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过度教育的经济学

摘 要：随着教育大众化趋势不断增强,我国开始出现“过度教育”现象.本文从”过度教育”的概念与相关理论出发,利用教育与经济增长理论和成本效益理论对“过度教育”作了基本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如何改变“过度教育”对社会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提出政策建议.

关 键 词：过度教育,经济学,对策

一、过度教育及相关理论概述

“过度教育”最早是由弗里曼（RFreeman）在1976年《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中提出的.他认为“自七十年代以来教育收益率下降的原因归结于‘教育过度’,即教育的供给超过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1]此后,“过度教育”一词逐渐被教育经济学界所接受并广泛运用,很多学者开始对“过度教育”现象进行研究.毕晓普在《过度教育》一书中将过度教育定义为：“一个社会或个人接受教育超过了他必须或可取得的教育程度.”[2]李志仁认为“过度教育就是教育供给超过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通过对上述定义梳理发现,每个人的表述都不同,都是从教育者个人、劳动力市场需求、社会对人才的渴望这三个方面来阐述的.

人力资本理论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检测设,认为职工教育过度即教育供需不平衡是由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商品属性和市场运行法则决定的.高学历员工相对收入的下降,一方面促使企业调整生产程序和员工配置,另一方面会抑制员工的教育投资,二者共同作用使劳动力市场最终恢复均衡.史潘斯（Spencer）筛选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完全的劳动力就业市场,雇主事先并不完全了解求职者的实际生产能力和边际生产效益,只能依据教育的筛选功能,把学习过不同专业和技能的求职者安排到不同的职业岗位.由于学校教育在学校对求职者进行过筛选,因此雇主就可以将文凭作为一种筛选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实现高效益,一般更愿意高薪雇佣具有高学历的求职者.而求职者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往往不顾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一味地增加教育投资来满足雇主的需要,这样无限制发展的结果就是教育的筛选功能刺激了人们对教育的过度投资,从而导致了持久性的教育过度.

二、过度教育的经济学分析

2.1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储蓄和投资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产出是由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共同决定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技术决定论”是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并不断被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技术进步便取代了劳动和资本的地位,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教育是实现技术进步的根本途径,那么教育必然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过度教育的存在使知识失业人员的收入减少,地位倒退,工作满意度下降并且积极性不高,从而严重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教育扩展到过度教育阶段,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得到提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经济的减缓和负增长.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不断扩张,却没有给经济增长带来同等贡献.究其原因,第一,教育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教育效果并不能马上显现出来,需要长期的才能得知最终情况.第二,高等教育的扩张所引发的教育过度对经济已经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2.2教育的成本效益分析

教育成本指培养高校毕业生所耗费的社会劳动,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用货币表示为培养高校毕业生时由社会和个人直接和间接支付的全部费用.这种费用是一种生产性投资.高等教育的收益,就其效益的领域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效益,二是社会效益.从国内对过度教育的实证研究来看,过度教育并没有创造出更多收益.张晓培等[3]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估算出国内职工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及收入效应.数据显示,过度教育回报率显著低于工作所需的教育回报率,这表明过度教育劳动力的收入远远低于同等学历但适度就业的劳动力.李锋亮等[4]从高校毕业生的调查数据出发,运用信号理论证实了企业规模越大,毕业生过度教育发生率越显著的事实.过度教育不仅导致了社会对高学历人才的浪费,也是国家对教育资源投资的浪费.

三、过度教育的解决方案

3.1政府

虽然高校结构性过度教育的形成与我国的二元经济体制密切相关,但是作为主导者的政府有干涉的必要性.[5]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重本科轻研究生与高职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在我国倍受冷落,社会和用人单位的歧视使其发展举步维艰.政府要加大对高职教育的投入,培养出适销对路的人才.此外,政府应加强制度建设,优化就业环境,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机制,尤其是在教育体制改革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从源头上杜绝高等教育培养的盲目性.同时,要改革户籍制度,逐渐淡化城镇户口与农业户口的界限,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增大劳动力的流动性以便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3.2高校

在过度教育问题中,高校扮演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首先,调整培养目标,长期以来,处于精英教育阶段的高校都把培养高级人才定为目标.新形势下,高校有必要对培养目标作出重大调整,既要考虑外在产业结构的调整,更要加强内在专业结构调整的超强预见性.其次,调整学科和专业结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既要瞄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又要符合当前社会急需的技术产业人才的培养.在学科结构上,高等学校应打破学科壁垒,根据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加强各学科的融合.在专业设置上,高校应从本校优势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与行业和职位相衔接,注重特色专业、人才的培养,并且根据经济预测设置适度超前的专业知识课程,提前培养经济部门所需劳动力,从而把握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就业主动权.最后,调整高等教育的地区结构,高等教育面向农村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选择.农村社区学院应与县区的中专、电大相结合,培养与当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技术人才,这样既可以缓解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又可以缓解就业压力.

3.3社会与个人

社会是吸收就业人员最大的容器.用人单位应改变以往用人的观点,克服“过度学历化倾向”的不理性用人观,正确看待文凭和学历,适才而用.毕业生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目前我国不少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期望过高,就业观念不切合实际,这种状况显然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要求.因此,作为毕业生本人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就业观念,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不能光眼睛朝上,更多的是要眼睛向下,在就业地区取向上,要更多地走向中西部地区和小城市与县镇,在单位取向上,未能应聘机关事业单位的,要更多地面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在职业取向上,未能应聘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的,可以先从事生产第一线的操作性岗位,以后有机会再发展,[6]逐步树立“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新理念,以谦恭的态度,饱满的热情踏入社会,接受时代的挑战.（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