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与存在:读《话语与文学》

《话语与文学》是文贵良教授新近付梓的论文选,所录论文集中在其多年潜心钻研的话语研究领域.正是敏感于从晚清到21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文学话语嬗变与现代汉语生长这二者间血肉交融的状态中发展的,所以文贵良择定这一议题,从语言的基本层面入手,清理话语范式的各自面貌与嬗变过程,进而勾画现代汉语、话语范式与20世纪中国文学彼此间的关联与同构特质.这一研究的意义不言自明；不过说实话,这实在不算一门热门的学问.首先,在日渐细分的学科布局中,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向来隔膜.其次,文贵良的苦心经营,也与近年来“外骛”的研究风习背道而驰.在中国古代,以文字训诂为主的小学无疑是人文研习的起点与基础,所以章太炎一再申明求学之“序进”：“凡学先以识字,次以记诵,终以考辨,其步骤然也.今之学者能考辨者不皆能记诵,能记诵者不皆能识字,所谓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其不可恃甚明.”在转型期,太炎已感觉到语言文字研究之于人文学科的根本意义和指导价值的式微,而今日,“无源之水”式的研究更是日渐风行.我们很轻易地跳过基础的语言文字与具体的文本,就上升到“大问题”的研究,权利啊、制度啊等所以萨义德要呼吁“回到语文学”：对言词、对修辞的一种耐心的详细的审查,一种终其一生的关注.文贵良孤行己意地在目光宏阔的同行们不屑为之的领域内安营扎寨,其实是在默默守护文学乃至人文学科安身立命的根基.

本书中所收入的论文大致反映出文贵良在话语研究领域的学术进路与框架.《何谓话语?》是破题,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推导出“话语”的界定：话语暗示了一个话语主体和一个话语客体,表达了话语主体的意愿；“话语范式”概括了特定历史时期内某种话语的整体特征,是言说者采用一定的言语方式观照世界和表达自我的方式；所以,话语范式既是一种言说方式,又是一种生存方式.《解构与重建：五四文学话语模式的生成及其嬗变》《大众话语：对20世纪30、4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论述》诸篇则还原了晚清以来几种话语范式不断搏击、解构、成型的演变过程.文贵良的博士论文聚焦战争时期的话语形态,所以讨论、胡风的几篇正是从个案出发来概括特殊语境中的政治话语与知识者话语.还有一组文章延及当代文学,分析阿城、《马桥辞典》《羊的门》与《风雅颂》,是考察话语之于创作实践的影响.

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本书中讨论胡风话语的系列文章.由话语分析的方法入手,文贵良立即发现了胡风的特殊之处,“对胡风话语来说,话语必须深入到存在论的分析,也就是说,必须把这种主观战斗精神还原到胡风与自身的生存境域之中”,由此他抓住了“置身”这一关 键 词.“‘置身’总是召唤着一种境域,召唤着一种‘生活场’”,“意味着‘身’置于被召唤的境域中,这就是‘身’的‘到场’”.这里的“身”首先指的是身体,也就是“肉身”,“肉身的到场,产生了肉身的体验与感觉,这些体验与感觉,正是知识者创作的内在动因之一”.与此同时,肉身的存在与意识的存在是辩证统一的,“仅仅作为肉身存在,或者作为肉身存在而体验不足,或者肉身的存在压过了意识的存在,他们的意识被动,屈服,悬浮”,就会产生胡风所谓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危害.我先前在研读胡风的过程中,曾注意到1965年胡风在狱中给妻子梅志写的一封家书：“从基本性格上说,语言是极老实、极诚恳的东西.没有被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感觉（思想）,人怎么会创造某一个词呢?那么,为什么又出现了极不老实,极不诚恳的语言?等有的原来就没有实际事物和运动的感觉,有的在这样使用中失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的感觉,即所谓陈词滥调.等这种东西,除了以思想内容本身毒害人以外,更可怕的是,它使人的感觉力伪化,因而使人的思想力虚化等如果占主导地位的是使人的感觉力伪化,思想力虚化的文风,即令它打的是堂皇的大原则的旗子,或者不如说,尤其因为它打的是堂皇大原则的旗子,到时机一转,那些原则话（空洞话）和过头话（积极话或漂亮话）所造成的如花似锦的大戏场,即刻现出全是检测象的本质,变成最卑污的东西.”借用文贵良的论述,不脱离“具体事物和运动”,就是追求主体置身生存境遇而产生的具体的“经验”与“感觉”,并且必须在话语中呈现这一“经验”与“感觉”（这可以通向胡风经常提及的“实感”）.按照胡风的推论,“语言是极老实、极诚恳的东西”,它亲密地附着于“被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感觉”,而如果“原来就没有实际事物和运动的感觉”或者在“使用中失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的感觉”,那么你就根本没有必要去放言高论这种没有“实感”、未曾经过“置身”这一现实主义律令所检验的“陈词滥调”,“热带之人”何以妄言“冰雪”（借鲁迅的话说）?所以反过来,胡风话语以及胡风所渴求的话语必然最真实地反映着置身的具体境遇,在话语、肉身与意识之间,本就没有虚检测的“原则话（空洞话）和过头话（积极话或漂亮话）”所横亘.语言是“极老实、极诚恳”的,而“行为能对文字负责”,这样真正主体性的语言,即和主体彼此“认定”后的语言,既不自欺,又不欺人,当然不会随“风向”而转变.

我由此也明白,何以在这本论文选中关于胡风的论述（专题论文共计四篇）篇幅甚广且体大虑周.诚如郜元宝教授在为文贵良专著《话语与生存》所作序中提醒的：在现代中国这样一个名教风行的环境中,“试图由表及里发现文字游戏背后的思想、权力、政治的过于严肃的话语分析,反而容易被无处不在的文字游戏所欺骗”；而胡风话语,恰恰最能体现话语主体与生存境遇、存在体验之间血肉交融的关联性,最能体现话语生存论的关怀.胡风素来追求“文字能对感情负责,自己的行为能对文字负责.否则,宁可掷笔不写”,强调主体与语言之间高度认可、彼此负责、自觉担当.其实不仅是对语言真诚、负责,对主体标举的所有主张、思想、主义等一并都要真诚、负责.所以胡风这样说：“我的理论是我多年积累的,一寸一寸地思考的.我要动摇,除非一寸一寸地磔.”这是他在血污中屡仆屡起的自信之源、力量之源.他的话语与他的身体、生命、生存如此亲密无间、合而为一.在今天这样据说“改变思想就像更换内衣一样随便”（葛兰西语,转自索飒、海因兹·迪特里齐：《知识分子危机与批判精神的复苏》,《读书》2002年第6期）的时代里,有多少当得起胡风那一个“磔”字?我想这样的追问,可能也包含在文贵良的话语研究中.贵良教授的大作约而能博,其精要处我并不完全能领会,作为追踪阅读其研究成果的获益者,也借此表达感谢.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