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五号屠场》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特色

摘 要 ：《五号屠场》是冯内古特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品.这部小说以二战中德累斯顿大屠杀为历史背景,以主人公毕利的“时间旅行”为主要情节,运用多种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揭露战争的残酷与罪恶,指责人类的愚昧与疯狂,嘲讽现实世界的荒诞和混乱.它集非线性叙事、元小说、戏仿、拼贴、时间旅行、黑色幽默及通俗化倾向等后现代主义艺术于一身.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小说《五号屠场》来后现代小说的基本特征与艺术特色.

关 键 词 ：后现代主义非线性元小说戏仿黑色幽默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之一,其代表作《五号屠场》被誉为“美国后现代文学的里程碑”.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中,他大胆地变革和创新,颠覆了传统小说的稳定、渐进的线性叙事模式,构建了一种不确定的、无序的非线性叙述模式,创造了历史与想象、现实与幻想、历时与共时、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全新的关系；并运用元小说、戏仿、黑色幽默等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生动而有力地揭示了荒谬的社会现实,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一、历史与想象的结合

历史人物兼作者冯内古特出现在小说之中,是《五号屠场》独具特色之处.二战中,冯内古特目睹了德国法西斯惨绝人寰的德累斯顿大屠杀,他已不堪回首那些惨无人道的日子.但作为见证人之一,冯内古特深感有责任提供有关事实的证据,因此,他运用小说的艺术形式再现了那一历史事件.在小说的扉页上,作者署名之下就有对其身份、经历和写作目的的简述.冯内古特是以自己二战中的切身经历来讲述这一历史故事,并且他在之后的首尾两章均以主要人物出现在小说文本之中.以想象而虚构的小说人物毕利皮尔格里姆、作为主要人物之一的冯内古特及作者冯内古特本人三者有着完全相同的经历.毕利成为人物冯内古特的面具,而人物冯内古特又成为作者冯内古特的面具.冯内古特将自己视为主要人物之一写进小说文本,仅作为第一人称毕利情节的叙述者,再通过虚构的主人公毕利这一形象,冯内古特制造了与历史事件的一种距离,获得了“外部聚焦”的视角,超然地描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残酷战争,避免了小说历史再创造时带来的痛苦感；同时又虚构了大众星并以大众星居民的视角看待整个事件,使自己进一步远离那个悲惨的场景.冯内古特巧妙地将历史与想象结合,坦然地述说着那个一言难尽的历史事实.

二、现实与幻想的交织

在《五号屠场》中,冯内古特将历史与想象、事实与虚构有机结合,超然地表现了战争的罪恶以及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这是小说的两个主题之一.另外的一个主题是：探讨应该如何解决战争与死亡这一严重问题,并寻求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有效途径.作为人物的冯内古特深知：“战争总会有的,反对战争就像拦截冰河一样,谈何容易.等即令战争不像冰河那样不停地涌来,人总还是要死的.”作者发现在现实世界中根本无法解决这一难题,于是他利用虚构的毕利求教于幻想出来的大众星居民,进而提出了外星人有关战争与死亡的世界观.毕利在幻觉中往返于人类世界与大众星球之间,接受了大众星居民对死亡的观点,即面对暴力、战争和死亡,可以冷漠而超然地讲一句：“就这么回事”.返回现实的毕利平静地接受所谓应该发生的一切,也包括自己的死亡.冯内古特的这种“平静的消极意识”和“无为的苟安接受”的悖论性宿命论的观点,是面对无法理解和改变的荒诞世界而表现出的黑色幽默,是面对残忍和恐怖的无奈悲叹,是对丧生于二战中的人们的深切哀悼,是一种无法选择的选择,但它却能够帮助幸存的人们继续活在冷漠而野蛮的世界里,也显示出作者对于人类恶劣的生存状况的人道主义关怀.

