则地丧失自己的价值立场、模糊自己的审美判断,因为在他们看来:《三》后的张艺谋已经化身为“谋财”的工具而并非艺术的“旗帜”,他醉心商业,已丧失作为一名导演的电影理想和艺术追求,甚至成为丧失艺术原则与底线的文化“堕落者”.②与《阿凡达》相比,《三》甚至可以叫做“文化垃圾”,浅薄低俗到掩耳盗铃的程度,却依然奇怪地借助垄断性的国家传媒渠道在大肆散播.

由此,我们也明白了:难怪鲁迅先生一直对来自发达西方的“恭维”与“赞誉”抱有高度的警觉,提倡自己判断后的“拿来主义”;难怪费孝通先生集一生经验与智慧,晚年力倡“文化自觉”.如果将卡梅隆在特定场合下的“客套”与“恭维”错位式地“全盘接受”并信以为真,那才是中国文化艺术的悲哀!同时,我们也明白:面对“赞誉”,关于真与检测的辩证法;面对诱惑,关于尊严与无耻的较量等应该说,张艺谋曾是中国大陆电影界当之无愧的一面“旗帜”,其改编自新时期小说的文艺片,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以及巅峰之作《活着》都曾引起国内外艺术界的高度关注.而标志其“商业大片”转型的《英雄》,也作为《卧虎藏龙》“武侠题材”的“余续”和“景观电影”在中国大陆的“开端”,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也许詹姆斯·卡梅隆所“致敬”的对象是顶峰时期的张艺谋代表的“文化形象”,而非《三》所代表的“群丑闹店”式的“忽悠形象”或“文化混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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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春节期间,张艺谋率领《三》剧组参加第6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受到冷评,成为电影节开赛以来得分最低的竞赛片.柏林电影节曾是张艺谋的福地,1988年他执导的影片《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使他一举成名.与《三》的国内公映相比,国外观众笑声要少,倒是小沈阳、毛毛、程野制作油泼面的段落,波斯人推销炮的段落,引发了最大面积的笑声.海外媒体抱着猎奇的心态关注着这些“带有杂耍风格的段落”,同时,也注意到了它“本应是个搞笑电影,但是它却不那么逗”③的问题.正如清华大学尹鸿教授当初预测的那样:《三》得不了奖,因为国内外电影界有一定的共识,柏林电影节也不能违背一些基本的电影艺术规律和电影创新规律.

在2010年1月举办的“电影《阿凡达》启示与思考座谈会”上,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指出:现在中国电影杂耍的东西太多、山寨风盛行,真正人文的东西不够,张艺谋的《三拍案惊奇》就是一个极致.国家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也在这次研讨会上强调:中国电影人还是需要学习一点简单的和对人性的认定,对天赋人性和天赋人权有一种美好的求证.④

对于张艺谋电影作品的争议性评价伴随了张艺谋从事电影工作的始终,但随着张艺谋“文艺片阶段”的基本结束、“商业片阶段”的全面开始,对其电影批评的争议焦点、争议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曾将张艺谋在其“文艺片阶段”作品在国外屡屡获奖的缘由归结为:“艺术的极致化,强化了美学的差异性;表达的电影化,减少了文化阅读障碍;符号的中国化,提供了艺术的陌生感.”同时,基于“即便是在最商业的电影中,一定要包含真正感动人的东西,哪怕是在一系列的商业包装下”的人文艺术理念,尹鸿先生认为张艺谋的电影有个“致命的问题:对视听造型、意境、冲击力的追求,淹没了对人性的关怀和怜悯,电影几乎成为了技术奇观的奴隶.”⑤而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则在《1981-2004:中国当代文化撒娇史》一文中从肯定王朔反叛国家主义的角度,痛惜了张艺谋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迎合甚至献媚.⑥

二、当代影视的文化愚乐:资本逻辑与伪喜剧性

尽管张艺谋一再声称《三》是为“贺岁”而“搞笑”的,尽管一再标榜“不能把投资人的钱打水漂”,同时又有詹姆斯·卡梅隆的来华“致敬”,但无论《三》的票房成绩如何,作为一个文化产品,它终究是失败的.况且,《三》的巨大票房里不但有“非市场性”的文化霸权,更有广大电影观众“唾弃性”的文化鄙视,甚至网上一位80后作家还给《三》打出1分的成绩,“这一分是对于张艺谋放弃人海战术和片子中某些演员的表演还算不错的鼓励”,并认为“这是一部比较适合在三线城市的县城里播放的电影”.⑦

