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野下的江永“女书”

【摘 要】“女书”,又称女字,是流传在中国湖南江永及周边地区妇女中的一种文字符号,是一种举世罕见的文字体系.它曾以特有的方式在严格的传播群体内进行思想交流,涵化教育,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女书”传情达意、陈理记事的信息交流价值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女书”的文化价值却日益凸显.在新媒体时代,我们要对“女书”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更有效的传播,以推进“女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

【关 键 词】“女书”；传播方式；传播功能

“女书”,又称女字.作为举世罕见的文化现象,它是人类发展史上唯一的性别文字,流传在湖南省江永县潇水流域,是一种以当地方言为基础,仅在女性中使用传承的特殊符号,2006年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果说信息是物质过程的思想内容,符号是表达信息的外显形式,那么媒介就是负载符号的物质实体.”[1]“女书”作为特殊的文字符号记录着与妇女有关的家庭生活、社会交往、女红艺术等日常事务,是特殊时期特殊群体之间进行信息传播的桥梁.

一、江永“女书”的传播方式

1.“老传少、母传女”

“女书”的传承方式很特别,往往是母女世代传袭,上辈传下辈,传女不传男.“女书”有着严格的传播群体,只在妇女中流传使用,是当地姊妹妯娌之间秘密信息的传播方式.[2]据“女书”传人胡美月口述回忆：“到了五六岁时,奶奶便教我写字,她拿着我的手,一笔一笔地写.等可以这样说,我的童年,接触女字比接触汉字还要早.奶奶是我的女字启蒙老师.”“女书”传人义年华也是在14岁时开始向堂叔娘（即婶娘）学习“女书”,“传授时间绝大多数在隆冬农闲季节,大家围坐在火塘边,听读一句,跟念一句,一字字逐次辨认,直至完全掌握为止”[3].

2.“歌堂式”传播

江永潇浦镇、上江圩和黄甲岭乡一带姑娘出嫁时要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坐歌堂”,伴嫁姑娘和女性亲邻到新嫁娘的歌堂里以歌送嫁,“坐歌堂”活动包括进歌堂、坐歌堂、哭离乡歌、接三朝和贺三朝等内容.[4]这样的集体狂欢将持续三天.“坐歌堂”时使用土话唱“女书”,歌词全是七字句式.这种“坐歌堂”的女歌,有先前已有的,更多的是现场即兴编唱,一些“女书”高手再对这些即兴创作的女歌进行记录流传.这些“坐歌堂”从创作、演唱再到这种特有方式的传播,不仅凝聚了这些女性,更重要的是传承和创新了“女书”文化.

3.主动传播

这里阐述的“主动传播”即传受双方主动参与信息的传播活动.“女书”文化得以传承,是与女性的一些主动传播活动分不开的,其中结拜姐妹的习俗为“女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女书”流传地及相邻乡镇女性经常结拜姐妹.这些结拜的姐妹,经常互相交往,用“女书”来传递所有与女性有关的信息,用“女书”写信、道贺,用“女书”互相劝慰、排忧解烦.结拜姐妹的习俗为“女书”的创作和流传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还有一些家庭条件较好、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女性,会主动花钱向“女书”水平较高的妇女学习.

4.庙会传播

庙会是“以祠庙为依托,在特定日期举行的祭祀神灵、交易货物、娱乐身心的集会”[5].在庙会上,女性可以大方参与,包括未婚女子,她们完全可以抛开往日的矜持与羞涩,大方参与庙会的各项活动,对她们而言,这是一个开放的社交空间.当地的庙会同样以“女书”作为媒介进行祭祀活动,庙会的这种公共性与公开性便于“女书”向更广阔的地域传播.当然,这种庙会活动伴随着各类商业活动,如写有“女书”文字的物品的写卖活动、在纸扇上题写“女书”文字的交易活动等.庙会上的这些商业活动推动了“女书”的传承,促进了“女书”的公开传播与发展.

二、“女书”的传播功能

1.知识的传播,文化的传承

现代传播理论的先驱H.D.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的传播活动的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与美国学者C.R.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1959年发表）中提出的社会化功能都说明,“女书”作为一种语言符号,在传播知识、价值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女书”作为妇女文化表现的重要媒介,首先承载的是知识的传承.“女书”《龙阳卢八女传记》中的“年纪到了四五岁,访问地方富家门.她父时时常挂念,为女觅人结婚姻.等男女双方皆年幼,便由父母包婚姻”,记载的是民国初年卢八女四五岁时,即由父母包办,与邻村王修苟的儿子订了摇篮婚,反映了当时江永地区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她们没有任何自由,婚姻完全由父母包办,更没有学习的机会.她们足不出户,与外界相对隔离.但是这些女性文盲,透过“女书”这扇窗,来了解世界、认识外界.通过对“女书”的学习,获得了知识和技能,并能在当时狭小的社会空间展示她们的智慧与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如“女书”《二十四节气歌》把自然规律总结出来,用诗歌的形式让女性获得自然科学知识,帮助女性更好地生活.

“女书”还记载了一些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作品,对一些重要的社会遗产在当时当地的女性社会中代代相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永历纪事》记载了明末永历皇帝在清代统治全国前夕,败至永明,造成当地百姓遭殃的事实；《光绪纪事》记录了原永明县一些妇女相互交往及因此产生的事件和处理情况.

