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代英生活在一起的日子

1922年,我十七岁的时候,摆脱了封建家庭的生活,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那时,代英同志在中华大学附中当教导主任,我二哥是他的学生,他们正办互助社,常在我家开会,有时还给二哥补习功课.我的英文不好,也找代英补习,他很耐心教我,把桌上摆的一些书籍、文具、茶具等英文名称,教我学会,再教文法,然后教我会话：他用英语问一句,我也用英语答一句.我学得很有兴趣.他还常给我讲地理和历史知识,他讲战争、林则徐烧的故事,非常生动.我拿他和我们学校的老师比较,觉得他有很多长处：热情,耐心,讲得深刻,有风趣.每逢他来了,我们兄弟姐妹都欢迎他,把他当作好老师.

1923年,有一天,我无意地从二哥那里看到一本“中国青年”杂志,里面的文章谈的是：什么升学呀,选择职业呀,女子参政呀,马克思学说呀,剩余价值呀等,都是青年所关心的问题.二哥告诉我,代英就是负责编辑中的一个.我便要二哥给我订了一分“中国青年”.

“中国青年”成了我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每篇文章都看,特别注意看代英写的文章.我看了,把它秘密地压在其他同学的枕头下,挨房挨床地传阅,就这样,“中国青年”在我们学校里广泛地传开了.进步的同学都纷纷参加党的组织“读书会”,我也参加了.每天阅读“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等书籍,有了问题,就写信问“中国青年”编辑部,代英或肖楚女总是给人满意的答复.

“中国青年”,使我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共产主义理想在我思想上慢慢树立起来.1924年我便加入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简称）.这时,代英在上海、广州等地奔走革命,我们常通信,谈些革命道理,我们志同道合,书信往来已超过一般同志的情感了.

1926年秋天,北伐军占领了武汉.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在武昌省立一完小教书.

一日黄昏,代英来学校找我,原来他随着北伐军回到武汉,是武汉的军事政治学校总教官.我听他谈北伐故事,直到深夜.

学校里教职员、学生见代英回来了,都要他演讲.他讲话十分生动,有条理,富于鼓动性,会场里四、五百人,都被他的话吸住了.讲完了,听众还不满足,要他继续讲下去.他常被邀到学校演讲,不少学生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不久,我和代英结婚了.我除了当教员,还兼省妇协的秘书,常要给妇协写通讯、宣言,我不会写,代英帮助我,我写个初稿,给他看,他从观现点到文字、结构,一一指出有那些毛病,应如何修改,一篇文章要反复修改多次.记得我写“恋恋不舍的裹脚瘟”,是反对妇女裹足的,就修改了四、五次.有时心里急躁,他就鼓励我,说,文章是给大家看的,不能不慎重.

代英工作忙,深夜才回家,我们聚在一起闲谈的时间并不多,但我们却互策互励,互敬互爱,感情十分真挚.

马日事变发生了,国民党叛变了革命,准备屠杀员,局势显得很紧张.

一天下午,代英回家了,神情愤慨,对我说,国

民党已通缉他了,要走了.我问：“什么时候走?”他说：“马上就离开.”我要同他一块儿走,他说,离开武汉,不是逃避,是去组织战斗,不能带我去.又叮嘱我,好好注意掩蔽,万一被国民党捉去,不要动摇,不要怕牺牲,永远坚持到底.

代英走后,我沉思了两个钟头,觉得不能呆在家里,便脱下旗袍,换了件长衫子,带顶礼帽,把短头鬃盘在里面,扮作男装,离开了家.在江边搭上小船,顺江北上,又跋涉了几十里崎岖的小路,来到汉阳乡下一个远亲家里.

第二天,三姊赶来乡下看我,她告诉我走后发生的事.他说,一部分员被国民党屠杀了,电线杆上还挂着血淋淋的人头哩!在我离家后不到一小时,屋子里外前后都布满了敌人,他们搜查我的房间,将我和代英的相片、书,尽都收去.他们发现我的洗脸盆里的水还是温热的,以为我们藏着,硬逼代英的老父和子强弟,要把代英和我交出来,没有结果,他们便把父亲和子强弟捆绑着,带走了!

这些暴行,是多么分人愤慨!

我住在汉阳乡下亲戚家里,除亲戚外,别人都不知道我的底细.亲戚叫我“四姑娘”,从不提名道姓.与外面的联系都断了,只三姊偶尔来看看我,带些书来.

没有工作,没有同志,日子过得真闷.我时刻都怀念代英,不知他正做些什么.

1928年的春天,三姊带来了代英的信件.信上是化名,写得很简单,他在香港,叫我到香港去.

第三天,我就动身了.从汉口乘船到上海,在上海换了海轮到了香港.到香港,正是黄昏时候,我便直到代英信约定的旅馆里住下.在香港,我没个熟人,又不知代英住处,心中正自纳闷,代英却带着笑走了进来.他说,此地不是谈话处,便领我到他工作的地方去.

代英自离武汉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然后到了香港,秘密地作党的工作,我来了,便直接在他领导下做宣教干事,他教我收集整理国际国内政治材料,要注意阶级敌人内部矛盾.他告诉我,在工作室里,要注意窗户以外的事,要有高度警惕.当时香港的环境是复杂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到处横行,我们的住处,是租的老百姓的房子的二楼,在房子里,也要特别机警.

代英有时在家里开会,有时出去布置工作,夜以继日,他的脸瘦削而苍白,但精神却饱满.在他们开会时,我便在楼下放哨警卫.

有一天傍晚,同志们正在楼上开重要会议,我一人坐在楼下把门关上,时时注意着门外的动静.忽然一阵敲门声,很急,这不是自己人敲门的声音（我们敲门都有暗号的）,我急忙上楼去报信,就在我上楼的时间,楼下的房东把门打开了,大批巡捕蜂拥到楼上,他们一面搜查,一面把同志都捆起来,又拿着对着我的胸口,硬要我在同志中间,指出谁是我的“男人”；我知道他们的用意,他们是想让我说出谁来,就确定谁是主持人.其实代英这次恰巧不在家,没有参加开会.我便说,我是刚从内地来找亲戚的,不认识这些人.巡捕又百般威胁我,我只装作不知.他们见我身穿旗袍,脚穿皮底鞋,不像香港打扮,便气势汹汹的把几个志逮走了.

同志们被带走以后,我赶紧把晾在窗外的一串辣椒收了,（这是表示出了事故的信号,外面的同志就不会再来了.）自己也不能仍呆在这屋里,便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