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启蒙之形而上

摘要：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的音乐教育硕果累累,先人们的教育实践,推动了中国音乐的新发展.专业音乐教育、师范音乐教育、普通音乐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与中国音乐教育的早期实践是分不开的.在全球化教育的今天,作者认为中国早期结合自身民族特点、以西为师的教育实践是合理的.本文以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为蓝本,从中选择部分史料作为本文立论依据,分析中国近代早期音乐教育文献,探寻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的生成,并分析中国音乐教育启蒙建构中的创获与困惑.

关 键 词：音乐教育教育启蒙西学东渐中国化

战争之后,中外音乐交流的性质,在侵略/被侵略、强势/弱势、主动接受/被动接受等相互关系中发生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变动.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慢慢脱离了平等交流的方式.“趣不乖本”、“教儒结合”的“中国化”方针,在战争之后,揭开了其真实的面目.从此,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变得合法而暴力.

于是中国开始从“自卑”、“自负”中寻找谋生之路,走上了从器物、体制到文化的改革历程.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早期的音乐教育作为教育的一门“特殊”学科而逐渐得到重视和建构.

一、西方宗教音乐教育机构在中国的传播

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最远可以追溯到公元635年,阿罗本把景教传入中国的实践活动.从这时起,西方基督教赞美诗颂唱便作为传播教会思想的“携带”关系随之传入中国.

随后,约翰·孟德高维诺在中国组建唱诗班、利玛窦“教儒结合”传教方式的《西琴曲意》、徐日升、德礼格的西方音乐理论《协韵度曲》、威廉博士的方言演唱形式《夏腔神诗》等在这1000年之内也慢慢渗入中国.

从马礼逊在香港创办的“马礼逊纪念学堂”开始,中国便有了在新式学校中来接受音乐教育的实践活动.《黄埔条约》签订后,西方便纷纷在中国建立教会学校、并出版唱歌教科书,希望通过传教的“唱歌方式”,将中国“基督教”化.

这从客观上推动了西方的教会教育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并为中国音乐教育的启蒙,奠定了“向西乞灵”的心理准备.学堂乐歌的兴起正是当时中国人借鉴西方音乐教育模式的第一次实践活动.

1872年,狄就烈在《圣诗谱》原序中说：

“从前用功教导学生同教友们唱诗,因为没有合适的乐书,常觉累赘.因此就出上功夫,开清乐法的大略,并且考究定规要紧的名目.起先是单为自己的学生预备的,后来思想,不如印成一本书,教众人便宜用.如是又加细工,修改补全,编成这本乐书.”①

本书可以说是继《律吕正义》之后,对西方乐理知识的比较好的补充.书中提到了如何学习唱歌的两个方法：“等学唱,有两样顶要紧的：一是要仔细效法乐师.因为书中的话,不论学得怎样明白,乐中的法子,不论看得怎样透彻,不效法乐师,总学不完全.二是要恒心演习.因为学唱原不容易,必得功夫到了才能学成.倘一面效法好乐师,一面用功演习,这样学乐,并不甚难.从小学,更是如此.虽说乐不甚难学,却不可看轻,以为乐是浅薄的.当知乐本是无穷无尽的,其中的妙趣,就是一辈子也学不尽.”②

第一要效仿乐师,第二要恒心练习.我们回看当时的中国音乐教学过程,从中可以看到中国音乐“唱歌方法”对其两者教学运用上的缩影.

1911年,吴福临写的《小学唱歌之实验》中有这方面的描述：

“授新生以歌谱,亦甚棘手事也.盖教师之声,为成人的,音带之颤动之速率,必缓于儿童,则声音亦必低,骤闻之似不甚相符.故全未知乐律之儿童,难以模仿.欲导以琴声,则有音无语,亦难妥洽.故莫妙以旧生之选手高唱使和,及稍知轨范,然后以教师之声及琴音一齐使和.”③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模仿”训练是当时中国唱歌教育方式的一种,虽然借鉴了西方的教学方法,但是我们在借用的过程中还是理性地结合了自己对孩子生理、心理的状态,使之在中国实践中得到合理化运用.

传教士们为西乐在中国的传播埋下了种子,这同时也为日后中国音乐教育的“本土化”实践提供了借鉴的模板.另一方面,中国在西方“强势”的压力之下,中国人心理上的“西倾”,使得他们的努力在中国开花结果.

