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原创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咨询法、调查访谈法、定性分析法,研究了当代中国大学体育实践的发展动向和基本理论研究的现状,认为当代中国大学体育实践表现出如下四个新的主要动向：1）“健康第一”、“终身体育”思想统领下的大学体育课程呈现“多目标、多思想、多内容、多形式、多变化”的特征；2）大学竞技体育在新的起点上重新担负起了为国家培养体育优秀人才的任务；3）体育学科被纳入大学学科建设轨道,成为中国体育学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4）大学社区体育成为推行全民健身计划进程中的重要阵地.同时认为,当代大学体育实践已经整体超越传统大学体育理论视阈,其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视角从“狭义”到“广义”转移初现端倪,急需进一步研究,以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
关 键 词：大学体育；大学体育基本理论问题；大学体育课程；大学竞技体育；大学体育学科；大学社区体育
中图分类号：G8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5-0650-0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就处在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或社会转型）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对许多事物或现象的传统思想观念和理论认识,都受到欣欣向荣的改革现实的强烈冲击,使我们不得不转移视角去重新审视和确认这些事物和现象,大学体育就是其中的一例.
在过去十多年中,我国大学体育已做了许多改革,试图努力使自己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新时期对我国大学体育提出的问题,不是在原有办学模式的框架中修修补补所能解决的,我国大学体育正面临着一次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巨大转折,如何正确地把握改革方向,已经成为当代我国大学体育不容回避的问题,其中理论创新更是迫在眉睫.
为了给理论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本研究通过阅读大量文献材料和咨询有关专家,以及累计2个月余的（2007年1月-4月间）对北京、湖南两省（市）74所本科以上普通高校体育的实地调查和54位体育部主要负责人的访谈,对当代中国大学体育实践的发展动向和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现状作了比较深入的定性分析.
1当代中国普通高校体育实践的新动向
1.1“健康第一”、“终身体育”思想统领下的大学体育课程呈现“多目标、多思想、多内容、多形式、多变化”的特征1999年,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里明确指出：“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养成坚持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有学者据此分析认为：“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任,学校体育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是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是学校体育目的之所在.”［1］“高校体育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一则属于国家意志,二则它满足人与社会发展的需要.”［2］
作为政府主导的“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和得到学界认同的“终身体育”指导思想成为两种新时期高校体育发展的主流思想,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它体现了学校体育(高校体育)正逐渐由国家需要的社会本位向个人需要的个人本位的方向转变,表明了学校体育向自己本质的回归,体现了对人的关怀.”［2］这两种指导思想各有所长,相互补充,对大学体育改革实践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这里的大学体育主要指的是面向普通学生的体育教育,这种教育又集中体现在大学体育课程上.
实践中,大学体育课程也相应发生很大的变化,如：1)减少体育课程中的必修内容,增加学生喜爱的选修内容.南京理工大学从1997年起取消必修基础课,开设有20多个运动项目供学生选修,北京大学开设了30多门,清华大学则开设近60门体育选修课；2)延长学习年限,如清华将体育课由2年延长至3～4年,更多的学校选择在个求学阶段（包括研究生阶段）开设选修课,规定学分,让学生自主选项上课；3)加强体育理论课程的开设,北京大学从2002年起开设了面向全校学生的“奥林匹克文化”同选课和“棋类项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选修课,体育课中安排“体育健康”理论讲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增设人体工程课等；4)与休闲社会相适应,高校体育课程娱乐化、生活化成为一种趋势.武汉理工大学开设了航海健身与生存课,清华大学开设高年级与研究生的“轻体育课程”,北京大学等学校开设了素质拓展课、攀岩课和户外生存课,登山、保龄球和高尔夫等过去不敢企及的课程项目在不少高校已经出现；5)体育俱乐部式教学,即选项课教学成为一种流行的组织形式.如包括清华、北京等大学实施“完全开放式教学改革”,让学生网上选择体育课程和任课教师；.深圳大学体育俱乐部教学课以一、二年级学生为主要对象,开设竞技类(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等)、保健类(保健体育、心理健康、智益功等)、娱乐类(桥牌、台球、保龄球等)共23个运动项目的俱乐部,学生凭兴趣爱好选择项目；大连理工大学开设了7个俱乐部,19个体育项目；6)加强课外体育活动管理,如北京航空大学、北京大学都对学生课外体育活动有明确的学分规定,北京林业大学采用了“打卡制”,清华大学则采用贯穿全年的“马约翰杯”课外体育活动竞赛制度［3］.
