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龄出国留学促进中国教育自身改革

聚焦出国留学低龄化现象

编者按：经济全球化推动之下,教育国际化水平不断向纵深发展.而随着国内经济水平的提高,出国留学尤其是低龄出国留学成为我国留学市场的新现象.本期《热点争鸣》特邀国内教育领域内的学者、专家,聚焦出国留学低龄化现象进行探讨,以期对社会、学校和个人提供借鉴.

储朝晖,教育学博士,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校史志分会理事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教师》：近年来,社会上出国留学低龄化趋势增强,您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的?

储朝晖：我认为中国人在更加开放之后看到的更多就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选择,这属于正常的现象.更多的人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去上学,本身有其合理性.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第一,改革开放之后人的流动性更大,中国人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更大范围内教育的实际情况,拥有更大范围的选择权,其中就包括送孩子去国外上学.第二,与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目前真正把孩子送往国外的都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家庭,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太可能.第三,中国的教育有其缺点和缺陷,这也是反映较多的,主要表现就是单一的评价标准和过于行政化的管理制度,使孩子的自主性和选择性不能充分地发挥和发展.以上就是这一现象出现的几点原因.此外,这一现象的产生还有其共同的背景,那就是中国教育的“量大质弱”,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的教育质量存在着差距.

《中国教师》：有人说低龄留学反映了中国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但是目前国际上对中国基础教育总体质量还是普遍认可的.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储朝晖：整体上来说,我国的基础教育在规模、受教育年限、入学人数等方面基本没有多大的增长空间,比如普及率虽然提高,辍学的孩子还是很多,教学的基本情况也是如此.对一些人来说,目前这样的教育已经很好了,但是具体到如何满足人的成长发展时,目前的教育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国际上对中国教育还是认可的”这一说法,我认为可能存在如下问题：首先他们从外部看,没有切身的感受.其次,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出发,当我们看自己时,往往看到的是优点.其他国家情况则相反,最典型的就是美国.例如,1957年苏联卫星发射升空之后,美国政府认为国家处在危机之中,教育存在问题,要进行改革.其实当时美国的教育,并不像政府文件中所说的那样面临危机,其教育基础等综合评价还是比较好的.而中国人喜欢强调的是我们取得多大的成就,文化的差异导致很多中国人在看本国教育时,总是希望看到外国人从正面对我们的评价,而没有深入细致地分析自己的问题,以致出现了上面所说的“认为自身还不错”的情况.

这跟前面提到的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国外上学也直接关联,我认为这是属于不够自信的表现.这种不自信体现在教育上,在国家层面特别是一些县乡基层政府身上就表现为,不能对自身的教育做出合理评价,体现在家长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很好,不存在问题,体现在教育的评价上,很多家长认为中国的教育有问题,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去留学.

这种现象很复杂,其背后的原因和结果也很复杂,所以面对中国教育时有人会说很不错,有人会说有问题,很典型的就是诺贝尔奖.我认为诺贝尔奖公布前后中国的教育状况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前后人们有两种不同的评价,公布前认为中国的教育有优点,公布后认为中国教育普遍存在问题,以此事做出的这两种判断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很多人就是以此做出判断的,而很多父母送孩子出国留学的背后也受到这一心理的左右.有这种心理的人,其理性成分是不高的.

我认为目前中国的教育确实在前进,但是还存在大量的问题.首先,理念问题,我国把教育当作一种工具,而不是以人的成长为目的.其次,管理问题,在我国长久以来用管理行政的方法管理教学和学校,使得教育畸形化.再次,在评价上,我国的教育不是依据人的天性评价,而是依照某一个主观想象的标准进行评价,评价标准过于单一.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必须正视,必须面对,然后想办法解决,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逐渐解决教育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教育处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主要体现在教育理念、设施、条件、教学水平严重不均衡,这就形成两个效应：一个是在中国内部,大量的人流动到教育比较好的地方,比如农村地区家庭的孩子会到乡镇去上学,这也是当时“集中办学,撤点办校”的重大推力,乡镇的家庭就希望自己孩子去县城上学,县城的会到区里、市里,市里的就会到省里或者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整体上形成“倒金字塔”型,在国家内部,形成教育生态的不平衡.不平衡到边界以后就引发第二个效应,由中国到国外留学的推动力.很多家庭看到我国教育水平落后,会把孩子送往国外上学,这就使中国教育在国际上形成一个低洼的“洼地”,国人则不断寻找四周比较高的“高地”去上学.这是一种整体上的相关现象,它跟国内孩子从乡村到县城,从县城到市里,从市里到省里,从省里到北京、上海等地流动属于一个整体.

《中国教师》：在评价我国的教育时,有人说中国的教育重视基础.对此,您怎么看?