三、历时与共时的混合

冯内古特在小说《五号屠场》中运用了类似意识流的蒙太奇技巧的叙事手法,致力于在人们头脑中再现记忆中的过去、感知中的现在和预期中的未来的共时的混合.他打破传统小说按时间顺序的历时叙述结构,把时间空间化,将不同时代巧妙地并置,使过去、现在和将来以颠倒或结合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与它们纷繁复杂的意象形式相连接,创造出一种必须同时读完的效果.冯内古特以主人公毕利处于精神分裂状态的“时间旅行”为主线, 通过毕利的意识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隧道上以及地球与大众星球之间的空间轨道上的跳跃和变换, 为读者展现出毕利乃至作者一生中的所有的不同时刻：出生―在配镜专科学校学习―入伍上前线―参加二战的德累斯顿战役―被德军俘虏―回国―退伍―当配镜师―结婚―患精神分裂症―在广播电台讲述被飞碟绑架到大众星球的经历―在芝加哥被杀死.其中除了个别部分采用传统的线性叙事方法, 其余大部分均追求叙述同时性,因而使得整部小说显得杂乱无章、时空散乱,由一个个不连续的简短画面构成,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社会以及人们精神世界的荒谬和混乱的嘲讽.

四、作者即文本之阐释者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作者不再具有确定文本唯一正确意义的最终解释权,这种权利被部分地移交给了读者.《五号屠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者冯内古特进入了小说文本,成为其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并且他曾见证了德累斯顿轰炸的历史事实,也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小说中,作者始终没有提出权威的主张,也没有发出任何指令,他只是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兼叙述者,或者仅为文本的阐释者,与读者一起平等地参与各种讨论.小说文本的意义并非源于作者的创造,也不是文本自身固有的,它是开放而不确定的,期待更多读者的参与和阐释,以此文本将会获得更加丰富的审美意义.比如作者在书名下面署名以后,即刻化为一部元小说中的人物兼叙述者,他在写作完成之前就“死去”了.冯内古特在自我简介中对读者发出了两个邀请：其一与读者一起回顾由德累斯顿轰炸的幸存者来讲述的那一真实的历史故事,其意义将由读者阐释和建构；其二与读者商榷如何用大众星上的精神分裂症式的风格写作这部小说.读到此处,读者不禁对那场大屠杀的起因以及外星人的文学理论产生疑惑和好奇,于是便会积极而兴奋地参与文本的解读和创作.

五、循环话语结构

传统小说遵循因果关系和僵化的时间概念,而在《五号屠场》的创作中,作者摈弃了传统叙事过程和框架,构建了一种循环结构来回忆和描述德累斯顿轰炸这一事件,将真实的战争与离奇的科幻交织起来,表现时间、死亡和再生的重大主题.比如作者颠覆了线性叙事的与结局的设置,把埃德加德比因在战争的废墟中捡到一个茶壶而被处以死刑之事及其结局,即小说的部分安排到了轰炸事件后的战俘交换之中,建立了一种任意循环的话语结构.冯内古特采用科幻小说的手法,让毕利借助“时间旅行”脱离时间的束缚,自由穿梭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循环时间运动.毕利经历了从生到死,又从死到生,再回到出生前,多次目睹了自己的诞生和去世,并且随意造访出生和死亡之间的事件.在毕利的时空穿梭中,小说的场景也随之迅速地切换,毕利时而是541号大众星球上的访客,时而是德军的俘虏,时而是与父母一起度检测中的孩童,时而是纽约富有的配镜师.“时间旅行”使《五号屠场》打破了传统线性时间的羁固,其情节结构和发展呈现出很大的跳跃性.

五、元小说

“元小说”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特征.它破除了创作与批评的界限,在创作的同时又对创作行为本身进行评论,并将两者合并为阐释和分解,展现小说的叙述成规和创作过程,充分揭示出创作的人为性和虚构性.在《五号屠场》中,作为叙述者的冯内古特有时中断叙事,和读者一起讨论写作中的某个论点或事件,从而评论小说创作本身.小说的开篇作者这样宣称：“下面的这一切基本上是实情.至少有关战争的部分是颇为真实的等不过这里我没有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作者告诉我们：事实已经不是19世纪小说家所唯一关注的.他这是想要提醒读者不要把小说当真,因为他仅在创造小说.毕利参加纽约一家无线电台举办的“小说是否已经消亡的问题”讨论会上,作者借毕利之口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有人指出,“许多读者在他们的头脑中想象不出书里描写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情景,所以作家们必须按照诺曼梅勒的样儿去做,向公众表演他所写的东西”.冯内古特自我揭示虚构、自我戏仿,把小说艺术操作的痕迹故意暴露给读者,自我戳穿了小说叙述世界的虚构性和伪造性.

