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为何想要脱掉“白大褂”?

点赞:4711 浏览:15007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18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工作负担过重、缺少休息时间,对收入情况不满意,工作压力大,以及的医患冲突,都让医生这个职业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一些人在现实面前转身而去

“国家每年培养约60万医学生,据我掌握的一个数字,只有约10万人能穿上‘白大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著名医改专家李玲曾经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

对于其中的50万而言,希波克拉底可能不再重要了,对这位先贤的缅怀只能定格于2400年前的誓言之中.作家冯唐,协和医科大学学医8年,弃医从文从商,功成名就,冯大师兄或许才是现实楷模.

穿上“白大褂”又能怎样?

与劳动价值不相称的待遇、高付出与低回报的矛盾、原有的身份尊严在性命之忧面前也撕破了脸.出走抑或逃离?一些医生在现实面前转身而去.

“怀疑医生到底能干什么”

冯唐《三十六大》中收录了《大医》一文,以给希波克拉底公开信的方式向其寻求改变医疗困境的答案,而实际上全文流露出“十多年前,学完八年医术之后,饮酒后,呕吐后,枯坐思考后,我决定不再做医生”的无奈情绪展露无遗.

冯唐的无奈,首先源于无力.《大医》中提到,学医的最后三年,冯唐在基因和组织学层面研究卵巢癌,越研究他越觉得生死联系太紧密,“挖到根儿上,生死本来是一件事儿,不二”.这三年中,冯唐眼看着被跟踪研究的卵巢癌患者,手术、化疗、复发、再手术、再化疗等无论医生如何全力以赴,小一半儿患者最终缓慢而痛苦地死去.

“怀疑医生到底能干什么.”至少,当年的冯唐没能找到答案.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萨拉纳克湖畔,一位名为特鲁多的医生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墓志铭:“ToCureSometimes,ToRelieveOften,ToComfortAlways.”(译为: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谈及此,陈楠说,话虽如此,但是作为医生面对疾病和死亡束手无策时,无力感对于初涉临床的她而言,简直无法抗拒.

而今,离开医疗领域已经十几年的陈楠自嘲当时的决定是“年幼无知”,不过,她没有为此后悔过.“我们班毕业时58人,三分之一坚守国内做医生,三分之一出国的同学几乎也从事医学行业,剩下三分之一转行了.”陈楠说,对坚守的医生她从来都充满敬意,他们心中一定还有爱.

陈楠从儿时起立志做医生,高考填报志愿时,她只填报了北京医科大学(现称北京大学医学部).“北医录取分数很高,老师都劝我要慎重考虑.我当时坚定地说,放心吧,我一定能考上.”陈楠如愿进入这所知名学府,本硕连读,7年制临床医学.在读到大五时,她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申请转为本科,放弃连读硕士.和陈楠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6个同学.此举让时任主管副校长大为光火,7人在提交申请时,去一个,副校长骂一个.

在临床转的时候,陈楠发现医学的力量很弱,医学的能力跟普通人想象的差距很大,现实离儿时的梦想越来越远,很多疾病依靠医学的力量无法改变.在轮转到儿科时,陈楠想不通了:“那么可爱懂事的孩子,尤其是一些白血病患儿,医生所能做的仅仅是减轻他们的痛苦,尽力延长他们的生命.医生能做的太有限了.”

“如果没转行,我想我一定会选择产科,虽然风险也很大,但毕竟是在迎接新生命.”陈楠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出国、读法硕、通过司法考试,律师一干就是十来年.期间,她基本不接医疗纠纷官司,只给一家医院兼做法律顾问.从事医疗法律方面的研究,让陈楠觉得挺欣慰,“也算没有浪费医学的东西”.

“这种无奈你理解不了”

国内最大的医生交流网络平台丁香园,于2013年历时2个月,完成了一项万名一线临床医生参与的“转行浪潮中的中国医生”调查报告.11910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1.9%的受访者都曾有过转行的想法.转行的三大主因为:工作负担过重、缺少休息时间;对收入情况不满意;工作压力大.

2013年1月,在求职类电视节目《非你莫属》的舞台走上了一位北大人民医院医学博士,主持人苦苦相劝,希望其打消转行念头,但这位医学博士却坚持不再回头.医生,看起来很美的职业,或许其中甘苦只能被圈中人所知.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一个内科副主任医师半天看50个号已然非常普遍,从早晨8点开始出诊,如果一个患者只给5分钟,至少要看到中午12点.而对妇科医生而言,免不了要给患者做妇检,一位北京知名三甲医院的妇科医生说,她半天最多看30个号,如果再加号,必然会缩减问诊和检查时间,“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了”.