储朝晖：从教学评价的角度看,这种说法有问题.原来的“双基”,指的是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对基础的主要评价方式是考试,考试考的是知识,主要体现在一个标准答案里,缺少了知识的多样性.此外,知识不等于能力,而现在的教育以标准答案为主,忽视和摧毁了知识的整体生态,导致很多孩子考试分数好,但是知识并不完整,能力也没有很好地得到表现.这样的教育从考试情况来看不错,比如PISA（ProgrammeforInternationalStudentAssesent,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缩写）测试,中国孩子的测试成绩很好,但是PISA测试是对知识点的考查,并没有考虑到孩子学习的时间花费.以上海为典型,上海参加考试的孩子花费的时间比韩国和其他国家都高,有的甚至高出两倍,花费较多的时间得出了较好的考试结果,这能说明孩子的能力强还是弱呢?所以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基础好,国外的基础就差.再如,改革开放初期,中美两国互派16人代表团访问,在最后各自呈报给政府的报告中描述的现象和得出的结论都一样,即：中国的孩子学习刻苦,上课认真做笔记,课后做作业,美国的学生上课吊儿郎当,纪律差,课后玩,20年后中国的教育将超出美国的教育.20年后就是1998年或者1999年,现在已经过了30多年,并没有出现报告中的结论,原因就是报告中描述的现象是客观的,得出的结论在逻辑上不够严谨.美国的教育把孩子的层次分得很清楚,以初高中阶段的数学为例,其对普通孩子和有特殊能力的孩子要求不一样,对一般学生的数学要求不高,这恰好给孩子提供了自主选择的空间.反观中国,对每个孩子的要求都很高,缺乏自主性.美国的做法给孩子腾出了发展空间,让他们进行自主选择,所以美国对数学有天赋的孩子,要求其学习的程度比我国的大学生学的都要深.不仅数学,其他的科目也是如此.中国的学生则更多地要忙于各种考试和升学.我认为这背后有着不同的原理,因此在教育质量的评价上,应该全面地进行评价,不应该孤零零地看待数据,应深入了解教育特质.

《中国教师》：出国留学低龄化,意味着孩子很小就要和父母分离,独自面对陌生的环境和挑战,这对身心尚处于发展期的孩子来说,带来的弊端有哪些?

储朝晖：我们先谈一下和父母分离,父母和孩子在一起是父母和孩子的权利,至少在15岁之前,如果孩子跟父母不在一起就会产生各种问题,如在智力上、在情感上等.目前父母与孩子分离的情况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动的,如留守儿童.据统计,在义务教育阶段,父母双方都离开家庭去打工的有1060多万,父母一方离开家的也有1000多万,这等于说2000多万的孩子都被迫与父母分离.这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以至于出现孩子等现象,而这一数据远远大于把孩子送去出国留学的数据.把孩子送出去留学属于父母和孩子分离的另一种形式,它也存在着前面提到的问题,尤其在14～15岁之前,出国留学的孩子会在生活自理等方面产生问题,但与前者相比,并没有那么严重.至少送孩子出去的家庭在经济条件等各方面是比较宽裕的,可以通过其他的措施进行一定的弥补.

以中国近代早期的留学生为例,容闳等人率领的出国留学者中有小孩子也有成年人,从那时看就出现了两个极,一个是在国内上过大学的,在美国学习后回国的表现比较好,以詹天佑为例,另外一个年龄段就是从小就在国外,据了解回国后也有成就,中间年龄段的表现反而较弱.年龄很小的孩子出国,受国外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年龄比较大的,有较为成熟的自控力和较清晰的目标,而中间年龄段相对较差.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文化的碰撞.中间年龄段的孩子童年时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接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出国又换了一种环境,不同的文化,在他们正处在青春发展关键期的身上产生碰撞,所以这一阶段的孩子在成长中遇到的障碍较多.

从历史的例证与分析中,我认为要尽可能减少父母与孩子的分离.如果父母在国外工作,可以把孩子接到国外就学.如果在父母与孩子分离的前提下把孩子送到国外,父母不放心,孩子也未必受益.如果真认为中国的教育存在问题,就从小把孩子送到国外,不要等到初高中受过教育后才把孩子送到国外,让孩子承受激烈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的影响在不同的阶段是不一样的,要么让孩子从小就不受文化冲突的影响,要么回避这段时间,让他沉淀一下等到上大学以后再出去,这可能是相对理想的选择.

