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脉络与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源泉,考察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文献,发现目前大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在核心内涵、研究力量、主要研究问题,以及“本土”意识等方面,均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而本土的问题则需要更具体的关怀.

关 键 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015-03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丹·席勒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数字化技术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分析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并指出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领域蔓延、历史研究扩散与新媒体转向等五个趋势[2].

麦克切斯尼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分析媒介、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环节对传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3].具体问题,如赵月枝所言,“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等等”[4].

简而言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是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这种学术视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导的,避免了把传播研究孤立于社会情境,而把传播现象置放于具体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有利于探讨结构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5].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审视传播产业如何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分配传播资源与话语权的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为传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成为当前传播学中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尽管被认为存在诸多的盲点和问题,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尤其自21世纪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大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还是零散地分布几个主要的几所大学、几位学者或几所研究机构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像功能-经验研究一样占据主流位置.笔者关注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如何在中国落脚并发展的?

那么,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媒介情境中展开的?如何展开的?为什么这样展开?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问题?为了有针对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将采用质化的文献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为时间范围,主要选择国内核心杂志《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当代传播》等为样本,以他们的论文为考察对象,期望能以此管窥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核心内容与演进,并解读其在批判视角、问题意识以及解决路径等方面的启示.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试行建立报业集团,传媒经济的增长问题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然而,传媒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传媒内容的庸俗化、娱乐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由传媒大国向传媒强国转变的历史使命,然而,对外传播的弱势和软实力的缺憾成为中国传媒业不得不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面对世界传播业的新形势和中国大陆媒介商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力量的影响,大陆传播研究者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例如,结合媒介文化市场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国际信息流动问题,关注传播新技术的社会意义、传播资源的分布、传播的公正与平等.这些情况加速了大陆学者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促进了大陆学者引进和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如郭镇之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积极介绍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为了更好的探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轨迹与脉络,笔者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引入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世纪之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发展迅速,西方传播理论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国,大陆出现了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和论文等.但传播研究发展的初期,主要还是以功能——经验主义研究为主,西方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批判学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重视.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学派逐渐被大陆学者所重视,一批有关批判学派的译著和介绍性论文相继出现,如《文化民粹主义》、《文化研究读本》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被引介到中国.可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大陆学者所关注的时间,几乎是整个批判学派被关注的时间,也就是20世纪90代中后期.在这一时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相继引入中国,其中主要的译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阿芒·马特拉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麦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体》等.

纵观传播政治经济学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性文章和译著为主.总体而言,对西方传播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脉络还缺乏系统的认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立场、观点和主要论题缺乏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还是以总体性、概括性与描述性为主,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对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题和线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地形图.但是,这一时期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探讨哪些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这一时期,一些引入和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学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赵月枝、王怡红、陈卫星、胡正荣等人,他们（她们）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如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可以说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入中国的启蒙性学者（尽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她关注意识形态力量和市场力量对中国媒介行业的双重影响,以及媒介在中国化历程中的角色,专注于中国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她在国际传播领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其成果被国际传播学界和汉学界权威广泛认可.还有如郭镇之等人,在传播政治经济引入期,利用在国外进修的机会,考察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撰写了一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介绍性文章,对国内了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重要作用.（二）成长与反思期：21世纪初至今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所限制,而且遇到来自功能——经验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麦兹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情况时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视角,我相当的孤立.”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通过迅速发展的传播产业,极大地加速了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融合.随着国内传媒机制改革和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有的学者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考察了这场变革的根本特点,并讨论了跨国资本和国内力量从结构上重塑中国传播体系的具体方式,以及由此带来有关传播权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变化.甚至探讨了这种融合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指出潜在的矛盾与冲突的来源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传播秩序面临的挑战[6].

有的研究者较系统地研究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北美传统,指出北美流派有着鲜明的特色,认为该学术流派相对集中和紧凑,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大多是父子、师生、同事、夫妻,体现了一个较为单纯的谱系[7].

