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医药20年评述

苗族医药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1981年至1983年湘西自治州凤凰县龙文玉、欧志安先生先后在《贵州民族研究》、《健康报》、《团结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或报道有关湘西苗族医药研究成果.欧志安研究完成的《湘西苗药汇编》成果获1981年度湘西科技成果奖,拉开我国苗族医药研究的序幕.20年来,我国苗族医学研究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大好局面,从苗族聚住区的东部湘西,延伸到整个苗族省区,从一方一药研究,发展到基础理论、医学教育、专科专病建设、苗族药物开发等纵深研究,并取得新的成果,使苗族医药继藏医、蒙医、维医、傣医之后,与壮医、侗医、瑶医、彝医、土家医、朝医成为“至今还具有较强临床活力并成为现实卫生资源的十余种”民族医药之一[1].现就我国苗族医药研究20年来取得的成就及有待研究的问题作一评述,旨在促进和加强苗族医药研究,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怎么写作.

1苗族医药学术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苗族医药学术的继承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第一次民族医药工作会议(1984年内蒙会议)以后,作为政府行为把苗族医药列为卫生工作的议事日程.如湘西自治州、贵州等苗族主要居住地区,组织了较大规模的民族医药调研活动,在苗族民间广泛收集医药文化资料,如抄本、地方志书及“口碑”流传资料,为苗医学术的继承工作奠定了基础.这期间,湘西欧志安先后发表和出版了《湘西苗医初考》、[2]《湘西苗药汇编》[3]专著,贵州省陈德媛等人出版了《苗族医药学》,陆科闵出版了《苗族药物集》,包骏等人出版了《贵州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湖南雷安平出版了《苗族生存哲学》等有关苗医著作.另外,有关苗族医药专题著述,如《苗医疗法》被收载于《中国传统疗法》著作中,部分苗药被收入《中国民族药志》多卷中,苗医综合著述还被收入《中国传统医药概览》、《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大系》、《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丛书――医学卷》,以及地方志卫生篇都有苗医的篇幅.在专著、专述出版的同时,20年来,湖南、贵州、云南、湖北、四川、重庆等省市的民族医药工作者在有关专业期刊杂志上发表了苗族医药学术论文近百篇,参加各级专业学术会议交流苗族医药论文300多篇.冯氏[6]从《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光盘》1982―1998年共17年间检索出苗医药文献30篇,占共检索出民族医药文献1637篇的1．83％,排名民族医药文献分布的第7位.其它数十篇有的是1982年以前发表的,有的是未进入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的,还有的刊发在有关专业报刊上.目前苗族医药文献刊发最多的刊物为《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中国民族医药杂志》,其它杂志有贵州、云南、湖南、湖北、四川、重庆、湖北等省市的地方医药杂志或院校学报.

在苗族医药学术的弘扬和继承上,自1986年在贵阳召开了黔、湘、鄂民族医药研究协作组暨苗族医药学术研讨会以来,还多次召开省内或省际间的学术会议专题研讨苗族医药.湖南省中医药学会民族医药研究会,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民族医药专业委员会从1988年以来,先后召开了10次全省民族医药学术会议,每次会议有一定数量的苗族医药学术论文参加在会交流.通过学术会议,促进了苗族医药学术的继承与发展.2002年8月下旬,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在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召开全国土家族苗族医药学术会议,是一次全面总结和展示苗族医药科研、临床、教学与开发成果,加速苗族医药发展的会议.

