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高职教育模式比较

摘 要：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大背景下,中外高职教育发展模式比较研究面临新的考验和要求.高职教育工作者如何做到在尊重和理解各国当地教育文化的基础上取长补短,谋求更具有本国特色的高职教育优质发展模式,引入“局内人—局外人”的研究视角和“区域研究”的方法论是有益的新尝试.

关 键 词：全球化中外高职教育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全球化已成为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及其深入发展已成为中外职教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一个重要的现实背景.深处新时代的洪流之中,我们该去向何方,以什么样的立场和对策迎接新的挑战,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一、全球化对中外职教发展模式比较研究的影响

全球化进程给我国高职教育领域带来了强大冲击,为了应对挑战,切实做到在正确认识自身的基础上汲取其他国家的有效经验,中外高职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必须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要求.

(一)全球化进程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冲击

1999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第二届国际技术和职业教育大会,提出了新的发展模式.新的发展模式以人为中心,注重环保,保持可持续发展,促进和平文化,推动社会改革,促进社会和教育的全纳性,向人民授权,推广和使用新技术,培养创业能力和自立能力,促进继续和独立学习.在国际会议精神的感召下,中国政府将高职教育作为“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大力发展高职教育.

然而高职教育在经历了一段跃进式发展之后,被强劲势头掩盖的诸多问题也日渐暴露于众.2006年11月,教育部颁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明确提出要“适当控制高等职业院校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切实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从数量增长之“快”到质量提升之“稳”,我国高职教育正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新任务.如何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并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高职教育发展模式,是教育部门、科研机构和高职院校面临的新课题.开展中外高职教育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对思考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走向具有启迪作用.

(二)全球化进程对我国高职教育研究的新要求

所谓“发展模式”,其基本涵义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费孝通,1997）.通过相近概念的迁移,“高职教育发展模式”也应具有特定的历史性、区域性.我国高职教育若是按照普通大学的模式趋同发展,或是生硬照搬别国模式,则显示不出其别具一格的特色,只能沦为人们眼中的“次等教育”.若能像美国的社区学院、英国的FEC、澳大利亚的TAFE,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或是日本的高等专门学校那样,以其不可替代的特色存在和发展,则我国的高职教育必将打开富有生机的新局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我国高职教育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决不能故步自封,应主动融入世界高职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中,吸取失败教训,汲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取长补短,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模式.

立足全球化的大局之上,对中外高职教育的研究应采取新视角并引入新的研究方法论.首先,应摒弃以往比较研究中对归纳绝对真理的执著,以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视角回归事实本身,回归民族的文化特性和异质性,允许不同文化背景下中外高职教育发展模式存在相对性,在尊重和理解当地教育文化的基础上,谋求更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质发展模式.其次,以往多数中外比较研究侧重于外国对本国的启示,即本国部分自始至终都被置于弱势的位置的局面应得到改善.应将我国高职教育纳入关注重点,肯定其作为世界高职教育体系中一员的重要性,并正视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模式的良性建构对世界高职教育整体进步的积极作用.

二、基于“局内人—局外人”视角的比较研究

全球化使得中外高职教育发展模式比较研究的文化背景变得越来越复杂,若是局限在本国境内单纯地翻译几篇外国文献,主观地总结出所谓先进经验,这样的中外比较研究无疑就是片面而局限的.我们的比较研究应基于开放的胸怀,从本土出发一路领略异乡的景致,接受差异,勇于碰撞,最后满载而归沉淀深思.中外比较不应是单向的猜测,所以我们的团队不仅要有说自己语言的研究者,还应接纳不同母语的研究伙伴,彼此站在各自的文化阵营还原真相并直面差异.在这样的研究团队中,当质疑、分歧、接纳和理解都在不加矫饰地原生态生长,一种严谨、公平和客观的合理比较研究模式即在生成.研究者如何能够在自身所处的文化背景内外理解复杂问题的本质,即涉及我们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的身份确认,以及如何以“局内人—局外人”视角衡量比较研究的相关事宜.

(一)“局内人”与“局外人”

“局内人”与“局外人”这两个研究视角及相互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尤其是质的研究方法推崇者讨论的热点.由于教育学等人文科学的先天限制,在很多研究领域中量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测量数据并不能很好地阐释某些问题.这样的背景下,相当多的教育学者从书本中走出来,进入到事件的现场,甚至通过亲身参与进行介入研究,也就是质的研究.