虽然最终“什么是大学体育教育的指导思想?”还在争论与思考之中,改革还在继续,但是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结合已经逐渐深入人心.相对于传统的“体质”或“技能”教育思想下,内容与形式均较为单一且统一的大学体育课程而言,新时期大学体育课程正呈现出“多目标、多思想、多内容、多形式、多变化”的特征.
1.2大学体育在新的起点上重新担负起了为国家培养体育优秀人才的任务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历史与大学有着深厚的渊源.中国20世纪50到60年代早期的实践己经证明了高等院校是培养优秀运动员的一个重要基地,如浙江大学姚天白回忆：“50到60年代初,全国各地中学生中较优秀的体育尖子大批考入浙大,当时我校各项体育运动水平都是相当高的.女子自由体操达到运动健将标准,男篮、男排、足球和田径等某些单项同省队的水平相差无几.男排与来访的印尼国家排球队比赛,打满五局才分出胜负.从全国看,破旧中国纪录创新中国纪录的选手中,来自高等院校的占90%以上,当时还未建立专业队,那时的运动员才真正是业余性质的,水平都很高.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后,国家和省市相继成立专业运动队,建立起“训练”体制.训练水平与专业队的差距拉大,合适生源的匮乏等原因,使高校体育逐渐与高水平的竞技体育脱离,不再担任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任务.
我国普通高校比较大规模地重新开展高水平竞技体育活动可以追溯到1985年底到1986年初原国家教委和国家体委在山东掖县召开的全国学生业余体育训练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确定了1986年底下发的《关于开展课余体育训练,提高学校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框架,1987年国家教委下发《关于部分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正式开始通过一定的特殊政策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当年有51所普通高校成为教育部审批的试办高校.至2006年初,全国235所高校被教育部确认为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学校,占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数的33.2%,层次结构与地区分布日渐丰富与平衡.
大学重新举办高水平运动队不仅从规模上有了较大的发展,成绩也令人瞩目,比如北航男排打进职业联赛（2004年）,北理工男足冲进“中甲”（2006年）,“大超”赛队员谢立彬入选国家男子篮球队（2006年）,都给人以奇迹般的惊喜,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尽管目前高水平运动队经过近20年的尝试,还存在很多问题,但理念上“体教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体育优秀人才”,尤其是“学生运动员”已经逐步得到认同,从发展规模和取得成绩以及发展趋势上看,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大学体育又重新在新的起点上开始担负起了为国家培养“体育优秀人才”的任务.
1.3体育学科被纳入大学学科建设轨道,成为中国体育学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学科作为一个概念,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运用得相当普遍,但学科这个词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不同的研究视角,就会有不同的学科定义和标准,因此对学科含义的理解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不同国家、不同学者都有各自的解释.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化,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扩大,一些普通高校,把体育学科纳入学校学科建设整体规划中,或客观或主动地参与到包括体育教育学在内的大体育学科建设的进程之中,“大学体育学科建设”可以用“体育学科在大学中的建设”来帮助理解.
据了解,1986年大连理工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体育科研所,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人文奥运研究中心,2002年4月北京联合大学设立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体育法研究中心,2002年10月北京大学成立妇女体育研究中心和健康中心；2003年9月财经大学体育经济专业、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经济和体育新闻专业开始招生,2001年清华大学,2002年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等综合性大学申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获得成功,湖南农业大学、湖南林业科技大学都在近两年相继设置社会体育专业,此外还有一批师范院校由于学校升格、合并、转型（“去师范化”）而拥有了体育专业等.
单以清华大学为例,1996年成立“清华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研究中心”,1998年申请到‘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学位点,2003年又申请到‘运动人体科学’和‘体育人文社会学’2个硕士学位点和1个‘体育教育训练学’博士学位点.清华大学还是目前国内唯一申请到体育博士点的普通高校.除本学位点,还与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人文学院等联合招收并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九五”期间,清华大学体育部还申请到国家体育总局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清华大学的“运动人体科学重点实验室”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体育科研平台.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在体育学科专业设置,体育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以及更宽领域更高水平的体育科学研究等方面,传统意义上的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的职能划分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非体育类和师范类的大学设置体育专业,参与高层次体育专业人才培养和高水平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它们已经成为体育学科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这支力量还在不断壮大发展之中.面对近十年来,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学科发展变化的新格局,我们有理由认为,高层次体育专业人才培养和体育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包括综合性大学在内的作为整体的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学科发展的现实对大学体育理论的发展及提供了实践的基础,也显现了客观的需要.”［4］
1.4大学社区体育将成为全民健身计划进程中的有力推进器1995年,国家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战略被确立,在推进全民健身计划的进程中,大学由于其在人才、信息、知识、场馆设施方面的优势,或客观或主动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其作用的途径主要体现在以大学为中心、辐射周边的社区体育活动上.
