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思想史》的建构

点赞:3420 浏览:9360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07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一、论从史出,下笔矜慎

继《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相继问世,罗宗强教授又穷12年之功,完成《明代文学思想史》,从而在他的中国文学思想通史的建构中矗立了一座坚实的大厦.明代文学流派纷呈,诸体兼备,而向无统摄全体的思想史.以往的文学史著,论及明代,或囿于传统,无视小说戏曲,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或趋附政治,以所谓“人民性”“阶级性”为准的,贬诗文而过崇说部戏曲,如1949年后行世的多部文学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况颇有改观,出现了多种有深度、有见识的明代文学研究专著,或文体专史,或专人研究,或流派研究,或地域研究,或理论探索,但时至2012年,仍未见条贯历朝、汇通诸体的明代文学思想史,故罗宗强教授此书实有填补空白,别开生面的学术价值.

所谓文学思想,窃以为应系由某一人或若干志同道合之人提出的文学创作与文学审美的主张,很快得到多数文人的响应,逐渐形成一种思潮,终至对此前的文学创作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且有相当的持续时间.在特定的时期,亦容有数种文学思想并存、互相攻讦、势同水火的局面出现.明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处于一个特殊时期,如同政局的多变无序,文学创作也呈现出品类繁夥、雅俗交争、高下杂处、乱象纷纭的局面,要想在如此繁复多变的文学现象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文学思想衍化的脉络,没有大量的文献材料的爬罗甄别,没有高屋建瓴的理论素养,没有清晰缜密的思辨统摄,很容易目迷五色,治丝益棼.著者在“后记”中说“大量的精力,还是耗在了材料的阅读上.即以别集为例,不读不放心,读了与研究题目有关的十不得一.十个别集有九个属于白读等当然,经过大量的阅读,对于明代文学思潮发展的环境氛围,还是有一个感性的认知,还是有益的”.实际上,无论是写文学史还是写思想史,客观的立场固然重要,然而对于古人的生活方式、趣味风尚有“了解之同情”,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我想,著者所说的“感性的认知”即是此意.


《明代文学思想史》的建构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即通过政治环境、社会风习、文人心态的互动,考察揭橥近300年中每一种文学思想的萌生、发展、嬗替的历程,结合创作实绩,指明该种文学思想的内涵、指涉以及对文坛的实际影响.譬如,在论及洪武一朝至台阁体独擅胜场的明前期文学思潮时,就既注意到明初大一统政教的干预,又具体分析了彼时士大夫文人的心态特点,论证了复古尊经思想与典雅雍容诗风形成的必然性,同时又能注意到具体作家微小的差别性,如论宋濂,一面指出他在重道崇理方面与彼时文学思想的一致性,一面又提出:“但是,宋濂的文学观念其实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他的文学观念,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从此一根底上他又生发开来,从三个方面丰富了宗经的观念.一是虽宗经,而重实用.一是虽宗经而强调气之重要.一是由宗经而复古,但复古又反对模拟,重创新,重自成一家.”这就很清楚地揭示了文学思想的复杂性,而更加接近文学历史的真相.

《明代文学思想史》的又一个特点是不蹈袭成说而自成机杼,已往的许多论著,涉及明代的主情尚真文学思潮,几乎众口一词,称扬不已,从徐渭、汤显祖、李贽到三袁,看重的是他们观念的“同”,而很少发掘其间的“异”,而且也并未真正梳理出“主情思潮”从萌生到发展、衍化的清晰线索.罗著则从大量的别集文献入手,结合具体文人群落的创作活动,爬梳出一条从弘治前后沈周、桑悦、祝允明、文征明、唐寅等陈淳、陆粲到正嘉之间的杨慎,再到嘉、隆、万之际的徐渭以迄冯梦祯、王稚登、屠隆、潘之恒、莫是龙、梁辰渔,直到万历中期的汤显祖、李贽、三袁的“重个性、重真情、重自然”的思想发展脉络.而且进一步提出“明代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性其情’与‘情其性’两种不同的抒情观.‘性其情’指以理约束情;‘情其性’指情摆脱理的约束”.这就揭示了明中叶以后重情文学思潮本来就具有的复杂性.这种经由擘肌析理、冥搜赜捃的研究之后得出的见解显然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当然也更有说服力,更具学术价值.

