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勋金钱没有任何吸引力

成功,凭什么我不能?

小时候,我家里特别穷,穷得时常揭不开锅.父亲是个天性乐观的庄稼人,勤勤恳恳过日子.他教给了我和哥哥一个最重要的道理：无论处于何种逆境,都必须有斗志.“斗志”,这个词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人生.小时候我的成绩很好,成绩总排在第一第二.但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读完六年级,我就没再继续读书了.但我也从未因此丧失信心.当时年纪虽小,但我总是很乐观,看得开.我告诉自己,没书读,并不意味着没前途.小学六年,我学会了很多东西—能写作文,懂一点说话技巧,还会基本的算术,用来生活,这三件技能已经很足够了.

有一天,家里的米缸里没米了,爸爸领着我到隔壁的婆婆家借钱写米.只是两块钱,但婆婆却很为难.她把兜里所有的钱全翻出来,也没找到两块钱.最后,她看见我手里提着米袋,知道我们在等米下锅,就把家里所剩不多的米借给了我们.

这是我生活里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场景,但却让我永世难忘.那一刻,我对自己说,我不能再让家里继续这么穷下去.十六岁那年,我下乡了.耕了三年田,也没赚到钱.处在那种大环境下,很多人都感到绝望,但我没有—在这儿挣不到钱,我就到香港去,大家说那里遍地是黄金.但真的到了香港,我才知道,遍地黄金原来只存在于大家的想象中.黄金当然有,但都不是我的.

那时,我住在一个四十平的小屋子里,里头密密麻麻地塞了十六个人.这是我第一次后悔到香港来.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就被我对成功的渴望压倒了.那个年代里,我所能知道的最厉害的角色,是船王包玉刚、董浩云.李嘉诚、霍英东,在那时都还没成为大人物呢.在当时的年轻人眼里,包玉刚、董浩云就是偶像,是大家都想要成为的那种成功人士.他们给了我莫大的希望.我只有一个念头：他们能成功,凭什么我不能?

我不是个想得很多的人.到了香港,更是把心一横,拼了命地挣钱.每天只要有活干,我就特别开心.刚开始在香港打拼的时候,我只是个熨烫工人,最多的时候,一天去了三间工厂干活,几天不睡觉也特别精神.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水推舟,从制衣厂做到企业,从贴牌的服装公司做到自己的服装品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会有自己做不到的事.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把慈善当成企业做

旭日集团的目标是做百年企业—百年企业,就是到了你儿子的儿子那一辈,还在用我儿子的儿子生产的东西.在外界看来,真维斯一直是一个很低调的公司.不做高调宣传,也没有什么大动作.我们追求的是企业的可持续性生存,还是赚钱?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我当然希望得到双赢的结果.但我明白,一个百年企业,需要的是稳定增长,而不是最大利润.比起高调做宣传,我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和企业慢慢的一同成长.

清华的真维斯楼让我们集团又火了一把.以这种形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完全在我们的意料之外.知道这件事情,是公司的人来向我汇报.当时我就指示,无论是公司里的谁,都不能出面对这个事情做出回应,回应只会越描越黑.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才出面回应.他们问我,我就给他们讲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贡出国游历,见到一个鲁国奴隶就出钱将他赎了回来,回鲁国后却不愿接受官府的奖赏；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对方为表感谢送给他一头牛,子路收下了.但没收奖赏的子贡挨了孔子的批评,收了谢礼的子路却被孔子表扬.孔子认为,子贡不接受奖赏,就不能宣扬自己的善行,别人也不会受到鼓励去做好事；而子路的行为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善行,推动更多的人去做善事.真维斯楼这件事里,我们就是充当了子路的角色.

实际上,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做慈善.助学基金、地震赈灾、西部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我们这些年做了不少.中华慈善奖颁给我们,今年已经是第四次.这是因为我们钱捐得多吗?当然不是,比我们捐钱多的企业多得是.在我看来,之所以给我们这个奖,是因为我们把慈善当成是企业在做.我们有一整套企业化的运作,来经营慈善事业.

先是做助学基金,让孩子有钱读书；接着建造小学,让穷困地区的孩子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然后是大学助学金,让孩子能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再接下来是改善办学环境,提高师资素质等做慈善,我们追求做长期性的慈善.20年来,真维斯在全国共捐建希望小学37所；先后斥资2,700万元和600万元,设立“真维斯大学生助学基金”和“真维斯希望教师基金”,为教育事业出一份力；捐资1000万开展“中国大学生创业就业真维斯实践基地”项目等

做一天好事不难,做一年好事也不难,难的是一生都要把好事做到底.这也许是爸爸对我的影响.小时候,虽然家里穷,但爸爸很喜欢.我和哥哥刚到香港时,赚来的钱一寄回家,就被爸爸派给了比我们家更穷的邻居们.爸爸教会我,善事随时可以为之,千万不要等到自己有钱的那一刻.