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谢汝石除了授课之外,还担任中山大学第六附属医院综合病区主任,经常有年轻医生跟他开玩笑“谢老师,我们找不到对象,你也要负责任”.谢汝石告诉记者,过去是,广东三件宝:医生司机猪肉佬;而如今医生成了“另类”,男孩不愿意娶女医生,嫌工作太忙,女孩不愿意嫁男医生,嫌收入太低.

谢汝石表示,除了临床,科研和论文牵扯了医生太多精力,本就有限的时间又被分去一大块.现行制度下,职称晋升机制依然以论文、考试等方式进行,临床医师晋升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甚至科研课题及科技成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孙建方曾指出,“很多一线医生工作时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但为了晋升,不得不去做和工作毫不相干的基础研究”.

“唯论文”论的晋升机制让不少临床医生觉得前路茫茫.对于一些科室而言,这种评判标准的不合理性更为凸显.孙建方就曾举例称,连外科医生都不得不去“玩小白鼠”,极大地分散了临床工作的精力.衡量一个外科医生优劣的重要指标是手术质量,如果没有这个根本性前提,写出多么优秀的论文都不能及格.也因此,孙建方早在2011年全国期间就提出建议,在临床医师晋升制度中强化对临床能力的考核和要求,将其作为晋升的主要指标.


《中国人民共和国医生职称晋升制度》规定,取得临床医学博士学位,经考核合格,可认定主治医师任职资格.取得临床医学博士学位,申报副主任医师,从事主治医师工作不少于两年,申报主任医师,从事副主任医师工作不少于五年.也就是说,医学博士毕业时年龄近30岁,如果晋升顺利中途无断档,至少要7年才能评上主任医师.对于本科毕业生而言,这个周期更长,加上取得医师资格的时间,最少需要16年.“一步步往上升谈何容易?我看到师兄的今天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一位毕业于北大医学部的肝胆外科博士曾对记者说,上面一层又一层的人等着晋升,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更何况,超负荷的工作换来的薪水少得可怜.他最终选择了转行,不过,赚得盆满钵满与功成名就似乎无法填满他的内心,他依然认定自己的本质还是一名医生,“看片子我仍然没问题,但我已经没有了资格,这种无奈你理解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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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大夫更加穷困”

2011年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章蓉娅在新浪微博晒出一张工资单,“拿到工资单一看,欲哭无泪!到手工资才2500元,一个博士相当于10个250”,引爆舆论.随后,章蓉娅在接受《健康报》采访时纠正了这一说法,这是休探亲检测时的工资条,平时税后工资实际是4000元左右.而后者也足以颠覆公众对于医生收入的想象.

作为其前辈的冯唐也写道:和过去相比,小大夫更加穷困.大大夫的挂号费涨了点,还是在一本时尚杂志的上下.事实上,以北京三甲医院为例,主任医师的挂号费(非特需门诊)一般14元,其中只有3元能够到医生手中.

谢汝石认为,医生薪酬待遇偏低成为年轻医生转行的最大推手.一般而言,医生的工资主要由基本工资、绩效奖金、教学及科研收入、各种补贴等组成.在不少医院,只有主任一级才能拿到职务津贴.我国医疗从业人员收入水平高于社会平均工资18%,在发达国家,医生收入通常为社会平均工资的3~5倍.

美国《新闻周刊》2011年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中国医生扎堆医药公司,因为卖药比开药赚得多,收入增加了两倍.未来5年将有1.4万中国医生加入国外制药公司,德国拜耳医药保健中国地区总经理称“在大多数国家里,获得系统培训的医生转行做医药代表是极其罕见的”.

谢汝石介绍称,我国给医院的定位为福利机构,公立医院属于事业单位,医生的收入并非市场供求关系的体现,而是由政府决定.因受到诸多因素包括政策因素的种种制约,导致了医生薪酬水平普遍偏低.此外,不少医院院长吐槽,政府给医院的拨款只能维持其日常开支的10%,其余都要依靠医院自身创收,维持自身生存空间都困难,怎么可能加大人力成本支出?《人民日报》刊文《明天谁来当医生》亦提到,很多医生感到劳动价值得不到尊重,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于是把不合法的“灰色收入”视为合理补偿.“灰色收入”提高了收入,但却降低了职业尊严.