当前,以《三》为代表的国内喜剧电影多以“民粹主义”为旗号,行“愚乐”、“谋财”之实,折射出在消费主义逻辑支配下中国导演的“文化无底线”、“艺术无规范”与责任缺失.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文化艺术领域更需要懂得“艺术规矩”.作为一种文化共识,人除了物质需求之外,其精神文化需求有六个档次,由低到高分别是:刺激、休闲、信息、知识、思想、审美.搞笑属于“刺激”这一档,是最低档.“刺激”是一个巨大的精神需求黑洞,它甚至超越了其他五个档次,因为人由动物变来,有其原始性、粗野性.如果不加限制,刺激性的精神产品就有无边的可怕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在扫黄,却不可能完全扫净,但又还得不停地扫的原因.在《三》的宣传推介中,出品人居然在电视上大声喊,不管评价多么不同,只要有人看,能卖钱就行.黑格尔认为: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为狭窄的庸俗的兴趣所束缚的关系,另一种是对艺术品的审美关系.“人们常爱说:人应与自然契合成为一体.但是就它的抽象意义来说,这种契合一体只是粗野性和野蛮性,而艺术把这契合一体拆开,这样,它就用慈祥的手解去自然的束缚.”⑧社会为什么敬重艺术家?是因为他们那双“慈祥的手”.作家、音乐家、画家、演员、导演等艺术家都应有一双“慈祥的手”,为社会、为观众慈航普渡,而不是玩弄和亵渎.

单就《三》而论,我们并没有体会到它作为喜剧的“幽默”或“讽刺”或“机智”,也很难体会到它的“恐怖”或“机警”或“另类想象”,更不用说詹姆斯·卡梅隆所提倡的“对美的思考”或国家宣传部门所倡导的“以电影的形式凝聚人心”等.一个有修养的艺术家惜名如金,珍惜自己的艺术生命,绝不推出水准线以下的作品.米开朗基罗从不让人看他还没有成功的作品,一次朋友来访,只看了一眼旁边正创作中的雕塑,他就检测装失手,油灯落地,周围一片黑暗.吴冠中怕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流传于世,竟自己点火烧了一大批画.欺世盗名之辈古今中外皆有,文化批评与艺术鉴赏也方有用武之地.

文化环境育人,艺术氛围养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心营造的一种令每一位国民置身其间就能感受到的滋润心田、激活思维的文化艺术氛围,是弥足珍贵的软实力.在消费主义独步天下的传媒时代,面对由数码技术全力打造的幻觉人生,艺术家的立场不能丢,就重大现实问题大声说真话的勇气不能没有.当代电影人如果能超越理念层面的社会忧患与艺术,感同身受地融入自己的影像创作,以电影艺术的独特媒介形式细腻地表现自己的所思所悟,那样才是真正“德艺双馨”的电影艺术工作者.

国内喜剧电影的不落人后甚至说有一定程度的“繁荣”,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马路天使》、《都市风光》、《十字街头》等,它们曾是那个时代的脉搏,映现了那个时代的变迁.即便是在计划经济下的80年代,以《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月亮湾的笑声》等为代表的农村题材喜剧电影,以《小字辈》、《瞧这一家子》、《夕照街》、《好事多磨》、《快乐的单身汉》、《赤橙黄绿青蓝紫》、《烦恼的喜事》、《她俩和他俩》、《毛脚媳妇》以及《父与子》、《二子开店》、《京都球侠》组成的“二子系列”等城市题材喜剧电影,曾经红红火火,令人难忘.80年代的这些影片风格清新,它们以笑为手段、注重笑的分寸,适当地夸张了人物的性格和关系,对事物进行了欢乐的肯定或讽刺的否定,揭示出新时期人们的不同思想风貌.而反观当下国内的喜剧电影创作,因为现实介入的空乏与喜剧创意的拼贴,且作品多失于油滑甚至低俗,与境外喜剧电影的差距较大.虽有“冯氏贺岁片”撑起了国内喜剧电影的半壁江山(起码从票房收入上说是如此),但是冯小刚的作品在导演创作上的模式化、受众群体上的城市化、映像布局上的市侩化等弊病已经显露无疑.同时,冯小刚的作品有意识地游走在国家意识形态、商业性的算计(投资与回报)、大众性的文化口味三者之间,注定了其消费性、市民性、流行性的品质,与真正的喜剧精神相差甚远.除此之外,当前中国大陆的喜剧性电影多属于拼贴、杂耍、山寨等风格杂合成的纯商业性作品,譬如《十全九美》、《隋朝来客》、《越光宝盒》之流.虽偶有小成本、独立制作的喜剧性电影,譬如《疯狂的石头》等,既有市场回报又有社会好评,但终归属于“灵光乍现”.而张艺谋的《三》,联姻“刘老根大舞台”,将国内喜剧电影的困境尤其是它们只关注“文化愚乐”而无美学意境的问题凸显了出来.

