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疏类公文的演变析其与古代政治形势的关系

摘 要：古代公文可分朝廷公文和官府公文两大类：前者是帝王与臣属之间使用的公文,后者是官僚或官府之间的来往公文.朝廷公文可分为“诏令”和“奏疏”两类.诏令类公文是帝王告臣属的,属王者之言.奏疏类是臣下对君王敷奏谏说的公文的总称.

关 键 词：演变政治局势影响推动

奏疏类公文是臣下对君王敷奏谏说的公文的总称.奏疏类公文在秦以前称为“上书”,秦时改为“奏”.汉将其分为四种：章、奏、表、议,沿用至清.“奏”又称“上疏”.在中国古代,公文的体式是不断改变与发展的,究其原因,很大在于政治形势的演变,与此同时,公文体式的演变也正好反映了局势的变化.其中,奏疏类公文最具代表性.

一、古代奏疏类公文的演变与政治形势

(一)秦汉奏疏类公文的演变与政治形势

秦以前,凡臣下言事于王,都称“上书”.秦统一六国、建立起君主专制的集权封建国家后,凡臣僚上书皇帝,一律称“奏”.这是“奏”的开端.此时,专制主义集权制刚刚实行,奏疏类公文也刚刚起步,一切均处于起始阶段.皇帝为了加强皇权,展现皇威,将“上书”改称“奏”.“奏”的出现不仅仅是公文从“上书”向“奏”名称的转变,也是秦君主对权力渴望的表现.“上书”的内涵远远没有达到秦君主对朝臣的统治目的,所以“奏”的衍生不仅反映了公文文书的变化,更反映了封建专制集权的正式开启.

到了汉朝,君主察觉到秦朝君主统治的劣根性,开始慢慢转变,将“奏”改为“章、表、奏、议”.这是对秦代“奏”的发展,一部分体现了国君对于专制体制君权至上的延续,另一部分也体现了君主意识到要适当地关注群臣们的意见和建议.此时虽然仍是君主专制,但从公文名称的改革不难看出汉代的进步性,这不仅是“奏”类公文分化那么简单,而是在先前预示着君主是绝对权威的情况下,更加强调了君主希望万事有议,希望更多人进行劝进、荐举以及弹劾等的意识,以此来巩固王朝,体现权威的愿望.

从奏疏类公文由秦至汉的转变,我们可以发现,秦开创了“奏”这一新的公文体系,从发展上看,是对公文奏疏类文体的创新,从政治上看,是为秦君主私人控制欲、统治权而创造的.汉朝继承了“奏”这一公文的形势,从发展上看,汉朝衍生出“章、表、议”,丰富和补进了奏的缺憾,从政治上看,汉朝君主的改良是通过秦朝政治的失败而获得了经验,这一做法不仅没有影响汉朝君主掌握主动权,而且放宽了建议权,这对汉朝政治有着极其有益的影响.

(二)隋唐奏疏类公文的演变与政治形势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战争不断,到安逸稳定的隋唐（特别是唐朝）,奏疏类公文的发展不断成熟.整体结构上,隋唐依旧延续着“章、表、奏、议”的模式,但是发展程度各有不同.发展最成熟的是“表”.“章、奏”等公文文体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但“表”的发展却越发成熟,越发稳定.唐朝也开始出现“状”,即以“状”为样式进行上呈,状陈.这种形势一方面是唐朝君主权威的象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唐朝重视“礼”的习惯.“状”的发展从侧面反映出“表”成熟,更体现了奏疏类公文在整体发展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奏疏类公文在隋唐的发展与隋唐的政治形势关系密切.隋和唐初所确立的体制及其它相关制度具有很大的开创性,开启了此后一千多年官僚政治制度的基本模式,诸如各级政府都由官吏负责运转,官吏按才学标准并通过考试由任免等,同时其也具有很大的过渡性.隋和唐初的制度、法令都是在经济不很发达,小农占据多数的基础之上建立的,职掌固定,少有弹性.唐代还出现了政治体制变革,变革的核心内容,是政府机构在按职能分工的基础上,不断加以调整.政府机构按职能分工,不论是尚书、门下、中书三省,还是尚书省六部和寺监,都是如此.特殊的政治局势必然预示着公文发展的特殊性.公文制度的变化仅仅反应了唐朝盛世变化中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却从一个侧面很好地反映了唐朝政治局势的开明,也从侧面印证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同时,从另一个角度反观,我们也可以发现,正是由于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开明的政治形势才成就了奏疏类公文中“状”的萌发与成熟,也造就了奏疏类公文在隋唐的跨越式进步.

(三)明清奏疏类公文的演变与政治形势

明清时期,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空前强化,发展到顶峰.明朝废丞相,权分六部.该措施彻底解决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进一步强化了以皇权为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君主在设厂卫特务机构,凌驾于司法部门之上,加强对官吏和百姓的监督与控制；地方上废行省设三司,三司互不统属,互相牵制；实行八股取士,加强文化专制主义.到了清朝,君主继续强化专制主义集权制,设立军机处,强化君权,实行更严酷的文字狱.

明清时期是封建君主专制发展最成熟的时期,也是公文制度最成熟的阶段.“奏本、题本、揭帖、奏折”这四种文体出现,成为了公文的主要形势.“奏本”,于明初写作,臣民具疏上于朝廷者为奏本.永乐二十二年改革后,“题”、“奏”并行,官员公事用“题”,私事用“奏”.清因袭明制,然而仅限于官员使用.凡官员到任、升转、加级、记录、宽免、降罚,或降革留任,或特荷赉谢恩,或代所属官员谢恩等事,概用奏本.清初规定,奏本文字不得超过三百字,奏本正文之后,须注明全文的字数及用纸张数.

“题本”与“奏本”经常混用.明初臣民言事于皇帝只用“奏本”,永乐二十二年（1424）规定,诸司有急务不能面陈,许具题本投进,专用于公事.清沿明制,仍以“题本”与“奏本”并行,但因公私事务难以明确区分,官员上奏时往往错用文书.雍正、乾隆时反复谕明“题本”与“奏本”的使用范围,规定凡钱粮、刑名、兵丁、马匹、地方民务,所关大小公事概用“题本”,用印具题.

从唐代的“表”、“状”,到明清的“奏本”、“题本”、“揭帖”、“奏折”,奏疏类公文的演进既体现了公文规范性的提高,也反映了明清时期集权君主专制的不断成熟.明清公文体式的进步,除了由于文字阅读方式的改变,也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明清时期专制主义集权达到顶峰,封建统治者对于奏本形势更加看重,所以从侧面反映在了公文体式上.公文体式上的发展进步,掩盖不了明清统治者对君主集权制的不断追求,这从奏本的出现、兴起以及成熟可以清楚地看出.总体来说,“奏本”这一公文体式的发展从侧面体现出君主集权制发展到达顶峰,君主集权制的逐渐走向顶峰,也成就了“奏本”等奏疏类公文的体式的不断成熟.

二、古代奏疏类公文的演进与政治形势关系总结概述

综上所述,政治形势的演变直接推动了古代奏疏类公文的发展变化,古代奏疏类公文的沿袭演变也从侧面客观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从秦朝的“奏”到汉朝的“表”到隋唐的“状”再到明清的“奏折”,奏疏类公文不断衍生,发展,直至成熟.每一次公文体式的改变,不仅反映着奏疏类公文的发展,更体现了每一个朝代君主的不同态度,尤其重要的是体现了历朝历代不同的政治形势.

因此,政治形势推进古代奏疏类公文的演变,古代奏疏类公文的演变反映着当时的政治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