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医学源流述要

【中图分类号】R28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83(2010)06-0152-02

【摘 要】医学是伴随着人类漫长的生活、生产实践活动而逐步产生并发展的.中国古代医学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时期,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战国、两汉时期,此后,顺源而下,不断发展和壮大.在继承发展的洪流中,既有冲破束缚的开拓创新,有时也难以避免地有停滞徘徊的局面,但至今仍焕发出勃勃生机.

【关 键 词】中国医学史,起源,发展

1起源

中医学的起源,首先与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之“三皇”有关.他们所处的时代,距今约1万年至5000年,是原始蒙昧向文明肇端的转型期,中华古文明的诸多源头发乎于此,而中医学之滥觞亦可追溯于此.

传说八卦出于伏羲的创制.由此生发出来的八卦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蔚为一片神秘哲学的原野,而作为八卦学说基点的阴阳学说,则居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核心地位.神农曾遍尝诸多植物,进而发现了治病之药,并教人治病.“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1],活画出医药启蒙时代原始先民们艰辛求索的曲折历程.在文明起源的传说中,神农更大的功绩是创制了农具,教民农业生产,使中国原始时代由伏羲时的采集渔猎进步到了农业,而药物知识的积累与应用也是与种植农业的进步息息相关的.

传说中的黄帝被奉为中国黄河流域各族的共同祖先,而他与中医学的关系尤为特殊.黄帝对医药颇感兴趣,在他的周围,汇集了一批精通医药的臣僚,古代史书中仅有名姓记载的就有七、八人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岐伯,相传他是黄帝的侍医,被尊称为天师,黄帝经常向他请教医药方面的问题,现存《》中就记载有他们相互问答的内容.因此,在传说中,黄帝、岐伯被确定为医学始祖,后世亦往往以“岐黄之术”或“岐黄”二字来代称中医学.

不难发现,“三皇”与医药的传说有一个共同点,即把医药学的产生都归之于某一先知先觉,这也是中外医学史上一度流行过的“医源于圣人”之说.当然,这与事实并不相符.显而易见的是,医药产生的整个历程不可能仅在某一人的手里来完成,也不可能是在某一短暂的时间点上即告完全实现的事.其实,“三皇”或者其他与医药起源有关的传说人物,多半只是代表他们所处的时代,在此基础上,“医源于圣人”之说,只是反映了在医药产生过程中,人们对某些有着较为突出贡献的时代骄子所寄托的崇敬与缅怀.

医学起源的另一种说法是“医源于动物本能”.无可置疑,某些动物身上确实存在着一些与生俱来的自救行为,这可以说是人类医药活动产生的基础之一.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动物自救与人类医学的本质区别.人之所以能从动物圈子中走出来,自立于天地问,本质上在于他具备了主动创造的意识与能力,没有这种意识与能力,动物自救行为永远也不会上升到医学的范畴.即使动物的自救行为,也是它们在生活中对自然条件逐渐适应的结果,也需要随着它们自身的进化不断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医学是伴随着人类漫长的生活、生产实践活动而逐步产生并发展的.

从原始社会晚期到奴隶社会,人们逐渐积累了较多的医药卫生知识.这时,原始宗教对医药活动的影响日益增大,这集中表现在巫对医药活动的控制上.巫最初是一些能干的智巧之人,后来逐渐演化为沟通人与鬼神的相似度检测者.在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殷商时代,鬼神崇拜观念达到了鼎盛,巫术也大行其道,医药活动几乎全为巫所垄断,以至后来还出现过“医源于巫”这种颠倒事物发展时序的说法.不过,这其中有一班偏好治病的巫,亦即巫医,实际上是最早的职业医生,他们以占卜诊病,进而以祭祀、祈祷、巫祝之术加以治疗疾病,这在甲骨文中有着充分的反映.然而,由于实际效果的感召,一些巫医也采用药物治病,“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五味以备百草”[2],《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就记载了10位如此热衷于采集药物的巫医的名字.

2历史转折

医学当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到了奴隶社会晚期,医学开始摆脱巫术的影响,医、巫逐渐分业,医学具有了独立发展的趋势.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周代前中期,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小.这时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医生,著名的如医缓、医和等.后者已把疾病的原因从唯神论手中解放出来而移交自然现象的本体论手中,认识到气候异常、不节等会导致疾病的产生,成为中医学病因学说的萌芽.酒的发明和汤剂的诞生则是药物运用手段上极为重要的进步.这时的皇宫中已设立了比较完备的医事制度,医药行政官员与专业技术人员的人数各有定员,前者负责医药政令与疗效考核,后者则分别归属于内科、外科、营养科等,分科治疗病人,并建立了初步的病案记录、存档制度.

中国古代医学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时期,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战国、两汉时期.在这800年间,以往漫长岁月里所积累的经验得到了第一次理性而系统的总结,由此构建的基础理论体系框架,又成为其后两千年里中医学发展的瑰然基石.

最能代表这一时期医学发展水平的无疑是医学经典巨著《》,本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上古医家集体智慧与心血的结晶.全书可分为《灵枢》和《素问》两部分,共约14万字.《》成功地将“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中国古代早期哲学观念引入了医学,它对疾病的认识和所采取的对策,对治疗和预防的关系的见解,在当时可谓独具慧眼,这些都体现在它对人体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药理、预防及养生等方面博大精深的论述之中.两千多年前如此系统而深入的医学基础理论体系,当称得上是独步天下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它一直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渊薮.