鲁迅先生说:喜剧就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对于当今的喜剧性电影来说,鲁迅的喜剧定律就是强调用外在轻松、滑稽、幽默等“搞笑”手段,直指现实世界中的种种乖谬和矛盾、荒诞和悖理,最终达到对现实的超越,直至实现精神的自由.当大众文化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可消费”艺术的主要形式时,“消费者本位”开始取代“创作主体”,艺术作为一种消遣和娱乐的手段,迎合大众逃避日常生活沉闷乏味的心理需要,使他们得到“无须努力的享乐”.这些具有“模糊的致幻力量”、“虚无缥缈的梦境”、“轻松净化的承诺”⑨要素的大众文化产品实则是丧失了喜剧精神的“伪喜剧”,徒有喜剧轻松、欢快、热闹的外壳,而缺乏“撕破”的内在力量.

也许是被万恶的票房成绩或收视率考核体系逼的,现在的电影或电视节目往往靠出位的表达和另类的演绎博取观众的注意力,而忽略了文艺最重要的价值导向功能.正所谓:不怕恶心,就怕恶心不死你;不怕被骂,就怕不被关注.于是,审丑替代了审美,恶俗干掉了人性.作为一个代表社会道德整体水准的公共媒介,电影与电视艺术不能只为了获得一点可怜的收视率和轰动效应,放弃良知和尊严的底线.

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权利是可怕的,文化陷入经济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这种可怕的背后是非人化与物化,这种危险的内里隐藏着自我的失落和意义的虚无.⑩如果不加分辨地急功近利地任由文化经济化、艺术商业化,文化一味“化”钱,艺术止于“养”眼,那就难免降低人的素质、败坏人的审美情趣,将来低素质低境界的人就会把即便搞上去的经济也吃光、花光、消费光的.只有靠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靠艺术把人的境界“养”高,才能靠高素质、高境界的人去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将是我们在文化发展、创新领域的总目标.以此为坐标,我们“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要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努力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团结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前进”.当代中国迫切需要树立一种能够达成相对共识的、凝聚人心的价值观,尽量减少不同价值观念与文化模式间的冲突,以保证中国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世纪之交以来,消费主义逻辑走强后的文化发展积弊日重,社会效果不良,公民素质、媒介素养亟待提高,急功近利思想日盛,活命哲学流行,外在的经济高增长与内在的人文低品质严重阻碍了新型生态文明的建设步伐.资本逻辑的专横与现代科技的偏执导致了消费主义的加剧和经济理性的扩张,而审美文化的娱乐化在成功收割笑声后直接导致人文智力的大幅度下降,并不断踏越公共的底线,造成社会大众道德的相对化甚至虚无化,活命哲学潜流涌动.人类共享的公共与审美空间大面积毁坏,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生态越来越飘渺甚至被人遗忘.当代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文理想与关怀维度的监督和规范,这对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人”与当代思想精英“文化自觉”与“民族复兴”的远大目标有积极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内电影界的“三大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市场独大”及其“有技术无艺术”、“有票房无口碑”、“养眼却不养心”的景观电影,电视剧界的“乏善可陈”与游艺文化的“低俗化”倾向,以及华语影视圈中整体性呈现的“经典作品戏说化”、“神魔小说妖媚化”、“革命历史‘色戒’化”、“底层题材恶俗化”等等现象,加剧了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视听混淆与价值混乱.最近几年,电影《左右》的“伪人道主义”、《苹果》的“伪现实主义”、《三拍案惊奇》的“低俗杂耍化”倾向以及电视剧《奋斗》的“八旗子弟化”等等,都值得警惕.如何引导当代影视文化多出《三峡好人》、《疯狂的石头》、《亮剑》、《闯关东》、《金婚》类优秀的精神食粮,使中国影视文化能够更好地转劣去弊,赋予自身更多的精神价值、道德品味与人文蕴涵,让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能够更多地汲取影视文化的丰富营养来建构他们的价值世界和精神家园,是一个亟需深入探讨的现实问题.

对于当代影视文化,我们应该批判地拥抱、积极地引领,力图让影视文化本身具有更多的启蒙功效、对青少年成长具有更多的良性作用.青少年在从“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这一关键时期,当代影视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处在成长发育关键时期的青少年,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明确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帮助他们明辨是非、美丑和善恶,对他们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责任编辑:陈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