2.传统思想的教化

“女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所蕴含的传统的道德准则及主流意识形态对“女书”使用者和接触者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通过这种特殊的文字――“女书”,在特殊的群体――女性之间进行传播,对启迪民智、促进社会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女性在接触这些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道德、规范等内容的“女书”媒介之后,在接受所传播的内容或信息的同时,学到了新知识,受到了道德、社会规范等方面的教育,对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如《三朝书取道提言诗一道,书本传文到贵家》中的内容“三朝便文几般说,姊在他乡要肃然.绣房安心请恬静,不日时时记在心.拨开愁眉他乡住,人性放长待双亲.不给哭愁入心气,取笑侬家无礼人”,就讲述了女性在礼节方面的一些问题,通过这种方式给女性以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教化,使女性认识到“礼”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讲究“礼”节.《训女词》：“曰女虽然年纪小,各样事情要思量.等女儿如今年纪细,手上功夫不可荒.”这段文字告诉女性凡事要多思考,要明义理,生活中不要怕辛劳,勤劳持家才是本分.《祝英台》《孟姜女》《卖花女》以及唐诗等,这些“女书”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具有自立自强精神、闪现理想光芒的女性形象.“十指连心心连肉,女在娘家二十秋.过门出嫁到婆家,敬老爱幼记心头”,“婆家门前一条沟,连着娘家水长流.出门不忘娘教女,点点滴滴怀里兜”,就是教旧社会的女性如何社会化处理邻里关系、婆媳关系、夫妻关系等.3.凝聚作用

传播是人类运用符号传递或接收信息的过程,人类的传播行为更多的是一种有意识的、可以运用符号来准确表达意义的活动.“女书”对于江永地区的妇女来说就是“望”外部环境,凝聚彼此的工具.旧社会的湖南省江永县,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主要任务只是持家和做女红.她们婚前很少和男往,只能在闺房里做女红,被称为“楼上女”.据道光《永明县志》记载：“女以纺织为业.”光绪《道州志》记载：“妇女虽贫,不习农工.”所以当地男人在平时的农业生产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与外界的交往也相对较多.而这些有着同样心理趋同和共同“意义空间”的“楼上女”,通过“女书”,形成了一个与男性社会相对隔绝的“女儿国”,把这些原本松散的乡村妇女凝聚在一起,写唱“女书”.

4.提供娱乐

传播活动在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中,一直同文化娱乐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语言的起源问题上就有“唱歌说”.传播是一个恒动的过程,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了新的知识,同时也改善了精神生活,娱乐了身心.施拉姆认为传播的全部内容几乎都有一种普遍化的游戏或愉快的功能.他说,所有的工具行为都掺杂着某种娱乐.美国学者C.R.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中指出,大众传播的内容并不都是务实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例如文学的、艺术的、消遣的游戏性的内容等.“女书”在封建社会旧制度下,为“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社会控制限定下的妇女提供了娱乐的方式和渠道.她们运用“女书”进行交际和娱乐,自我欣赏、自我享受.通过“女书”,使她们相互之间加深了理解,产生了共鸣,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情感.“女书”的这种精神娱乐,使她们从清苦、压抑甚至绝望的心境中走出来,勇敢地去面对生活、追求生活.

三、新形势下“女书”传播的变化

1.作为社会文化遗产的传承

邵培仁先生指出：“语言是桥也是墙.”[6]正是因为“女书”传播于特殊群体之间,成为当时一种特殊的传播现象,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符合传播环境存在着的边界和稳定性规律.但是在当今社会,也是因为它的独特性,使其成为有效传播的一面墙.杨焕谊老人曾经说过：“当我学习‘女书’的时候,主要是为了与姐妹们交换内心的感受和通信,我们用它写下了自己心灵深处的真实想法.”老人叹了一口气说：“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学习它的必要了.”[7]现在的“女书”,已经失去了以往进行信息交流的功能,更多的是作为社会文化遗产进行传播.作为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女书”不仅在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文化史、妇女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多种学科领域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且“女书”本身的功能、文学性和艺术性也蕴含着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示了一种极为纯粹的女性文化,这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故此,2002年,江永“女书”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8].

2.全方位、多媒体的立体传播模式

江永“女书”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现在的传播形式较旧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全方位、多媒体的立体传播模式.以前的传播方式有的已不复存在,现在的传播除了报纸、期刊、电视以外,更多地运用了网络媒体.截至2013年4月23日,用百度对“女书”进行网页搜索,找到相关结果达107万条,视频搜索达638条.网络媒体的传播具有信息量大、速度快及运用图像、声音、文字等多媒体的传播优势,它是开放的、多向互动的.除了这些媒介对“女书”文化进行传播外,还有国际“女书”研讨会、中国“女书”习俗文化展等都会对“女书”文化进行传播,现在的传播模式实现了全方位、立体式的传播.

3.作为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1943年发表的《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中指出：“当人的某一级需要得到最低限度的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如此逐级上升,成为推动继续努力的内在动力.”随着国民经济收入的提高,旅游已经成为人们寻求精神上愉悦感受的一种生活方式.自“女书”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就成为湖南永州旅游资源的一个品牌,且当地政府围绕这个品牌进行不断开发利用,挖掘它的文化价值,提升它的经济价值.湖南江永县自2002年以来,多次举办了国际“女书”研讨会,并兴建了“女书”园,注册了“女书”商标,逐步开发了系列“女书”工艺品,启动了“女书”文化旅游.“女书”文化品牌在开发中得到了保护,并由此走出深闺,声名远播.2006年7月,江永县入选“中国最令人向往的地方”50个城镇.江永县年旅游综合收入逐年递增,已经构筑起“女书”特色文化产业的崭新格局.

“女书”是一种独特的妇女文字,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虽然因其严格的传播群体、传播符号的特殊性和独特的传承方式而走向历史的终结,但它对于我们研究人类今天信息传播的生存环境和发展走向,仍然有着传播学意义.在新媒体语境下,我们要运用全方位的多媒体传播载体和手段,对“女书”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更有效的传播,推动“女书”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凸显其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