西方音乐萌芽在中国传播的同时,中国“器物救国”失败的局面,使得自身开始反思,进行了向西方“乞灵”的外出考察活动.

二、早期对国外音乐教育模式的观察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向国外派出的外交使节,记录到了当时各国的教育情况.对西方音乐教育的观察也零星地留在了他们的记录中.

1871年在张德彝的《三述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十二日等西国儿童,不拘男女,凡八岁不送入学者,议罚有例.故男女无论贫富,无不知书识字.而学堂之制也善,有男学堂、女学堂、大学堂、小学堂等”④

从这则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已经看到了西方教育的一部分.“凡八岁不入学者,议罚有例”,中国人已经看到了了西方对学校教育的重视.

不仅如此,音乐教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已经被西方纳入到了教育的课程设置里.

在1887年的傅云龙《历游日本余记》中记录到：

“又有高等女学校等立于明治五年.当同治十一年,其生：普通学科百七十八.

等其学不外汉文、国语、英语、、地理、数学、史学、理学、家事、图书、音乐、体操.”⑤

这些是中国人外出考察中所以外得到的信息.这些无意的观察,为日后中国教育包括音乐教育的兴起,做了心理和文化上的铺垫.

而对于音乐教育的“刻意观察”,自始于1898年康有为提出的“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之后的考察运动.

在1902项文瑞《东游日记》中就已经有比较详细的刻意考察记录：

“观音乐教室,凳长七尺,以两凳连接为一列,共五列.左右置大小两琴,师弄大琴,学生皆依琴声而歌.初唱《大炮歌》,次唱《德川公歌》、次唱《海之世界歌》,其所用书为《幼年唱歌》（四编上卷）.每一歌终,师复略略弄琴,作他歌之琴声一句,学生皆举手.师择一生问之,答是某歌,又弄琴,又问而又答之,所以令其辨音也.歌声十分雄壮,十分齐一,其气远吞洲洋,令人生畏.余心大为感动,毛骨悚然,不料海外鼓铸人才乃至若此.⑥在刻意观察之下,我们可以看出这里对西方音乐教育过程的描述比起早期的记录要详细得多.分别对西方音乐教育的教学地点、教学用具、教学课本、教学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记录.这些与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的教学模式很是相似,而我们借鉴了西方音乐音乐教学方式之后,对自身的音乐教育的实践也是经历了一段“中国化”历程.

三、中国音乐教育启蒙的理性建构

20世纪初,中国的音乐教育还在萌芽阶段,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这时分别赴日本留学,归国后对中国音乐教育的乐谱编写、音乐理论构建、乐歌传播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对近代音乐教育的启蒙,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适合于中国儿童身心发展的音乐教学理念,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实施和完善.

(一)从儿童心理出发的音乐教育方式

1903年曾志忞在《乐理大意》序中说：

“呜呼!乐之为物,可兴感,可怡悦,学校中不可少之科目也.因不揣浅陋,采集最近学校所用唱歌若干,附以说明及教授法,刊以告吾国之教育者,而先之以乐理大意.”⑦

这则史料,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当时的音乐教育活动对“教授法”的需要.对于乐歌理论的探索,需要一个实践的过程,特别是要关注孩子们的年龄与接受能力的关系问题.

1906铃木米次郎的《中学唱歌集》序中说：

“小学时代,学生之脑力幼稚,故各种科学精神之教育,必附丽于形质；至中学,则智识渐完,优美之思想,完全之人格,必于此时期养成之.音乐之道,何独不然.是编修辞、选曲,多以精神教育为主,其唤起之观念,政治之思想,振武之精神诸作,皆能令歌者奋然兴起.然则是编之出,不独为音乐界进化之先声,其有补于国民之教育者,岂浅鲜哉.故乐为之序.”⑧

这里对孩子年龄与智力发展的关注,体现了我国早期音乐教育是建立在对儿童心理、生理健康发展的基础上来实施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出音乐教育启蒙是以“唤起之观念,政治之思想,振武之精神”为目的的.这是在时代的需要下所产生的“功用”音乐教育理念,然而“美育”的提倡给中国音乐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

(二)对“美育”逐渐重视的音乐教育方式

王国维是我国较早提出“美育”教育的音乐家,他强调音乐教育是使“人心之动”的“最纯粹之快乐”的根本特点及其与德育、智育、体育之间的关系.