学者陈向明在1997年发表的论文《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和“局外人”》中对这两个概念作了界定.“局内人”指的是那些与研究对象同属一个文化群体的人,他们享有共同的（或比较类似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或生活经历,对事物往往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局外人”指的是那些处于某一文化群体之外的人,他们与这个群体没有从属关系,与群体成员通常有不同的生活体验,只能通过外部观察和倾听了解群体内部成员的行为和想法我们在对其理解时不能够将其仅仅作为一对完全相反的概念.这一对概念不断发生改变并不断适应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环境.当越来越多的合作研究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下开展时,采用“局内人—局外人”视角研究中外比较教育问题将为研究者提供更多的研究思路.（二）“局内人—局外人”的研究视角

质的研究经常以个体生活史或族群文化的日常事件为切入点建构对某些研究论题的学术理解,这涉及研究者相对被研究者来说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这一角色问题.中外职教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涉及不同制度和文化的碰撞,并不是在真空环境中做几个实验或译注几本文献就能达到研究初衷的.中国学者对于国外高职教育的事件或人物,即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双方如何看待对方及自己,不仅对研究的具体实施有一定的影响,而且直接涉及对研究结果的质量评价,这也同样涉及“局外人”和“局内人”的视角问题,

如同质的研究一样,不论作为“局内人”还是“局外人”,研究者主观情感的投入是微妙且不可消除的,但研究者应有保持“价值中立”的自觉,合理把握好“局内人—局外人”的研究视角.例如,当我们审视德国与中国职教发展模式的差异时,我们作为德国文化的“局外人”保持一种相对客观的心态,冷静客观地认同或是否定,以一种相对中立的立场得出自己的结论.作为中国职教发展模式中的“局内人”,我们也应能够从人际关系或利益纠葛中勇敢地跳出来,有意识地站在与本群体不同的观察理性分析,通过距离来保持价值中立,提升研究的效度.

三、引入“区域研究”的方法论

“二战”前后兴起了一种综合研究特定区域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研究领域,称之为“区域研究”.基于研究创新的诉求,人文、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纷纷引入了“区域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的张伟德在2009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区域研究”与中国比较教育学的新发展》一文中指出了中国的比较教育学正在面临诸多危机的现状,并表明“中国比较教育学克服危机的出路在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而其基础性、根本性工作就是扎实地开展教育的区域研究”.

(一)提倡跨学科跨专业的合作研究

美国比较教育学家莫尔曼把“区域研究”的范式引入了比较教育学领域,同时强调跨学科的方法,不仅重视学科间的合作,还提出了学科内的合作.我们要进行中外职教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不应局限在教育学的范畴内,一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与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和文化息息相关,对于相关信息的处理也需要科学的方式,我们的研究应主动寻求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等领域学者和专家的支持.在教育学学科内部,我们也需要联合多样化的研究方向,除了比较教育学,教育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统计学等研究领域的学者都是我们可以合作的伙伴.

(二)注重实地调查研究

倡导“区域研究”的美国学者贝雷迪、日本学者竹熊尚夫和马越彻等人都认为,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者不仅要进行文献研究,还要勇敢地走出国境,以全球化的视野到远方进行实地调查.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的同时,全球范围内多国兴起的体制变革也在日益加剧.相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模式在现实中的演进和变革,相关研究的文献往往是滞后的,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进入国内学术界的视野进而翻译整理又要经过一定的时期,所以注重文献研究的“区域教育介绍”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

我们开展中外高职教育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旨在基于许不同的文化背景看清中外高职教育发展模式存在相对性,在尊重和理解当地教育文化的基础上,取长补短,谋求更具有本国特色的优质发展模式.如果我们对国外高职教育发展模式的研究仅停留在早年的文献描述上,而不实地参观其学校建设,不与当地的办学者和研究者进行近距离的交流探讨,又怎能尽可能精确地获取第一手的经验,所得出的研究成果又怎能促进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模式的良性建构?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外高职教育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对深度合作的需求日益加深,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团队、研究方法都应向着全球化的要求靠近.身处地球村,作为肩负中外高职教育发展模式比较研究重任的研究者们再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埋首于多年前的故纸堆做检测象和推断,我们应本着主人翁的精神,勇敢走向异乡,虚怀以待并脚踏实地,带着最初的信念迈开文化旅人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