每次听别人说用行善回馈社会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我就觉得别扭.“社会责任”这个词好像要跟在“企业”后才合理—听起来感觉必须要等到事业做得特别大,才可以谈及去帮助他人.但在我看来,做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不让社会多一个负担,已经是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所以,即便你不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也一样能去帮助别人.而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说,创业初期应该要经营好自身,创造能够维持发展的经济效益,到企业壮大后,就必须要尽力回馈大众,创造社会效益.这就是我时常挂在嘴边的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金钱没有任何吸引力

我信佛,佛家讲究凡事皆要“定”.打坐要定,做事要定,生活也要定.20年的修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被问题牵着走.成功没有捷径—你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勤奋专注,有耐心,有定力.以前我有“勇”,现在我是“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规划企业的下一步,乃至如何规划自己的一生.看透了,也就想明白了.

在许多人对“杨勋”的设想里,或许会有高尔夫、红酒、旅行等大家对企业家的想象都是基于物质基础上的.但实际上,我的生活过得非常规律,也非常简单.平时,我除了工作便是修佛；到了周末,我就到每个口岸去巡店.一到店里,我就管他们要近一段时间的销售表.我喜欢拿数据说话.大多数时候,店员都不怎么怕我,因为他们喜欢听我“讲课”,我会告诉他们,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店里的销售量爬上去.当然,看到店里销售的数字不好,我也会对他们提出严厉批评.

可以说,我确实没有所谓的休闲娱乐活动.在我的字典里,“休息”与“工作”二字可以直接划上等号.放松、休息是为了给自己的工作舒缓压力,但如果自己本身就可以调节工作的压力,那我为什么需要放下工作去放松?有人说我现在的状态像个苦行僧—把没完没了的工作,当成一场修行.很显然,我活着,并不是为了享受.

那是为了什么呢?我也曾经特别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那些诸如“实现人生价值”之类的话,但是我不会这么说.此时此刻的我依然工作,是在替我的下一世辛苦.佛教有轮回一说.为了下辈子不再过苦日子,我必须像一个苦行僧一样,用全部的热情和精力,过好这一辈子.

你相信“因果”吗?我相信.所以我时刻提醒自己,今天的努力,就是明天的成果.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伸手接住时间给予你的赏赐.我从来不曾为自己设定所谓的人生目标—我只是不断往前走.我也从来不曾规定自己一定要往前走几步,但我必须要进步,哪怕只是一步.

金钱?它当然很重要,但对现在的我而言,它没有任何吸引力.在我眼里,金钱只是一种实现交易的工具.听起来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但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金钱真的能写到开心吗?

【记者手记】

工作日程表里的人

真维斯中国总部,有一个堪称气势磅礴的佛堂,看得出来杨勋作为佛教徒的虔诚.据说,公司里有许多信佛的员工,时常在这里做功课,而杨勋就和他们一起认真修行.佛堂里还有一樽几米高的金佛,让你纳闷究竟是如何请进来的,一问才知道,原是在这栋大楼初建时,就已经规划好了佛堂的位置,大楼还未建好,金佛已经在里边完工了.杨勋信佛,任何他身边的人,都知道他坚持每天早上花2个小时的时间做功课,还知道他吃了整整20年的素,和真维斯品牌入驻中国的时间一样.

然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杨勋的佛堂,而是他办公桌上那张每月一换的工作日程表.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确实很难想象,眼前这位企业老总,居然把工作安排得如此满当.

我扫了一眼那张日程表,便倒抽了一口冷气.工作表是按着日历走的,那三十多个格子,被每一天工作安排的黑字挤得满满的.里边写得大多都是“开会”、“巡店”、“出差”之类的字眼.我甚至没有在那张表里看到任何空白的格子——也就是说,杨勋根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

工作,是杨勋一直以来生活的主旋律.接受采访前的十分钟,他刚刚和同事们开完每月的例行会议.会议室里,每个工作人员都精神抖擞,而他坐在会议桌最当中的位置,气定神闲地听着同事们的工作汇报,就像个王者.中午十二点.他结束了两个小时的会议,从会议室大步流星地走出来,脸上带着威严却慈祥的笑容.

杨勋的样子跟我想象中差不多.信佛的人总是慈眉善目,但杨勋显然多了一种王者的风范.他说话语速不快,但语气果断肯定.无论你抛出什么问题,他总能对答如流,几乎不用思索.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过去.家里的贫困,对金钱的渴望,刚到香港打工的艰辛,在他嘴里说出来,已经没有了多少悲凉的色彩,倒是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自己旁观着,适时还送上些安慰的话.他和我聊了很多：小时候、家庭、企业、品牌、慈善、信仰、生活等仿佛天底下没有他搞不定的问题,用他的话说,“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时间确实成为了他的贵人.日复一日的勤恳,换来的是事业上的成功.本该享清福的日子,却在他那张工作日程表里被继续消耗.家人难道不抱怨吗?他对我的疑惑不以为然,回答间的笃定让人觉得仿佛工作才理应是一个人全部的生活重心.“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都和我一样,是工作狂.”至于和自己感情深厚的哥哥杨钊,“我们俩现在忙得只能通过彼此的秘书来传话”.

我问他,这么一路忙下去,不觉得累吗?他摇摇头,说这种状态,是自己乐意过的.用佛教徒的眼光看,就是“把这一辈子的苦难都受了,下辈子才能过得更轻松”.

关于“退休”这件事,杨勋说,自己一刻也没有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