《中国教师》：出国留学的低龄者们,没有在国内接受完整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不够全面,如果长期在国外学习生活,可能会出现文化断层现象,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储朝晖：20世纪中国出现的一些大师如胡适、蔡元培、陶行知等都是在中国有传统教育基础后才出国留学的,他们在国外也学到了真谛,成为大家.现在社会很多人只知道知识的一个方面,难以成长为中西贯通的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就要求我们培养人时要定义标准,即父母给孩子未来的定位是什么.而未来的定位是跟孩子先天的条件相关的,孩子出生后,很多父母无法对自己孩子的禀赋做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要给孩子体验各种不同文化的机会,同时又不要过于拘束,实际上很多孩子在中国成长也未必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因为大多数孩子还处于一种麻痹状态,没有自觉的意识.所以我们不应该以此来判断是否形成束缚,而应以孩子具体的发展作为判断.

对中国文化来说,我认为其能否存在和延续发展最主要的因素和文化内部的特质相关,文化特质如孔子的“仁”,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教人相互尊重、传播仁爱的理念,这种价值在社会中不会淘汰,具有长久的价值.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文化被遗忘,我们要做的是让孩子对所有的东西不要抱有偏见,不能主观地检测定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能接受哪种文化,不能接受哪种文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孩子们会接受适合自己的,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教师》：低龄出国留学反映了国人对教育的需求和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的增长.对此,我们如何给予合理引导?

储朝晖：这种资金流动不仅仅指流向国外,在国内也出现过.如深圳特区建设之初,并不是深圳的力量,而是全国各地的基础教育投资都向深圳汇聚.现在要解决孩子及教育投资流到国外的问题,根本在于把自己的学校办好,这样才能吸引投资.

孩子在国外和国内上学投入资金的差距很大,有的甚至相差10倍、20倍.既然家长愿意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说明他们内心对国内教育不完全认同.这跟前面提到的教育生态不平衡,孩子在镇里、县里、市里、省里、北京等地的流动属于同样的道理.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应该担心资金的流向,这样得不偿失,况且在现代社会我们也无法限制家长把孩子送到这上学,不能送到那上学,唯一的办法是国家要投入更多资金,采用符合教育内在规律的办法把教育办好.

我认为中国要解决教育中的深层次问题,把自己的教育办好,会产生一定的边际效益：你办好到什么程度,就会有多少人回流到这里.我举个实际的例子,某个市里的一个区以前是市里教育办得最差的一个区,区里的教师和学生大量外流.后来当地的教育局进行了改革,成立了董事会对学校负责,校长由董事会选举,向董事会负责,同时给予学校更多的资源和自主性,提高教师待遇.过了两年,一些教师回来了.由董事会选出的校长跟现在体制内的校长不一样,体制内的校长更多实行的是行政指令,董事会任命的校长要想办法把学校办好,求着教师,教师对学生也更负责任.后来学生也逐渐地回流,学校办得更好了.上述事例说明,解决留学资本外流的根本之道在于进一步改变教育管理、教育评价以及教学.教育要进一步转向以学生为本,转向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要,为学生提供怎么写作.这种转向不是一对一的,而是一种整体效应.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到国外留学的趋势会不断扩大,如果有所改善,会减缓这一趋势甚至反过来有更多的学生回来.这一趋势的推力很大,从镇里、县里、市里、省里、北京到国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减少这一推力,从根本上就把学校办好,改变教育教学,提升质量,让孩子在学校学得好,家长对学校认可,这才是当务之急.

《中国教师》：有人认为低龄出国留学者增加也与我国高等教育有关,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还不够,大学就学率依然较低,还有待提高.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储朝晖：低龄出国留学跟大学教育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所面对的问题有一定的连续性,很多大学的问题表现形式和中小学不一样,但是其性质、实质以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相通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也面临着我前面提到的问题,要改变现有状况就要改变现有办学方式,提高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的关注程度,更好地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怎么写作.

目前大学最主要的问题是行政主导,仅仅依靠行政指令办学,很少关注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比如,在课程安排上缺少灵活性,以学校安排的课程为主,很少进行选课,这样学生所学的内容就非常狭窄,所学的内容不一定适合自己的天性,也不一定适合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出现大学与社会交往较少、大学对学生的了解太少的情况.我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还是要解决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前段时间中国9所大学公布了新的学校章程,说明大学建设已经迈出了一步,但是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要明确观念,即大学是什么.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培养人才要依据每个人的天赋进行,不能以某个模子为标准,一定要把大学各方面的工作都放到保障学生发展上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项目、资金、评奖、评职称所裹挟.

在专业设置上,也要摆脱行政指令的束缚.大学的本质就是有知识者联合起来找学生,求知者联合起来找教师,而现在的大学脱离了这一原则,它不是根据学生的需要教学,也不是根据某位教师所擅长的内容教学,而是更多的以行政指令为准.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大学开设的课程才会更符合学生发展和社会需要.

（责任编辑：任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