六、戏仿

琳达哈琴称戏仿为“一种完美的后现代形式”.戏仿是最具意图性和分析性的文学手法之一,它通过破坏性、讽刺性的模仿凸显模仿对象的弱点.“模仿对象”可以是一部作品或某种写作风格.戏仿的目的在于对传统、历史和现实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过去的文学范式进行批判、讽刺和否定.戏仿包含了作者对历史的重新建构与呈现,创造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一种特殊对话与交流.在《五号屠场》中,作者对《圣经》进行了大量的戏仿.比如他给小说的反英雄主人公取名为毕利皮尔格里姆（Billy Pilgrim）,用意在于将毕利的故事与约翰班扬的朝圣小说《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做比较.《天路历程》中的“毁灭城”源于《圣经》中的大毁灭故事.罪孽深重的所多玛和蛾摩拉二城中住的都是坏人,于是上帝降天火烧掉了这两座城；而《五号屠场》中德累斯顿大屠杀则是人类用邪恶与贪欲之火毁灭了无数无辜百姓的生命, 强烈的反差充满了黑色幽默和反战色彩.罗德之妻不听上帝的告诫,不禁回头看了“毁灭城”,结果被化为一根盐柱子.这一回望表达了一种充满人性的关怀与怜惜,尽管要付出无比痛苦的代价；而作者也出于对人类深刻的同情与爱回顾了一场战争带来的大毁灭,也犯了“回头看”的错误,反观那段历史而不堪重负,无法避免地遭受战争创伤的痛苦体验.毕利从大众星球取回“真经”返回地球之后,像基督布道一般开始宣讲自己的学说与信仰；可是,与耶稣光辉形象截然相反,毕利外表滑稽古怪,对敌无害,对友无益,又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更谈不上普度众生了.这一戏仿颠覆了基督教神话,宣告了现实世界中基督对于拯救苍生的无能为力；而且在一个无法理喻的荒诞世界里,人类无力阻止战争和死亡,任何宗教都不能帮助他们摆脱精神危机.这一戏仿也表达了二战后一种普遍的反基督教情绪.

七、黑色幽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发展,而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巨大心灵创伤难以抚平；接踵而至的冷战、侵朝侵越战争、观念的变化、价值标准的丧失以及精神上的危机感和绝望感等,造成了人们的心理病态特征,也使得许多美国作家由迷惘变得悲观而失望,认为现实社会荒谬而丑陋,进而对政治丧失信心并产生厌恶感.在艺术上,他们认为传统的创作方式无法诠释当今社会的非理性和荒谬性,为此,应该创造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20世纪60年代黑色幽默应运而生.黑色幽默小说也被称为“绝望喜剧”、“病态幽默”、“大祸临头的幽默”,它是一种具有喜剧意味却又使人毛骨悚然的幽默小说.黑色幽默小说创作题材和风格迥异,却揭示了一个共同的思想主题：人在荒谬、疯狂、异化和绝望的生存环境中,以无可奈何的心情表现外界和自我之间的不协调与冲突,并使之放大甚至扭曲,变得更加滑稽可笑和不可理喻,以此来嘲弄人类的噩运；它让我们在纵声大笑之后感到恐惧和绝望,精神高度紧张和岌岌可危.在传统小说中,作家往往会通过英雄人物的行为和经历展现主题思想.而在黑色幽默小说中,主人公往往被描写为无能而愚蠢的、不幸又滑稽的“反英雄”,小说也正是借助他们可笑的言行影射荒诞的社会现实.毕利皮尔格里姆就是冯内古特在他的黑色幽默小说《五号屠场》中塑造的一个十足的“反英雄”形象.二战中,毕利所在的团被德军歼灭,毕利得以幸存,与另外几名士兵在敌后流浪.此时的毕利“两手空空,凄惨惨地准备一死”.他对自保性命无所作为,无能为力.为保毕利的命,战友韦锐打骂他,他却嘿嘿地笑.当了俘虏的毕利见到眼前人们正走向死亡的荒诞情景,虽痛苦万状却又无可奈何,只有麻木地一笑,以面对这疯狂的、不可理喻的世界.

解构传统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的同时,冯内古特运用非线性叙事方式重建了具有后现代主义艺术特色的小说世界.跨越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冯内古特将历史与想象、现实与幻想、历时与共时结合,并运用元小说的模式,使作者仅成为小说文本的阐释者,永远开放的文本意义期待读者的创造和建构,同时运用黑色幽默的手法,重建了后现代不确定的小说世界.《五号屠场》的成就在于它在颠覆传统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而这种艺术形式也必将随着后继作品显示出更大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