大学社区体育的特点有三：自主、在学校范围内、学校监控.从对象上分,大学社区体育主要包含学校教职工、学校周边居民在校内的体育活动,以及大学生在体育课程之外,在学校范围内的余暇体育,后者由于近年来研究生比例的增多,大学生成分的日益复杂,后勤社会化等原因而受到重视.
教职工体育向来是大学体育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以清华大学为例,“大学体育是学生体育与教工体育的总和.我们一定要积极开展体育活动,促使全校师生员工更多、更自觉地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实现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奋斗目标.”［5］清华大学教职工体育运动以校工会、体育部等为主要组织实施部门,在工作中全面贯彻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全校教职工体育活动蓬勃开展,活动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据调查,校工会积极实施“121工程",即：参加1项适合自身的常年锻炼活动,每年参加学校或院系组织的两次户外健身活动,每年参加1项学校组织的大型比赛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全校有近2万人次的教职工参加校工会组织的各种体育活动,教职工和离退休人员体育协会、俱乐部16个,其中太极拳、木兰拳、网球等协会各自都有几百名会员,每年有固定的比赛活动,教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体育协会、俱乐部通常都有专门的指导人员.
大学体育向周边居民辐射,主要体现在场馆设施逐渐向居民开放,以场地设施开放为契机和主要形式,完成大学体育对社区体育的科技怎么写作、人才怎么写作、场馆怎么写作、宣传怎么写作等作用,为推进全民健身做贡献.我们可以从目前在大学随处可见的周边居民的体育活动,感受到这一越来越热的趋势.
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也决定从2006年8月开始,在全国开展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试点工作,进而积极、稳步、有效地促进全国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2006年8月6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试点区工作会议,命名湖北省武汉市,北京市东城区、海淀区,天津市河西区、红桥区,上海市长宁区、杨浦区,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荔湾区,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青羊区12个区、市为第一批“全国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试点区".试点学校要确保公休日、节检测日和寒暑检测全天向社会开放.有条件的学校,保证每天早晚开放,供居民进行晨晚练活动,时间不少于2h.［6］
可以预见,大学社区体育由于其资源、人才、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将迎来又一个,将积极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的进程.
从以上对近年来大学体育实践发展的简单概括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学体育实践在整体上已经突破传统学校体育所划定的“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国民体育的基础”的基本角色定位和由此展开的理论视阈,工作对象已经从学生扩大到教职工、甚至社区群众,工作范围已经从校内怎么写作延展至校外怎么写作,工作领域已经从体育教育拓展至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发挥的作用已经从基础怎么写作上升为现实怎么写作等,大学体育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功能和在实践中正在逐步进行的各种改革和发展,已经整体超越传统的、被称为“公共体育”的大学体育基本模式和基本框架.
2从狭义到广义,大学体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视角转移初现端倪
近年来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模式的基本框架有严重缺陷,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持,探讨其构成要素的优化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即在整体框架不合理的情况下,不可能做到局部求优.有些局部的东西原来看来微不足道,在思考当时的主流发展以及主体框架等问题的时候,可以暂时予以忽略,但当这些事物顺应时代的发展,隐隐然渐成燎原之势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他们已经超越了原定的基本框架,所谓的“路径依赖”是决不能成为新事物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的,我们只有突破旧的思维框架,大胆的自我审视,才有可能为新事物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空间.
反观同时期对大学体育的理论研究,对具体的教学方法,到课程改革、高水平运动队、体育学科建设、群体活动、组织管理等局部问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广泛的研究,对实践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而以大学体育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宏观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如基本概念、性质、地位、功能、意义、目标、发展趋势等,由于采取的视角不同,对实践的指导性则显得差强人意.在这些研究中,把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或视为传统的课外训练的发展、或干脆排除在以学校体育教育为主体的学校体育理论之外；把体育学科建设简单地视为传统意义上的体育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大学社区体育发展的研究中或者把教职工体育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大多数如此）,或者还把它仅视为学生体育与社会体育结合（或与社区体育融合）,或者视为大学体育增加自身造血功能进行的商业经营等等,还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能把大学体育目前的实践整体上统一起来.理论上的不足,造成在具体的各项工作实践中对大学体育这些新现象的理解上出现混乱,特别是其产生的后果与大学体育的行为主体―大学组织的基本理念、传统形象逐渐疏远甚至背离.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传统认识,大都习惯性地把大学体育定位于学校体育的一个部分,大学教育的组成部分,还是从学校教育视角看待大学体育,没有从（或结合）大学组织的特殊性来整体认识大学体育,造成很多工作上的盲区；或者是意识到大学体育具有不同于传统学校体育的特殊性,但在研究中又跳不出传统的、仅仅是体育为大学怎么写作的“一元性”思维模式,在认识高度上跳不出传统体育课程、体育教育的视阈,在对待诸如高水平运动队、体育学科、大学社区体育等属于大学组织层面的工作上不能采取合适的视角加以理论诠释.这样的后果,势必造成这些活动价值取向上的不稳定,并且在实践中很容易导致由于各种局部利益的影响,扭曲、异化这些更高层面上的、有更深刻含义的大学组织体育行为的原始初衷.
