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

阻碍改革的三种矛盾

从中国几千年历史看,改革不是现在刚刚有,秦始皇、孔子也是改革家,西方国家的历史也一样.从中外历史经验看,改革产生的一些风险,大部分都可控,不改革到最后演变成革命,而革命是不可控的.所谓改革基本上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是自下而上.像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搞的不叫改革,他是改革改不下去然后放开了,一夜之间演变成自下而上的革命.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领导层显示出了改革的决心.

现在改革面临的困难很多,第一个是从分权改革到集权改革的适应.以前的改革一直通过分权进行,现在改革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集权.集权有合理性,只有政府集权到够大才能克服既得利益.三十年前的改革当时是一穷二白,穷则思变,每个人都想动.现在改革比较难办,因为既得利益长大了,有的人长得很肥,他就不想动了.从分权改革到集权改革,大家需要一段适应时间.集权的目标是要把权力从既得利益手中收回来,集权本身不是目的.要改革还是需要把权力分下去,不分就改不了.那么怎么分?分给谁?这是大家现在要思考的问题,如果弄不好还是改不下去.

第二个矛盾是改革与败之间的矛盾.改革首先要败,建立政府在老百姓中的合法性.但是,败跟改革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因为要改革肯定要触动旁边人利益,那旁边人要整（改革者的）材料.中国人败概念界限不明确,很多旧法规没清理过,大家害怕被人家整材料,所以就不敢干了.为了保清廉,什么事情都不做,这也是腐败.

问题是怎么样.败一定要有目标,我觉得应该是打寡头,把每个腐败的“苍蝇、老虎”都抓起来肯定抓不完,因为没界限.中国也就是这个时代能败,如果寡头完全制度化了,就完全反不了.

以前的国企没有改好,没有市场化.如果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样改就比较好.以前没有往这个方向改,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抓大放小”,实行法人化、企业化,只走了半步,国有企业老总至今还有行政级别.现在是经济寡头,如果经济寡头变成政治寡头了,以后这个政治舞台就是他们的了,那谁打谁啊?所以要赶紧打.

改革面临的第三个矛盾更危险,就是没耐心.任何改革都需要一段相当长时间才见成效,但是中国社会越来越没耐心了.以前改革在分权状态下进行,但老百姓不知道谁具体负责什么.现在权力都集中了,成立四个小组.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集权了以后做什么要想清楚,不做的话老百姓就没有耐心了.

我认为现在集权很必要,西方一些国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因为建立国家制度需要权威.亚洲的日本、“四小龙”都是在高集权的情况下,把国家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再推行.像泰国、菲律宾、缅甸,国家制度没有建立好就搞,就一直很动荡.从历史上看,大部分现代国家制度都是之前建立好的,从来没有建立多少制度,除了制度本身.

中国很多人一直担心集权,但也有可能通过集权把这种权威转向制度权威.我更愿意相信会变成后者.中国最高领导人做领导小组组长以前也有,但并不公开.现在成立的几个小组都是用来做政策制定的,从幕后搬到了台前,是组长,李克强是副组长,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制度化.放在底下永远不能制度化.

先有国家后有市场

西方的“场内政府”里,政府也要服从市场规则；中国则是市场服从政府规则.这个不是现在的思想,汉朝“盐铁论”就有.三中全会强调市场的作用,即使完全做到了以后也很难转变成为西方的市场.欧洲、美国社会力量自主性很高,先有市场,再有国家,中国先有国家后有市场.

从理论上说,我觉得中国保留一些国有企业是有道理的.西方政府要调节经济,一个是财政,一个是货币.现在财政债务太多,利率很多趋向于0,这两块已经失效了,西方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办法来监管经济.中国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国有企业,而是国有企业的存在方式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既是一个经济单位也是一个政治单位,这还是权力运作的结果.改革不到位,没有市场化.

有一个问题我非常担心.三中全会主题是市场化,但我觉得社会事业、社会改革强调得不够.中国从1980年开始,主导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们犯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把经济领域跟社会领域分开,只是简单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里面去.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些在西方,政府都要大量投入的,不能过度市场化,中国这几块很市场化.在任何一个社会,这几块如果成为暴富的自主产业,社会肯定不稳定.中国该市场化的地方,国有企业没有市场化,因为既得利益抵制了；不该市场化的,因为社会力量很小,它就市场化了.如果社会领域再继续推行市场化的话,中国社会10年以后更没法生存了.

社会保护得越好,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社会保障这几块做得越好,社会力量越不会挑战你；这几块做得越不好,越要挑战你.你看欧洲的历史,很像今天我们的GDP主义,不顾社会,最终爆发了工人阶级运动.欧洲社会交了很多学费,后来才开始搞福利社会.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是社会改革的结果,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逻辑.中国也要改革,如果不把社会保护好,社会力量肯定会起来抗争.日本、东亚“四小龙”就非常聪明,这些经济体基本上没有经历过西方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为什么呢?政府主动地去做社会保护.