某种程度而言,提高薪酬也是给予医生尊严的一种方式,高付出收获高回报,医生的劳动价值也需要应有的体现.2009年卫生部(现称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发《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表示,一个医生可以同时选择三个执业点,自由执业成为可能.放开医生自由执业,医生的劳动价值就能由市场定价,打破现有的事业编制藩篱,以药养医或许也将真正成为历史.此外,谢汝石认为,医生多点执业不仅有助于提高薪酬,还会促进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医疗市场真正发育健全,公众才能各取所需,医生从业积极性也会提高.

只有圈子里的人才知道

“和过去不一样,除了穷困,医生开始有生命之忧了,个别享受不到基本怎么写作的病人开始动手了.”冯唐这段文字背后的现实,是的医患冲突,拳头、利刃和鲜血让“白大褂”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甚至被彻底遗弃.

杨琳离开医院,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各种事把她逼到了那一步,然而如今回想起来,医患矛盾或许是导火索.她所在医院的妇产科全国知名,尤其是其生殖中心更蜚声海外.“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已经80多岁了,还在出门诊,她是业内知名专家,找她看病的患者尤其多.一对夫妇提出了无理要求,老教授没答应,他们就破口大骂.”杨琳的内心经历了第一次“地震”.

“平时出门诊我对患者也非常耐心,即便如此,仍然被投诉.”杨琳回忆,一位患者要求加号,但是当天她的号已经全部放完,如果加塞儿给该患者看病,对其他人就不公平.几番解释后,该患者还是闹到领导那里狠狠“告了一状”.“当月奖金几乎全部扣光.”杨琳说,在这种环境下,自己的状态渐渐不对,在病房里,产妇家属的自私让她第一次拍了桌子.“我怎么变成了我最讨厌的样子?”杨琳开始纠结,24小时住院医值班制度,忍着阑尾炎穿孔的危险给患者做手术,每天晚上10点下班,累得不想和老公说一句话等

离开才能改变.

如今的杨琳是一位出色的媒体管理者,她也有过重回医院的念头,可是朋友在看过她主持的一场媒体论坛后评价“你现在的状态才是最好”.

杨琳的老公也是一名医生,“我现在希望医生每天都平安.”在记者采访杨琳前的一个月,2013年11月5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邀请跆拳道专业讲师,给医护人员传授《防身意识与防身技巧》.现在的医患纠纷早已突破了过去的投诉和谩骂,几次探触死亡线.中国医院协会发布的《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显示,2003年到2012年,中国共发生恶性暴力伤医事件40起,其中2012年发生11起,造成7人死亡,28人受伤.2012年的哈医大一附院实习医生王浩遇袭,2013年浙江温岭杀医事件,医生群体第一次集体发声、第一次全国性默哀、第一次抱团取暖.期间,医生有逆袭,亦有逃离.

在卫计委生命专家组成员,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助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看来,医院是最容易爆发各种社会矛盾的环境,因为医院涉及死亡和痛苦,在这里一个人的灾难往往等同于一个家庭的灾难.控制不住的情绪,首先发泄到了医护人员身上.

“医患冲突是社会问题在医疗领域中的凸显,归根究底,就是信任不再.”袁钟指出,医患之间恰恰是最需要信任的,可这个行业受到金钱的冲击巨大,逼着医生去赚钱,医生怎么能给患者一个信任的理由?同样,患者怎么能给医生一个敢于为其冒险的理由?《心术》中霍思邈对于某位患者家属的拒绝,缘由在预估变为现实后才被揭开,他告诉自己的学生,不是他冷漠,而是早就觉得不对劲,这样的家属最终会沦为医闹.不要以为该情节只是艺术桥段,现实中很多医生已经变得足够“聪明”,为了自保而谨小慎微,甚至选择离开.

袁钟依然认为医生是最受尊敬的职业,他用“爱有多深恨有多深”来解释本该生死相托的医患关系.几乎所有受访者在提到改善医患关系、留住医生时,开出的处方都离不开“沟通”与“换位思考”.陈楠提到微信朋友圈里转发的一篇文章《寻找医院的温度》,笔者是一名麻醉科医生,文末写道:“离开手术室的时候,我突然心血来潮地到一间空手术室,打开无影灯,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台真的很窄,想到有人将要给自己开膛破肚,那种恐惧,真的控制不住.只希望能有一句话的鼓励,只希望有一双手的安慰,这些都不能消除恐惧,但是会让我感受到温度,是从一颗心,传递到另一颗心的温度.”

“点赞和转发的都是学医的朋友,其他人没有回应.”陈楠有点遗憾,她希望这篇文章不仅只有圈子里的人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