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出国?

我时常听到人们不解地问我：“你怎么还不出国呢?”

我也时常听到、碰到这样的情况：不少青年,包括一些很有才华并已取得一些成绩、留在国内将有很大发展前途的青年,争相出国,甚至形成为一股“出国潮”.

对这样的现象,我经常陷入思考.回想起来,当初在我风华正茂的时候,我为什么一定要争取回到祖国,回国后,虽然又遇上坎坎坷坷的生活磨难,但我为什么依然不愿离开祖国?

(一)

我是出生在印尼的.那时,在我的脑海里,印象最深的就是华侨在国外让人家瞧不起.旧中国的腐败贫穷,使我们海外华人失去靠山,没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被人家指着鼻子叫做“东亚病夫”,而抬不起头来.我们一方面感到华人不够团结,一方面更痛心疾首旧中国贫穷懦弱被人欺负的悲惨现实.因此,我们几个住在印尼东岛的青年,如陈福寿等发誓要学会一技之长,为华人争口气,为祖国的强大出一份力量.这大概就是我们最初的追求.

我们的专长在羽毛球方面.因我们居住的印尼东岛非常流行羽毛球.我们起早贪黑,拼命勤学苦练,从1947年开始到1950年,我们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这时,新中国已经诞生了.我们常从国外的一些报刊上,看到祖国突飞猛进,对体育很重视的消息报道.所以,我们印尼华侨组织了一个5人的参观团,一方面是回国观光,一方面是参加国内球类比赛.我记得当时中国的羽毛球冠军是上海的李国番,他跟我们进行比赛时,我打了他15比0.我们心情又高兴但又感到难受.高兴的是我能够赢15比0；难受的是我们国家对体育事业这么重视,但是水平这么低.而我们身为炎黄子孙,却不能为祖国振兴出把力.我把自己的感受和陈福寿一说,谁知他也和我想法一致.这样,我就跟陈福寿商量,我们应该回国,把祖国的羽毛球事业搞起来.当印尼政府发觉了我们的想法之后,就进行百般刁难和阻挠.我和陈福寿的羽毛球水平,在印尼是第一流的,只要有我们在,就可以代表他们去夺世界冠军.所以他们很害怕我们回国.当我们申请护照的时候,他们逼着我们这样填表：我离开了印尼以后,不愿意再回到印尼.他们知道我们的亲友都在印尼,想通过这一断绝回路的办法,逼迫我们放弃回国.不这样写他就不批准你回国.但我们早已铁了心,哪怕他这样干,我们也填写了,弄得他们毫无办法,可是仍是不准回国.所以,我们当时想出一个办法,为了迷惑他们的视线,我们就检测装到印尼各地去巡回表演.一面登报表演,一面与当地旅行社联系,转托旅行社为我们护照.为此我们花了许多钱,最后终于在1954年的5月6日离开了印尼,回到了祖国.

(二)

刚刚回国的那会儿,我们是很天真的,以为国内什么东西都有.可没想到,回国之后,什么东西都需要花钱添置.我们加入了一个羽毛球集训班,每个月只给我们17元生活费.其中还要交8元伙食费,剩下的9元才是日常生活的零用开支.像我过去虽不是花花公子,但起码生活上还是比较富裕的,像这样9元钱怎么过呀.所以,我将自己随身带的手表及其它值点钱的东西都卖了.但尽管这样,我们的内心还是很充实的.

当时,国家对体育非常重视,可是训练条件简陋得可以说是空白.北京没有场地,没有训练器械.但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再困难也要顶住,既然回来了,我们就一定干到底,干出成绩来.这样,中国的羽毛球事业开始慢慢起步了.可是到了1957年,刚有了进步的苗头,反右运动开始了,好不容易筹建的国家羽毛球队被解散了.我被分到福建.到了福建后,我们仍不灰心,又建立了福建队,每日刻苦训练.当时我们还制订了3年规划,要在3年内夺得世界冠军.这个规划公布后,还招来许多风言风语,有人说,连出国比赛的机会都没有,还谈什么拿世界冠军.

但贺老总对我们的羽毛球事业非常关心.他说,不管有没有比赛任务,都应首先把自己练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一旦有了机会,我们就不会慌了阵脚.我们牢记贺老总的话,认准这一目标,不断地勤学苦练.到了1983年,我们的羽毛球技术已经提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印尼在1958年第一次参加汤杯赛拿了冠军后,又于1961年、1964年连夺两届汤杯冠军,成为打遍世界无敌手的强国.这时,我们就邀请他们到中国访问比赛.我们羽毛球队的侯加昌、方海翔等队员一上场,就把那些不可一世的世界冠军们打得一塌糊涂.刚开始他们不服气,强调这样那样的理由.好,我们全依了他们,他们什么时候感觉良好了我们再奉陪,结果仍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

在这种情况下,贺老总问我,世界上羽毛球强国还有哪些?我们讲,关键是印尼,其次是丹麦,印尼我们不在话下,但丹麦我们从没有碰过,他们属于欧洲型,如果再打败了他们,我们的水平就是世界冠军的水平了.贺老总听后,就说,那我们去丹麦一趟怎么样.这样,我们国家的羽毛球队第一次有了出国访问比赛的机会.

丹麦是世界羽毛球王国,羽毛球非常普及.赫赫威名的鲍鲁斯是全英羽毛球大赛的7次冠军得主.我们刚到丹麦时,丹麦的广播就发表了评论,通过翻译一听,可把我们气坏了.他们的评论标题就是“中国人会打羽毛球吗?”当时我国驻丹麦的大使告诉我们,丹麦人特别傲气,我们一定要用真本事把他们打败,他才服你.

我们参加比赛的8名队员有5男3女.男的是侯加昌、汤仙虎、方海翔、林建生、武俊生,女的是梁小木、陈丽军、陈丽娘.比赛结果我们的队员全部战胜了对手.最精彩的是战胜鲍鲁斯的比赛.侯加昌以15:1、15:4打败的鲍鲁斯；汤仙虎打他是15:0、15:6,打得他根本无招架之力.而且我们随便哪一个运动员上场,都可以战胜他.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鲍鲁斯在这段期间正属于他技艺鼎盛的阶段.这次比赛,可以证明当时我们的水平该有多高.回国后,贺老总特别高兴.

但是不幸的是,到了1966年,一场文化大革命几乎断送了这大好的羽毛球事业.

(三)

我是一个有海外关系的归国华侨,在那个不可理喻的极“左”的时代,我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受到冲击,是被的对象.

当时我记得专案组提出几个问题要我回答.第一个问题,你们生活在国外比较富裕的家庭,为什么要回国?有什么目的?结果问得我很难回答,我们是满腔热情回来,是为了报效祖国、建设祖国回来的.可专案组的人员发问的言下之意,是让我交待回国是在搞特务活动,是在准备搞颠覆活动.我哪里想得到,这祸根出自我那架在当时非常稀少的进口的菲利浦半导体收音机上.他们以为那是发报机,弄得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