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俄语老师

现今五六千岁的人多少有点俄罗斯情结.这也难怪,几十年前的中学里学的外语大多是俄语.

40多年前,我上的中学是一所实验性的重点中学,校名冠之以“省科技学校”,据说是为成立不久的中国科技大学(那时科大在北京)输送后备生源的.不用说,师资相当棒.

记得第一位俄语老师叫蔡强.他30多岁,颧骨凸出,瘦俏,似乎营养不良.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瓜菜代”的年代,不但是老师,包括每个学生,也少有脸色红润一点的.蔡老师非常敬业.冬天的早晨,还不到6点,我们去上早自习,他就在教室里等我们了.上午的第四节课,还没等下课铃响,我们的手就伸向课桌抽屉摸餐具.一时间,盆、勺交响乐此起彼伏.蔡老师笑了：“大家饿了,我也饿了,再坚持一会,把这节课上完,好吗”

一开始学俄语摸不着门,尤其是卷舌音“p”怎么样也念不好,一度使我失去了信心.蔡老师耐心地给我示范.为了强化学习效果,他要求同学们在课外也尽量用俄语对话.那时我们都是住校生,早晨谁先起床,就喊：“服侍大爷！”(俄语“起来”的谐音)天冷了,就减：“八哥大,好冷得哪！”(俄语“天气冷啊”的谐音)肚子饿了,就叫：“咕咕噜嚓！咕咕噜嚓！”(俄语“玉米玉米”的谐音)蔡老师知道了笑得前仰后合,正色说：“我说,别这么糟蹋俄语,拜托各位了！”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架留声机,放语言唱片,纠正我们的读音.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新玩意儿.我的第一位俄语老师,正是他培养了我对俄语的兴趣.

不久,我转学了.我的第二位俄语老师是一个性格开朗、热情纯真的南方女子.她和丈夫原在北京工作,给前苏联专家当翻译.随着中苏关系冷却,前苏联专家纷纷回国,他们“失业”了,被贬到各省基层当中学教师.那时,中学已开始英语、俄语并举,新生改学英语,老生仍学俄语.朱老师是性情中人,并不感到被贬的落寞,很快和学生们打成一片.她带领同学排练俄语短剧、搞单词竞赛,鼓励学唱俄语歌曲,如《共青团员之歌》《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都成了课外活动的保留节目.她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把很多前苏联专家子女的姓名、地址告诉我们,让我们一对一通信,借此提高学习俄语的兴趣.与我通信的是莫斯科的一位七年级小姑娘,她的名字叫薇拉.她在信中告诉我,她喜欢打网球、打排球,爱好集邮.我们互相寄赠纪念邮票.她来信的落款总是“给你写信的是你亲爱的人和朋友”.在外国人这不过是普通的日常用语,在中国则是令人脸红的词汇了――引起我同桌的起哄.我至今还保留着她的两封来信.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她的最后一次来信被校领导没收了.据为校领导打扫过办公室的同学告诉我,他看到了那封信,信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位漂亮的外国姑娘.我没有胆量去讨回属于我的信,不懂得这是侵犯了公民的通信权,更不愿给处境不佳的朱老师添麻烦了.随后的“”中,朱老师还是受了很多磨难,被侮辱、被批斗.究其原因,除了历史问题上的“莫须有”罪名外,“里通外国”也是一大罪名.甚至她为了爱护学生,用自家被单为教室做了窗帘,也被指责为“反对革命学生经风雨见世面”“培养修正主义苗子”.那时候,哪有理可讲！

我的第三位俄语老师叫张毓生,大约已去世多年了.他教我们的时候,已近60岁.他个子不高,戴着契诃夫式的夹鼻镜,是一个非常善良、忠厚的老人.据说,他曾是二三十年代莫斯科东方大学的高材生,不知道为什么以中学教师终其一生.他教书极其认真,谨言慎行.但他与我个别接触时,我能感觉到他炽热的心.他对我说过关于俄罗斯文学,尤其关于普希金等他说：当你真正读懂普希金的时候,就会明白俄语是多么美妙的一种语言！由于他在俄国生活过,会说许多俄罗斯谚语,记得有一句中文意思是“两山不相见,两人终相逢”,并由此阐发了悠远的人生哲理.可惜的是,离开学校,走向广阔天地之后,我再也未能重逢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先生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有幸上了大学,被迫学了医学英语.也许先入为主的原因,老是把英文当俄文念,闹出了不少笑话.心想：此生与俄文的缘分已尽了！谁知到了工作岗位,要考职称外语,英语难过关,只好把俄语当敲门砖了！

我真诚地感谢我的三位俄语老师.惭愧的是,尽管考试蒙混过关了,老师教我的俄语绝大部分都丢到爪哇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