《明代文学思想史》的建构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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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学术体制几乎将一切研究纳入项目、课题,三至五年必须完成.急功近利的导向使多数学人对研究对象难以做到沉潜含茹、从容周密,以致平庸冗沓之作篇帙腾涌.纵有少数妍者,亦多为媸者所掩.以12年之功写一本专著,非有过人定力,盖实难为.然而也正是这12年的细读,使作者能够贴近古人,从大量的别集笔记、诗文词曲中剔抉出或显或隐的文学思想.复由于著者对先秦、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思想都有深湛的研究,故每每能够披源溯流,从具体的概念引入讨论,指出其源自何处,内涵与外延,能指与所指,再结合创作实绩,分析其得失.如在第九章论王慎中、赵时春与唐顺之时,先是扼要点明此数人思想的复杂性,“有程、朱,有阳明,有庄、禅”.而后再论及他们共同的观念――“喜怒哀乐由心而起,不由物生”时,指出“此一种之思想,有其源头,唐人骆宾王与唐太宗都有类似之表述”.而后引唐太宗《贞观政要礼乐》与骆宾王《伤诸阿王明府序》有关心物之论,以证其渊源有自.最后说明“若要进而追究此一思想之理论渊源,则似可追至嵇康之《声无哀乐论》等我们都知道嵇康的理论产生于重视自我的时代.他之强调内心在心物交感中的重要性,乃是那个重个性时代的产物.他的理论基础,是玄学,是老、庄.唐顺之与赵时春之所以重视心在心物交感中的主导地位,是心学的影响”.这样的结论给人以沉实厚重之感,令人信从,原因就在于“通”――通透、通贯、通达,不矫饰、不沾滞、不盲从.

二、崇实尚质,傥论纵横

明代的通俗文学:白话小说、戏曲、民歌、是重镇,成就远在诗文之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亦汗牛充栋.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代诗文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俨然呈显学之势,且同俗文学研究分庭而抗礼.但时至今日,治俗文学的学者与治诗文的学者似仍各守一隅,未打破雅俗的固有畛域.谈明代的文学思想,自然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置一端于不顾.罗著将小说戏曲与诗文熔为一炉,开创性地建构了明代文学思想史的框架.所谓开创性,不单单是指将小说戏曲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如果仅仅如此,而后各说各话,那就不过是雅俗并列,各表一支而已,谈不上开创.罗著的创新性在于提出并且论证了雅俗文学之间的互动与影响.其论《剪灯余话》,已注意到台阁文学思想的渗透.其后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嘉靖间锓板发行,即提出:嘉靖前后文学思想正在缓慢地发生变化,文学思潮逐渐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此时既有文学复古思潮兴起;江南一带,又有重抒情的文学创作倾向的出现.而市民社会的文化生活也逐渐地影响着士人的趣味.商业繁荣,正在改变着市民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趣味,阅读的娱乐化成为市民社会之一文化内容.等嘉靖(或者前至弘治)《演义》刊行,得以广泛传播.而且,自此以后,一版再版,在再版的过程中不断通俗化,读者群的相当一部分就是市井细民.此一种娱乐化的阅读,也影响着士人阶层,改变着士人的审美趣味,影响着士人家庭.

这种表述虽似平淡,却是基于对嘉靖朝整个文坛深入探索之后的论断.又如论李开先,则从其仕履学殖心态入手,论及其诗歌之简淡浅俗、自然随性,进而探讨其戏曲理论之“本色”说.最后指出“浅俗观念之进入李开先的‘本色’范畴,与其时开始出现崇尚浅俗的文学思潮有关”.这就既关注到个人文学思想的独特性,又把握到时代思潮对个人文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力.

著者在“结束语”中总结明代文学思想最重要的三个问题是:一、复古思潮.二、抒情理论.三、文学思潮与政局的关系.这确是切中明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肯綮问题.两次复古思潮内在的复杂性著者辨析甚为充分,足以立说.对抒情论的阐发,亦深入透辟,道时人所未见.至于文学思潮与政局的关系,则是贯穿始终的研究思路.与著者一以贯之的人文关怀,崇实尚质的学术追求息息相关.

晚明卓珂月曰:“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纽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民歌进入文人的视域,而且大受推崇,可谓晚明文学思潮的一大特色.著者注意到从李梦阳到李开先再到冯梦龙的一条文人介入民歌评论、收集、编辑、创作的线索,惜未展开.窃以为,晚明一批文人对民歌的激赏与拟作搜辑,实可视为一股颇有影响的文学思潮,既是市民意识观念对文人思想的渗透,亦是对复古文学思想的强烈反拨.

三、余言

中国传统的诗文,有自己独到的表达规律,特殊的技术要求,不容易亦不适合套用西方的文学概念与话语体系来解读.但小说戏曲,尤其是白话小说,与西方的小说在文体上并无太大的I格,那么,是否应当借鉴西方的小说理论、美学范畴来解析古代白话小说?如果应当,借鉴到什么程度?事实上,近20多年来,已经有太多这方面的尝试之作,其中的一部分不乏文学思想史价值.比如,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就曾把唐人小说《鱼服记》与卡夫卡的《变形记》相提并论.毋庸讳言,我们自己的小说观念、小说理论毕竟单薄.还有像勃兰兑斯的《十九主潮》对明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有无借镜,这类问题常常令我困惑,也想借此求教于宗强先生.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农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