有的研究者则用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了版权文化,指出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是如何怎么写作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且对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8].有研究者则对广告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广告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并指出这种理论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9].有研究者则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为参照,探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10].后来有研究者则进一步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以往的两者关系研究,还停留在表层上,需从根源上把握两者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的整合[11].陈世华的后续研究则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概括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着重分析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何运用政治经济的路径分析传播工业的“不自由”[12].

最近重庆卫视的改革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浓烈兴趣,如吕新雨针对重庆卫视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民间、学界和政界之类二元对立的僵化立场,希望借此推动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电视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13].赵月枝则以重庆卫视的去商业化改革和“红色文化”建设尝试为契机,讨论了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和文化建设的问题[14].2012年,政治化与社会转型等话题引发部分学者的讨论,如李彬和黄卫星等人探讨了社会转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话题,并结合赵月枝的传播思想展开了分析论述[15].

三、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络反思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步较晚,发展受多重束缚,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层次还较低.

从研究种群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推进,主要得益于几位女性学者,如赵月枝、郭镇之、吕新雨和曹晋等人,特别是赵月枝的启蒙和推介,较大程度上成了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风向标.从这些研究者的横向联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大都保持比较好的私人联系和友谊.目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大都基于这样的基础来进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承呈现较单一的路径,跨界和跨领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动与合作较大局限于“圈内”的同事或朋友.当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视,如陈世华、刘晓红等人的相关研究,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较长时间的关注.

从研究者所属机构来看,主要有两支代表性力量,一支为北广系（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如郭镇之（后调入清华大学）、陈卫星等人；另一支为复旦系,如曹晋、吕新雨等人.深入分析这些力量的构成,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相似度检测,那就是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赵月枝早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出国深造,已成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传承人,她常在大陆往来,推介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保持了密切的互动联系.

从已有研究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来看,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一定的反思与问题意识,从早期的单纯引介和翻译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步入反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主要学术脉络的阶段,甚至开始借助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分析与探讨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如重庆卫视的改革风潮等.但是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约,有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敞开和深入.

回顾已有的相关文献,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关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的概念、历史与主要学术脉络,并在这方面有较多的引进与介绍.对本土问题的探究则主要集中在电视和广告研究方面.然而,检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的相关研究,如探讨传媒公共性、传媒集团化与新闻改革等方面内容,其实已蕴含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径与框架上并没有突出传播政治经济的观点罢了.追踪至今,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时期传播领域的变迁,不管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嵌入传播活动的行进中,我们都不可忽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渗入传播过程的影响.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无可避免地充当一种分析视角,在这种过程中扮演阐释传播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角色.

总之,回顾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虽已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实际的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本土的问题则更需具体的关怀.正如传播学者潘忠党（虽然他有一定的经验主义取向）所言,“无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16].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反思.参考文献：

[1]Schiller,Dan.（1999）.Digitalcapitali.Cambridge,MA：MITPress.

[2]Mosco,Vincent.（2008）.Currenttrendsinthepoliticaleconomyofmunication.GlobalMediaJournal-CanadianEdition,No.1.

[3]Robert,Mcchesney（2000）,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andtheFutureoftheField.Media,Culture&Society,No.1.

[4]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5]（加）文森特·莫斯可著.胡正荣译.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6]赵月枝.中国传播产业与入世：一种跨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J].中国传媒报告,2005（3）.

[7]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0.

[8]曹晋,杨琪.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版权文化[J].编辑学报,2009（3）.

[9]张殿元.政治经济学批判：广告传播研究的另类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

[10]刘晓红.共处·对抗·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11]黄典林.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岐与整合[J].国际新闻界,2009（8）.

[12]陈世华.“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J].国际新闻界,2012（1）.

[13]吕新雨.政府补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电视的“公共性”——重庆卫视改革刍议[J].开放时代,2011（9）.

[14]赵月枝.构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J].新闻大学（秋季号）,2011.

[15]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J].新闻大学（春季号）,2012.

[16]潘忠党.反思、思维的独立和研究真问题[J].新闻大学（春季号）,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