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这路/“时势”与“搏命”

在人生意义的讨论中,人们常常提到“命运”问题.我对“命运”曾经有过几种认识：在我最“革命”时,我曾认为人是可以驾驭命运的；在我最消沉时,我又认为人不能与命争,命运是“上帝”的安排.而后,经过了现实中“命运”的几次转折以后,现在,我体会到,命运是与时势相连的；而我们应该做一个“自为”的人,在任何时势下都要自强不息.我对《中国青年》杂志今年第七期上顾礼俭同志所说的“人斗不过命”的观点有不同看法,想谈谈自己在人生道路上与“命运”的一番“小小搏斗”.

我今年26岁.16岁那年,全国仍处于上山下乡运动的鼎盛时期.我和大多数青年一样狂热地追求着理想,高喊着激烈的革命口号,苦苦地哀求老师批准自己去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离家时,我没流一滴眼泪,没有一丝痛苦,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刘海英（小说《军队的女儿》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一直占据着我的脑海.

到了兵团,我拼着全力和小伙子们比着干,忘记了自己是个姑娘.麦收时节,在场上干活时,我扛起200斤的麻袋上跳板,结果把腰闪了.面对繁重的劳动,我每天仍象小云雀一样嘻笑在人们中间.我确实认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时而幻想着“火线入党”,

时而又写下几行拙劣的小诗抒发自己的情怀.但是,好景不长.在劳动中我看到：有些人偷懒耍滑,有的老职工往家里偷大豆、玉米和木材.我看到：会奉承领导的青年调到营部当员、售货员、广播员,低级一点的也把连队教员、炊事员、机务员的美缺占满.剩下我们这些“自命不凡”的人留在农工班中整年地采石、开渠、锄草、收割.我还看到了青年中的政治搏斗和生活搏斗.为了争夺权力,人们真象在战场上那样拚命角逐；为了争夺女人,男人们竟敢刀相见.残酷的生活现实把我弄得目瞪口呆.我的热情开始降温,我开始对现实不满了.我常常按捺不住内心的爱憎与喜怒,流露出对偷摸者的鄙视和对奉承者的轻蔑.就这样,我遭到了种种非议,什么“狂热”“屁事不懂”等等.我反遭到我所讥笑的人的讥笑.这些人的势力是那样强大,几乎使我陷于灭顶之灾.我彻底地消沉了.我总结了自己“遇难”的根源在于“祸从口出”.于是,我给自己下了戒言令：不说话,少说话.我不敢再随意发泄自己的不满,对领导产生不满时,我就强迫自己装聋作哑.我几乎把生活当成了一个纯技术问题来对待.

当我第一次探亲回家时,我把目睹的一切向亲朋们痛痛快快地发泄了一通.可是不但没得到同情,大家反说我“偏激”“无病”“只看社会的阴暗面”,全盘否定我付出了代价才总结出的“社会经验”.一个月的探亲检测实际成了长达30天之久的辩论会和批判会.我迷惘、调怅,怀着痛苦的心情再次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再也没有了第一次离家时的狂热,没有了理想与希望,只有消沉和失望.在火车里我哭了,从天津一直哭到山海关.车上的人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他们理解亲人间生离的痛苦,但他们不理解一个青年无路可走的痛楚.

回到连队后,我继续当农工.我也仿效着我所轻蔑的人.我既轻视别人也鄙视自己.当我顶着“大烟泡”到地号里去脱谷时,我学会了偷懒,想方设法使机器超负荷,只要机器一停转,我们就可以休息烤火了.我也和其他青年一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学会了喝酒,学会了唱“思乡小调”“离别歌”和“和尚小调”.用这些低沉的小调来排除一天的劳累,借酒来消除内心的苦闷.我佩服那些勇于与生命诀别的者,我为他们唱赞歌.虽然他们逃避生活,但他们不苟且偷生.我不甘心就此安身立命,糊糊涂涂地混一辈子,然而又不知怎样大有作为,明明白白地度过一生.

我开始考察社会,分析各种各样的人,既分析现实中的人,也分析小说中的人.我在现实中,在小说里寻找着自己.有时我认为自己非常象小说里描写的好人,有时又认为自己象小说中描写的坏人.因此,我看书的时候总是不得安宁,一会儿自我谴责,一会儿自我安慰.时间就这样打发过去了.边疆生活的第二年开始了.我对尘世仍不乐观,但我开始建立自己生活中的信念,决心与命运抗争一番.我选定了一条路一—劳动、学习,自强不息.于是,我又开始拼着命地干活,手上留下了割大豆的刀痕,腿上有着石头崩的伤疤.大豆地粘掉了雨靴的靴底,我就赤脚走在豆茬上.稻田里已结上一层薄冰,我毫不犹豫地跳进稻田去收割水稻.我的委屈和痛苦渐渐地消逝了,我的信心一天天坚定了.我自己搬进了存放箱子的房间,让家里人寄来了初中课本.我用一个大箱子当书桌,桌面上摆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我刚到北大荒时照的,满脸稚气、朝气蓬勃；一张是我一年以后照的,满面愁容、老气横秋.我就用这两张不同面貌的照片激励自己加紧学习.我在日记中写到：“虽然我年仅十七八岁,但我没有文化,已是时代的老太婆,将被社会所抛弃.”我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我是一个名不副实的六九届初中毕业生.我们是前17年与后10年的分界线,正当我们小学毕业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无奈,我们被历史性地抛落到知识阶梯的最底层.对自己的不满越强烈,我的学习劲头就越旺盛.我想,学到点东西总会有用的.社会是螺旋向上的.不管什么时候有用,哪怕只用一次,我也要学以备用,不能用时再学.开始,我偷偷地学,不敢让别人知道.我把作业寄回天津让家里人批改,然后再寄回来.以后,秘密传开了,我索性公开去请教连队里的老高中生.我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劳动、学习.有几个好朋友支持我,鼓励我.1972年7月份我被批准入团了.命运呵,第一次出现了较好的转机.但我仍不满足,我

在渴望着等

终于,我盼来了1973年推荐考试上大学的机会.连里共推荐5人,结果,我居第三名.我是理当有资格参加考试的,然而我却做了连里派系斗争的牺牲品.正直的人感到不公,卑鄙的人感到庆幸一—“我走不了,别人也别想走”.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倒是张铁生的白卷给了我某种安慰.我想,连零分都可以上大学,参加考试又有什么用呢!接着,天津中专又来招生,我被无可争议地列入推荐名单.我带着并不愉快的心情回到家乡上了中专,因为我的目标是上大学.尽管如此,新的环境毕竟使我的心情开始好转了.我致力于学习,不参与任何人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