“研究大学体育问题不能孤立地从教学的角度进行,而应该把它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去分析,才能得出较为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但实际上我们的认识尚未摆脱教学、群体的藩篱,实践中常常有意无意地以体育教学、群体活动替代大学体育.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不断超越对大学体育自身理解的局限,但是,总体上仍然没有形成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大学体育观.”［7］
“大学体育属于学校体育的范畴,这是基于集合概念对大学体育的认识.然而大学体育虽然属于学校体育的范畴.但绝不等同于学校体育.大学体育较之中学体育,乃至小学体育虽然有许多联系和相似,但一定是有区别的.”
90年代以来,一批学者看到了上述问题,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如陈希的《变革时期我国大学体育的组织与管理》［８］、曹振康的《面向21世纪普通高校体育运作模式探讨―兼谈四位一体运作模式构想》［９］、诸葛伟民的《研究型大学与大学体育的走向》［１０］,还有曲宗湖［１１］、杨文轩［１２］、仇军［７］、董进霞［３］、钟秉枢［１３］等先生都在相关研究中,提出了许多超越传统的认识,他们的研究紧跟时代,说服力强,给人以新的启迪.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把大学体育纳入到大学这一具有特定社会职能的组织所承担的全部社会职能视角内进行全盘考虑,典型的论述如：“我国传统的大学体育是一元性的.它属于大学的内部行为,只是被视为大学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只探讨体育能为大学教育做什么.很显然,这种大学体育只怎么写作于大学的一个社会职能,即培养学生.而根据二元性大学体育观,大学体育不仅是大学教育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国家、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换言之,二元性大学体育观不仅要研究体育(大学体育)能为大学(大学教育)做什么,而且要研究大学(大学体育)能为体育(国家、社会体育)做什么.很显然,这种大学体育‘打开’了大学的‘围墙’,使大学的3个职能,即培养学生、发展科学、怎么写作社会在体育方面都得到充分的体现.赋予大学体育二元性质是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是大学体育实践向前发展的客观要求.它将使得大学体育能够更自觉、更充分地满足新时期的社会需求,符合大学体育发展的历史潮流.”［8］
如果把传统视角下的大学体育基本理论称为狭义大学体育观的话,那么,采取“二元性”视角的大学体育基本理论,不妨暂时称之为广义大学体育观.这种新视角下的大学体育观,目前还只是初现端倪,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和系统,而正是这种宏观理论方面的或缺,给高校体育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困难,使其缺乏理论方面的系统指导,造成在具体实践中很多方面带有盲目性.
“在中国,大学体育的历史虽然和大学诞生的年代一样久远,然而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大学体育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科学性未充分体现.因此,构建大学体育发展的理论体系是21世纪大学体育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７］
3结语
当代中国大学体育实践在整体上已经超越传统大学体育教育的单一视阈,关于其整体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需要适时转移视角进行总结与探讨.纵观已有的大学体育理论研究,不仅很少发现系统的关于大学体育整体的基本理论研究文献,作为母体的“学校体育学”理论体系中也缺乏有关大学体育整体的、专门性系统论述,单个的大学体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大多或因滞后实践、或因视角局限而难以起到比较系统的实践指导作用,中国大学体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视角转移才初见端倪,即便如此,“在大学组织层面,结合体育与教育,采用现代大学职能全景视角”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在宏观指导实践方面正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
可以预见,随着高等教育与体育事业的发展,大学体育理论将会因大学体育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在大学体育发展日新月异、时代转型之际适时进行有别于传统视角的系统重构,也会因此而改变大学体育理论长期混杂于以中小学体育理论为主的“学校体育学”中的局面,逐步分化、独立出来.
（本研究在咨询与访谈过程中得到许多专家、学者,教师的帮助,谨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