2苗药研究与开发取得可喜成果

苗族药物研究与开发工作起步较早,取得成果较多.贵州省是我国民族医药开发进入产业化最早的地区和民族医药,他们按照国家中药、新药的基本要求,“对药用历史悠久,疗效确切,基源清楚,有推广价值的苗族药,对其成方制剂从组分及依据、名称、处方、制备工艺研究、质量标准研究、稳定性考察、药理学研究、毒理学研究、临床验证研究及功能主治、用法与用量等方面进行科学的再评价,共选择收载了经再评价并载人贵州省地方标准的苗族药材165种,成方剂(仅个别其他民族药成分制剂)117种.”贵州省苗药成分剂中有片剂、胶囊剂、颗粒剂、滴丸剂、散剂、酊剂等剂型,如益肝草袋泡剂、仙灵骨葆胶囊(片)、咽立爽滴丸、乙肝散、咳嗽停糖浆、宁泌泰胶囊、伤科灵(烧烫伤喷雾剂、伤痛一喷灵等苗药制剂品种).贵州省民族药工业产值增长比例高于全省工业发展比例和医药行业发展比例,每年以翻番的速度增长.1995年产值0．33亿元,1996年产值1．6亿,1997年产值为4．1亿元,1998年产值为7．3元,占医药行业产值的40．5％,贵州省制药企业1998年共223家,其中民族药工业72家,占32．3％.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到,贵州省民族医药工业在全省制药行业中,民族药已占主导的支柱地位[7].据专家预测,到2005年贵州省民族医药工业总产值预计可达25―30亿元.

湖南、湖北、重庆、云南等省市的苗药开发与研究工作也取得初步成效,有的医院制剂经临床验证疗效确切.如湘西州龙山县骨伤科医院治疗骨伤疾病的“柏林接骨散”,凤凰县民族中医院龙玉山治疗乙肝苗药制剂,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中医院治疗风湿病的苗药风湿片(胶囊、酒)等,在临床上都有较好疗效,有进一步研究和临床应用价值.

3苗医学术理论体系及评述

苗族医药作为我国医药知识财富和重要卫生资源登上了祖国传统医药大雅之堂,这是几千年苗族灿烂文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二十多年我国苗族医药科研工作者辛勤耕耘的结果.正是他们把散在民间千百年,搁于实践水平上的苗族民间医药知识发掘、收集,并经长期的研究,将苗族医药整理成具有理论体系的苗医学.苗医理论体系,按地域大致分以下几类.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唐永江将黔东北苗族医药整理总结为：一是病因学.主要强调外毒致病,如风、气、水、寒、火等毒气侵犯人体所致疾病.其次是饮食不调,意外伤寒,劳累过度,房事不节,情志所伤,先天禀赋不足等原因致病.三是在疾病的命名与分类上,苗医将疾病分为经类(36经症),证类(72症)、翻类(如朱砂翻、代构翻、大能翻)等49种,胎病(12胎病),抽病(日抽、烟抽、木抽),丹类(10丹毒),癀类(巴骨癀、火癀),花类(奶花、背花等),疔类(干疔、火疔),疮类(火旋疮、乳疮等),龟类(气龟、石龟、血龟等),据不完全统计,湘西苗医、贵州苗医先后收集苗医病种约250多种.四是在诊断上,按苗医理论将一切疾病归纳为冷病与热病两大类,在治疗上坚持“冷病热治,热病冷治”的法则.通过望、听、嗅、问、摸、弹等方法进行检查诊断.五是在治疗上,坚持“两纲”治则,采用内外兼治方法,突出具有苗医特色的外治法.如放血疗法、生姜疗法、气角疗法、熏蒸疗法、化水疗法等二十多种苗医疗法[8].

湘西州凤凰县欧志安以腊尔山区为中心的湘西苗医理论归纳为“英养”学说(阴阳学说),“斩茄”学说(寒热学说),“萎雄”系说(虚实学说),“生恩”学说(情志学说)等四大系统.根据以上学说,在病因上强调六种毒气(六淫)是致病的重要原因：一是外因“斩茄”致病,如寒热,二是“生恩”致病,如内伤七情,三是伤食致病,如小儿饮食不法等不内不外原因.在病变主证上,创立了三十六症、七十二疾的辨病之说,把人体的疾病大体上分为一百零八种.把三十六种内病列为“英症”,七十二种外病列“养症”,从疾病的分类上做到“英养”二者的辨证统一,还将临床疾病按门别类分为内病门、孺儿门、外病门、妇病门等四大门类.在诊断上,用摁、号、乃、冒四法,即观望、号脉、询问、触摸的苗医世代延续下来的诊断方法；治疗方法为内外兼治的综合疗法,传统的苗医外治法有理疗法(“巴附罐疗法”、“比叨巴疗法”等)、针灸法(针挑疗法、火针疗法、灸法等),其他苗医民间疗法(刮痧疗法、补本疗法、江滚摩保法、比叨哦疗法、胯改疗法等凹余种)；在药物的分类上,早期分嘎木七(肚痛药),嘎木呱(腰病药),嘎木比(头痛药),嘎木显(牙痛药)等.后来逐渐按苗药的作用分类,按药物性味分类.如苦寒药、温热药等；在药物的立方上,采用主药、从药的立方原则,在药物剂型上,分原药样剂型、粉状剂型、酊剂等三大种剂型,其他加工方法或小剂型十余种.另外,还在卫生保健上,注重环境卫生、个人卫生、饮食饮水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风俗.欧氏对苗医学特点归纳为“四个一家”,即早期“医巫一家”,后来逐渐形成为“医药一家”、“医护一家”、“医武一家”为一体的苗族医药学.

