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医学:架起基础与临床医疗的桥梁

在2010年全国“”期间,记者有幸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主任王红阳教授.作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女院士之一,王红阳教授在肿瘤信号转导、分子分型与靶向治疗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热爱基础研究的她,十分关注其从事的医学基础研究如何与临床医疗紧密结合,从而提高我国乃至世界整体医疗技术水平方面的问题.

采访中,王红阳提到了“转化医学”这一名词.她说,转化研究或转换医学(translationalmedicine)是近年来医学健康领域多次强调的新领域,其与个性化医学(personalizedmedicine)、可预测性医学和数字化医学等一起构成了系统医学(systemedicine),包括系统病理学、系统药物学、系统诊断与综合治疗等,它是建立在基因组遗传学、组学芯片等系统生物学与高技术基础上的现代医学.

转化医学是医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力图在基础研究与临床医疗之间建立更直接的联系.转化医学在健康产业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而它的精确定义也不断发生变化.在药物研发过程中,转化医学的典型含义是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成实际可行的预防治疗手段,强调的是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联接,这通常被称为“从实验台到病床”.

王红阳说,她带领的课题组所开展的“肿瘤的信号网络调控与生物标记筛查”课题,其最新研究结果显示,采用“甲胎蛋白+MXR7(GPC3)”联合检测方法,可使肝癌早期诊断准确率在原有基础上再提高15%.

王红阳继续解释说,MXR7在肝癌中可以特异性地、稳定地高表达,因此可以作为肝癌血清学早期诊断的新指标,而目前临床诊断肝癌所使用的甲胎蛋白指标,对肝癌的漏诊、误诊率可高达60%.国内外大量研究证明,如果将MXR7与甲胎蛋白联合使用,诊断准确率可大大提高.

“出国留学前,我是个临床医生,抢救过很多患者,也亲眼看到了许多肿瘤患者在巨大的痛苦中病逝,而我作为医生却无能为力,特别是面对那些倾其所有送患者来治病的患者家属,我常常有愧对他们的感觉,这也是许多临床大夫共同的、经常的感受.临床诊断、治疗手段和使用的药物都是源于基础研究的成果,若没人去做艰苦的基础研究,癌症患者的治疗就毫无希望.”王红阳说,正缘于此,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肿瘤学的基础研究.她说:“我们要弄清楚肝癌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规律,找到阻断病情恶化的关键途径,提出肝癌新的分子分型方法,以便能对不同基因型和不同病期患者开展个性化治疗.肿瘤是最需要精确的分类分型和给予个性化治疗的疾病,因为每个人的基因、遗传、发病诱因、发病阶段都不一样,而现在‘一视同仁’地治疗,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正是因为目前在基因和分子水平的发病机理尚不清楚,便制约了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目前,王红阳所在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肿瘤综合治疗病区正是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实践基地.

王红阳说,转化医学倡导以疾病防治为中心,从临床工作中发现和提出科学问题.先由基础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针对基础科研成果快速推进研发并转向临床应用.只有基础研究者与临床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才能不断提高医疗整体水平.转换医学研究主张打破以往课题研究单一学科或“小作坊式”研究的传统模式,强调多学科交叉性的课题攻关协作,发挥各自优势,通力合作.

王红阳提起她出国留学的推荐人裘法祖院士和吴孟超院士时,言语中充满了敬仰之情.她说,他们一直强调肿瘤的问题并不是开刀能够解决的,必须结合基础研究,所以他们推荐了很多医学生及医生到国外学习基础研究的新理论、新技术.

据了解,美国在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推动下,现已有38个大学和医学院(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建立了开展转化研究的医学中心或医学转化中心,NIH正在以每年2亿～5亿美元的资助力度推进转化医学研究,预计到2012年将资助建立起60个转化性研究中心,自2006年起,NIH还开始实施了临床与科研成果转化奖励计划CTSAs.英国在5年内已投资4.5亿英镑用于转化性研究中心的建设.

王红阳说,在我国,转化医学研究目前还处于初期推进阶段,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建立转化研究中心的战略布局和完整的实施计划.“我希望我所做的医学基础研究能越来越多地造福于临床患者,也希望国家越来越关注‘转化医学’,使其迅速发展,推动健康中国、健康产业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