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哲学王统治思想与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可能影响

[摘 要]随着法治文明被普遍接受,法治思想作为一国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载体和治国安邦的理性选择而逐渐代替了人治思想.概括而言,法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在与人治思想的对比中不断显现自身优势的,更是由柏拉图哲学王思想和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等一系列政治学说推动的.基于此,对比研究柏拉图哲学王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对于比较法治思想和人治思想以便借鉴西方法治思想、深化中国法治改革进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起着深刻作用.

[关 键 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王统治思想；法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D9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12-051-1

一、柏拉图哲学王统治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主张

（一）柏拉图哲学王统治思想.罗素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一切思想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在他看来,一个最理想的国家就是由“哲学王”统治的思想.关于“哲学王统治”思想,本文从以下个方面展开论述.具体如下：

1.什么要哲学王统治.柏拉图从国家的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凡是对知识不断求索,酷爱真理追求各种知识,求学不厌爱好永不变,有开阔胸怀,有分寸而又文雅,有节制而又勇敢者,当称之为哲学家.柏拉图还认为,一个正义主导下的国家必定存在这样两个真命题：第一,在良好的制度尚未建立前,把国家交给哲学王来加以统治要比交给一个不贤的人好的多.第二,在良好的政治制度建立之后,维系这些得之不易的国家制度也需要哲学家.

2.哲学王统治的可能性.尽管成为哲学王要达到上述相当苛刻而又不失严谨的标准,柏拉图依旧认为这样的哲学王必定存在、哲学王统治国家的理想终会实现.对此,柏拉图从哲学家的造就和哲学家成为统治者两个命题出发加以论证：

关于哲学家的造就,柏拉图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论述影响人们成为哲学家的因素：主观方面,成为哲学家必须具备个人天赋；客观方面哲学王成长的城邦环境.在分析客观方面时,柏拉图一针见血的指出坏教育严重摧残了那些具有哲学天赋的人的成长.

关于哲学王统治国家这一命题,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比哲学家的造就要困难得多,因为一方面在城邦里哲学家不但被认为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另一方面,哲学家本人也不乐意从政.为了更好的阐述这一事实,柏拉图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创造性提出了“洞穴喻”理论,指出真正的哲学王只有通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对善的认识；真正的哲学家原本是不屑与常人为伍的,他们愿意为琐事为世俗费神费力,然而出于对整个城邦的利益的考虑,他们又不得不屈尊回到俗人世界里,利用自己的智慧、能力和道德塑造城邦,造福城邦.

（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在继承柏拉图的精华思想的同时,又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创新着自己的学术,最终提出了独特的法治思想,构建了古代西方最为庞大的政治法律思想体系.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创造性的把法律划分成两种范畴,即良法和恶法.相对于恶法而言,亚里士多德提倡的良法是指正常政体下制定的法律,是代表城邦共同的善和共同的利益所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符合全城邦的幸福和善德德目的的法律,是认真考虑了国境大小、居民数量多少、人们的生活方式、国家行政关系和富裕程度等因素和条件后制定的适合本国国情的法律.良法得以普遍服从,这是制定良法的目的,也是实行法治的关键.亚里士多德强调,要使良法得以普遍服从和遵守以便实现真正法治,就要做到一下几点：执政者凭法律办事,依法执行法律所规定；执法者依法之宗旨,公正处断；完善司法制度,设立八类法庭；全民守法.

二、柏拉图哲学王统治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柏拉图哲学王统治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是人类法律思想史上一座闪光的山巅,由柏拉图哲学王统治思想发展到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所折射出的法治之光――真正的法治并非单一的制度之治,其形成与建设离不开高素质法律人――对后世法律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而永久的意义.现实而言,二者独特的思想对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一）柏拉图的公有制度为中国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蓝图.柏拉图的设计的“理想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空想之成分,但其追求的“美德者对非美德者统治”、“使在理想国家中担任国家公职的统治者无私利可图”、“使护国者节制自己的,保持内部的团结”等理念值得中国借鉴.

（二）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作为思想指导,现代中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不但要加强良法制定工作的完善,还要通过加强法制宣传、法治意识教育等途径树立法律至上权威,使法为良法、法为人守,使法律之上、依法治国,剔除传统守旧“人治思想”,防止法治意识淡薄、法律理念缺失,杜绝感情因素治国.

总之,柏拉图哲学王统治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进程有着宝贵的指导价值.现代中国要借鉴二者的精华思想,一方面要加强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设,另一方面要致力于高素质法律人才队伍的培养,只要这样才能加速我国法治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