中国医学史上所谓的“四大经典”,全都产生于这一时期.除了《》外,还有《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后者由《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组成).《神农本草经》亦非一人一时之著作,其书名与《》一样,也是尊古托名之风的反映.本书是中药知识的首次系统总结,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著作,它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后世临床医学的进步.《伤寒杂病论》则是一部集中总结临床经验的专著,书中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成为后世临床诊治的圭臬,至今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书中的处方也被称为“众方之祖”.本书作者张机(字仲景)因在此书中所取得的成就而被后世医家推奉为“医圣”,成为中医学中影响最大的临床医学家.

这一时期出现的著名医家还有扁鹊、华佗等人.扁鹊周行列国流动行医,是一位精于诊治的全科医生.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早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期,他就鲜明地打出了“信巫不信医不治”的科学旗帜,与巫术作了艰难的抗争.《难经》则是托名于他的医学著作.华佗以精湛的外科手术及其神秘的麻醉方药“麻沸散”而闻名,他还是中国传统养生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

此后,中国古代医学顺源而下,不断发展和壮大.在继承发展的洪流中,既有冲破束缚的开拓创新,有时也难以避免地有停滞徘徊的局面.

3全面发展

其中,系统整理、全面发展是其主线.例如公元6世纪至公元10世纪的隋唐时期,呈现出医学理论、药物学、方剂学、医学教育及临床各科的全面发展,涌现出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不少著名医学家.孙氏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书,对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都作了全面论述,巢元方等的《诸病源候论》是我

国最早的病因症候学专著,对内科诸病和传染病有很多精辟的论述,王焘的《外台秘要》,是汇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的力作,《新修本草》则是世界上最早的由政府颁布的药物著作,太医署也是历史上最早由政府开办的颇具规模的医药院校,这些对后世医学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又如宋代,由于国家对医药事业的重视,医学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宋政府创立了校正医书局,集中著名学者和医家,对宋以前的医学经典及基础理论、临床、诊断、针灸、方书等各类重要医籍进行收集、整理、考证、校勘并刊行,为中医文献的整理、保存和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政府还组织专人编撰刊行了《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大型方书.宋代的药物学成绩斐然,本草著作除政府组织编撰刊行的《开宝本草》、《本草图经》等外,民间医家唐慎微的《证类本革》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流行了500余年.政府建立的药局,则对推广和发展中成药起了极大的作用.

及于明、清,中国传统医学更向纵深发展.临床各科的细密探析,对《内经》和仲景学说的深入研究,医学全书、类书、丛书、入门书的编撰等等,均取得了丰富成果,并且产生了众多有代表性的医学著作.

同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国内各民族医学间的交流与中外医学的交流,从来都是促进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

4革新与因循

在中国古代医学不断生发和壮大的历程中,更令人注目的是其自身闪现出的开辟新径、鼎力革新的一面.惟其如此,一门科学才能保持其生命之树长青不衰.公元12世纪至14世纪的著名医学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人,受重实际、主务实的哲学思潮的影响,面对疾病谱的某些改变,为了提高疗效,打破了因循守旧、一味崇古的束缚,开展积极的学术争辩.刘完素的火热论、张从正的攻邪论、李杲的脾胃论、朱震亨的相火论等,均属独具灼见,后人称之为金元四大家.他们先后在学术理论与临床实际中独树一帜,极大地推动了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此外,他们的学说还予后世以深远的影响.如刘完素在病因、病机、症状等方面偏重于火热立论,倡导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从寒医,在伤寒治疗上以用寒药为主,突破了以往外感热病初起时一概用辛温解表和先表后里的习惯治法,成为后世温病学说的开端,而刘氏可谓温病学派的奠基人.其后复经明、清一些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著名医家如吴有性、叶桂、薛雪、吴塘、王士雄等的发展、完善,使温病在理、法、方、药上自成体系,形成了与伤寒学说相羽翼而又有相对独立性的新学科――温病学说,从医学理论到临床实际都对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又如学宗李杲的王好古、罗天益、薛己、赵献可、张介宾、李中梓、张璐等人,学宗朱震亨的戴思恭、王履、汪机、王纶、虞抟等人,均为中国医学史上有名的重要医家,他们的医药实践与学术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

中国古代医学史上另一具有革新精神的巨子是公元16世纪时的明代杰出医药学家李时珍.他历经27年搜罗群书与亲历考察所撰写的巨著《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我国的药物学,系统记述了1800余种药物分类法,纠正了一些反科学的见解和以往本草书中的某些错误,并在医学的诸多领域以及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化学、农学、天文学、气象学等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中都留下了富有科学价值的重要资料,从而享有很高的世界性声誉.

当然,科学史上的多数情况表明,革新之花往往需要冲破某种因循守成、停滞不前甚至严重压抑的桎梏才得以绽开.有清一代,由于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的禁锢和封建礼教的压抑,使医学发展不时处于停滞不前的局面.思想文化的禁锢,造成医学因循守旧,满足于取类比象、思辩推理的方法,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实际,而封建礼教的压力,甚至迫使清廷在1822年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3]为由,下令在太医院中永远停止针灸一科.然而,也正是在此期间,注重实践、富于创新精神的医学家王清任,力图纠正前人在人体解剖中的错误,怀着极大的勇气冲破重重束缚,多次亲往墓地及刑场观察和研究人体结构,历经40余年终于写出《医林改错》一书,为长期弥漫在中国解剖学和实验医学的沉闷氛围透进一丝新鲜空气,其医学革新精神及益气逐瘀活血的学术成就在我国医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从医、巫分业的时代算起,中医学已走过了3000年的发展历程,至今仍焕发出勃勃生机.而今之际,中医学辉映着云蒸霞蔚的新世纪曙光,置身于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正期待着一个超越过去的新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