现在大家说收入差异很大,但是新加坡的收入差异比中国还大,其他的亚洲“四小龙”,除了台湾这几年老是不发展,差异小一点,韩国、香港收入差异也很大.为什么大陆害怕这个东西?因为大陆社会没保护好.人家的社会保护得好.中产阶级非常和平理性.香港人、台湾人上街游行,很少打砸抢.你自己没车没房,看到人家的车房就想烧掉.但如果自己有车有房就不会去,就像中国以前说的“有恒产才有恒心”.所以说改革,就是要保护社会.

我希望中国房地产泡沫赶紧解体,越快越好.中国每个人（不包括农村）的平均住房四十多平米,两口子九十多平米可以啦,但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没住房?就是因为房地产市场泡沫非常大.新加坡80%的人都住公共住房,香港公共住房都达到50%多,大陆是社会主义,20%都不到,说不过去.如果居者有其屋,社会稳定30年没有问题.以后就医疗、教育一块一块地做.社会领域继续市场化的话,会破坏得更加厉害.现在讲社会公平,到底怎样来实现?检测如花10年时间把住房问题解决了,那我觉得是社会公平进一大步.再花10年时间把基本的公共怎么写作比如医疗做好了,又是进一大步.不要争论所谓的要不要,社会公平要不要,其实都是检测问题,要讨论现在条件下做什么才能实现这些价值.

对各级政府来说GDP还是最重要的.现在要经济转型,把从前出口导向的经济转化为消费型社会,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消费型社会做不起来?为什么中产阶级做不起来?中产阶级怎么来?就是社会政策.中国现在的老百姓说,写房子就变房奴了；生了小孩要变孩奴；如果人生了大病就会倾家荡产.没有保护,中国老百姓唯一的方式就是存钱,自己写房,自己养小孩上学,自己看病.我在英国呆过,有免费医疗,看病只花一点点钱,小孩上学政府有大量补贴；北欧社会更奇怪,像丹麦很多企业征税是68%,我问了一些企业家一块钱里有六毛八交给政府,哪有动力去做啊?他说没什么,小孩上学、看病都不用担心,干嘛要那么多财富?

中产阶级产生需要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把社会政策做好,两个方面配合起来中产阶级就做成了.倘若中国两方面都没有,社会本身不稳定,就会政治激进化.

中国最关键的是进行城市体制改革

中国的城市化从1978年到现在,顶峰已经过去,现在城市化率53%,距离发达国家的70%只有十几个百分点.城市化是自然的过程,中国推动主要是为了GDP,而且只有37%的人口有城市户口,所以我说中国的城市化是土地的城市化,人没有城市化.

中国应当做的是农村的现代化.以前还搞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不提了.中国的城市化就是把农村拆掉,把农民赶上楼,这就是政府为追求GDP的结果.中国最关键的是进行城市体制改革.为什么那么多人到北上广,就是因为中国城市有行政级别.因为中国的资源根据行政级别来分配.1980年代讲过一点城市体制改革,到现在没人讲了.

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哪个更容易些?我认为体制创新比体制改革容易.每一个体制背后都是既得利益者,石油、电信、金融、大学全都是既得利益者,没法改.体制创新就是让新的利益成长起来,这一块容易.城市体制改革之后,国企没改,但是允许国有体制旁边长出来了一个非国有体制,从个体化开始,还有外资,这就属于体制创新.现在整天说“改革的红利”,我觉得有两块,一个是体制改革,一个是体制创新.我一直强调创新比改革容易,任何国家都一样.

为什么官员改革住房制度、医疗制度不得力?因为官员都是特权阶层.如果像新加坡一样,官员写房也在市场写,看病也去一般医院,没有特权,那就改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国特权系统的人,市场经济的好处都能拿到,市场经济的坏处一个都不沾边,你叫他怎么改革?

很多国家都有很多好的经验,主要看你自已有没有魄力去做.我们并不是说改革要把特权阶层都消灭,只是让他们换一种生活方式,并且这种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更好.现在特权阶层多担心啊,纷纷要跑到国外去,感觉到国内不安全.换一种生活方式大家都安全,不是更好嘛.

现在是集权,要改革最后还是要把权力下放给下面.唐朝柳宗元就说社会有三个阶层,皇帝、大户、民三个阶层,大户就是官僚阶层,皇帝就是,民就是社会,真正抵制改革的是大户.皇帝要改革也要越过大户跟民结合起来,现在一定要靠社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