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老苗医龙玉六生前将当地苗医总结为：一、事物生成由搜媚若(能量)、名薄港搜(物质基础)、玛汝务翠(结构)三大要素组成；二、在病因上,由毒、亏、伤、积、菌、虫六因致病；三、用苗族生存哲学一分为三论指导病理、诊断、治法等在临床上的应用.如病理变化的三大要素,诊断上的三考察,治疗上的三大原则,在治疗中提出16大法,49套方术,对疾病分为17病候等[10].

其它有关苗族医药研究的专著或专题论文较多,都从不同层面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苗医理论体系及学术思想.但从总体上来讲,还是欧氏、唐氏及龙氏的苗医学术思想较为系统,具有代表性,基本上勾画出苗医理论体系,为苗族医药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为后来的苗族医药研究夯实了基础.因为,欧志安先生在国内苗医药界率先立项研究,首先从史学角度,纵横考证苗医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又现场调研民间苗医数百人,把发端远古,源远流长,内容广博,经验丰富的苗族药物学、诊断学、病理学、症候学、方剂学、治疗学、预防学等诸多方面进行收集整理.以《湘西苗医初考》和《湘西苗族汇编》两部著作为苗族医药学术代表作,绘出了亘古及今的苗医学蓝图.欧氏的研究成果分别公开发表或出版,并获上世纪80年代初湘西州科技成果奖.应该说是开创了近代苗医学研究的先河.尔后,贵州省的陆科闵(1987年),陈德媛(1992年),包骏(2000年)等人,先后出版了贵州苗族医药专著,是对苗族医药学术思想的新贡献,也是对苗医学术及理论体系研究的拓展和深入.

纵观我国苗族医药研究2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学术的继承与提高上.经过二十多年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苗族医药学以崭新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成为我国民族医药队伍的娇娇者.二是将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为我国的民族药物开发树立了丰碑.三是加强了苗族医药学的对外交流,使苗族医药从“养在深山人未识”,走出苗山,走进城市,为广大城乡人民怎么写作,成为实用的卫生资源,深受患者的好评.

苗族医药研究虽然取得了成绩,但作为民族先进文化重要内容的医药文化的继承工作,应该还是“万里长城”刚刚迈开了第一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要完善苗医学术理论体系,要把各地收集、整理的苗医学术思想或理论,通过学术探讨和科学研究,去伪存真,不断完善苗医科学理论体系.其次,在苗医的临床应用上,要掌握诊疗标准,实事求是地总结临床疗效,不要任意夸大临床效果.第三,苗药的开发利用,要在保护资源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既要借西部开发的东风,搞好民族医药的开发,又要防止大开发(挖)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破坏,千万不要忘记还要给我们后代留下秀美的山川,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生存空间.第四,在苗药的开发研制中,要遵循苗医基本理论和传统成方的疗效进行科学的配方及剂型的研制.设想今后苗药制剂,也包括其它民族药剂应该是“原汁原味”的民族药物及临床疗效,科学的加工及新剂型的外包装,要改变永固不变的“膏、丹、丸、散”的传统药物剂型.只有这样民族药才能正确的面对入世(WTO),才能使民族药重出“江湖”,登上世界的医药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