1907年王国维的《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教材》中这样谈及音乐的修身作用：

“欲达第一目的,则于声音之美外,自当益以歌词之美.而就歌词之美言之,则今日作者之自制曲,其不如古人之名作审矣等盖一在养其感情,一在强其意志,其关系乃普遍关系,而不关于材质之意义也.循此标准,则唱歌科庶不致为修身科之奴隶,而得保其独立之位置欤.”⑨

在“美育”思想的传播下,中国音乐教育的本土化实践逐渐走向了健康的道路,从结合儿童心理接受能力的“技术模仿”层面走上了探索“音乐审美意义”的教育实践道路.

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的合理性还体现在中国音乐的“本土化”实践上.虽然我们在时代的需求下借用西方的乐谱和西方的曲调进行创作和学习,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一定要将其“本土化”的历史教训.因为“拿来主义”是要再结合本土的实际情况下才能使其真正推动本土音乐文化的发展.

(三)古乐与西乐结合下音乐教育方式

李叔同未留学之前,便提倡以“中国古诗”填词的唱歌教学方式.而之后对中国乐歌的歌词和曲调的选择上,也一直是以“中西合璧”的方式开展的.对中国雅乐的复兴,也偶尔会在历史的舞台上凸显.

1918年周庆云的《雅乐新编》序中：

“等自学堂兴,亦列音乐为一科,诚与六艺之旨有合.顾所楷模皆异域曲谱,《白虎通》所谓僸佅兜离是也.而吾国四千年相传之古乐,益放失而不可复循,亦移宫换羽之痛矣!

等

顷出所撰《稚乐新编》见示,则以葩经旧谱十八篇,演成古调旧谱,一字配一律,乃审音之强弱,酌增辅助音,藉资圆足.其绪言谓求合于学堂普通教材,故以西法为对照,西字为识别,洵创例也.等施子教育,将使莘莘学子,乐操土风,勿为钟仪所笑,其保存国粹之用心,不亦过人远哉.”⑩

通过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希望通过对古乐曲调的复兴与西乐乐谱对照的结合方式,达到保存国粹的目的.这样的提倡者,在近代历史上不少其人.比如赵元任、刘天华,提倡“在中西音乐调和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

今天我们音乐教育中,也没有离开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在当时的历史实践中可谓是非常有远见的提议.

对古乐与西乐“不同之不同”的理性分析,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中国音乐教育的“现代性”之路,要在不抛弃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西方音乐的.因为我们一旦失去了传统,就会像失忆病人一样,脱离现实.

虽然在当时,对“全盘西化”思想的热烈追逐站在了时代的主轴线上,但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十字路口,我们的“固守本土”的另一条实践道路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可贵的财富.

四、结语

(一)中国近代早期音乐教育的生成是在“西学东渐”中展开的

从史料中回看中国近代音乐教学法启蒙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西洋教会学校在中国的传播活动——设立音乐科,出版音乐理论书目、对音乐唱歌的教授；中国外交使节外出考察中所观察到的西方音乐教育模式——音乐道具、课时费用、教学内容、教学课本的运用方式.这些都与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的启蒙是在“西学东渐”中生成的.

(二)中国近代早期音乐教育“以西为师”的实践是合理的

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的“现代化”过程,从儿童心理、生理的发展状态出发的,对“美育”逐渐重视,并运用了中国雅乐与西乐结合的教育方式,给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使中国逐步摆脱了传统的“八股取士”、“科举选举”的教育方式,适应了解决文化危机、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

(三)中国近代早期音乐教育实践具有历史局限性

我们只要活着,就会有对“理想”的追求,可以说我们是在对“理想”追求的过程中感受到人类的存在意义.

中国音乐教育的启蒙是在我们对“新音乐”“现代化”建构的追求下逐步实现的.可以说,它是在中国与西方教育实践的“共创”下形成的.

我们不能不承认对于西方早期教育的借鉴是有“中国化”思考的.当今,我们已经度过了“向西乞灵”的阶段,开始在“全球化”视野的“动力”下去实践、完善自身.可以说这是一种进步,全世界文明的进步.

19世纪末20世纪在追求“中国音乐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从启蒙的艰难摸索中走上了中国音乐教育蓬勃发展的道路.当然,“现代化”的道路是否真的需要继续追逐,已经有先人提出了质疑.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吸取近代伟人创建的音乐教育实践的经验,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中国梦”的理想,继续为当代的中国音乐教育做出努力.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1）：93,95,135,15,84,86,142,159,230,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