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术的女性情怀

近年来,随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研究不断深入,民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拯救与保护意识日趋强烈,中国民间艺术越来越受到国家和民众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民间艺术形式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和视野.作为各种艺术形式母体的民族民间艺术,有着自身的艺术内涵与艺术品格,它的始源性、部族性、地域性与生活性等特征,使得民间艺术就像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一颗颗珍珠,弥足珍贵却也难以聚汇,好多时候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况.如何有效地“对以往民间艺术研究中被遗忘的角落给以关注,对被遮蔽的群体给以再现,对被淹没的声音给以放大”,[1](前言第1页)这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课题.

由魏国英、祖嘉合两位教授主编的《我的民间艺术世界――八十位女性的人生述说》,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从女性学的视角、以口述历史与田野调查等质性研究方法,利用高校师生遍布全国各地等资源优势,通过对来自不同地区和民族的80位民间女艺人展开采访与调查,真实地记录了中国民间女艺人的生命历程与生活百态,她们的艺术感悟和艺术创造,她们纯美的情感体验和心灵世界,以及她们虽历经磨难却仍然执著不懈的艺术追求和艺术道路.这一切无疑将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引发人们对中国妇女民间艺术的关注与反思,从而也使得这本书成为中国第一部女性民间艺术创作与人生经历口述史著述.无论是对于女性学研究方法的丰富,还是对于中国民间艺术尤其是女性民间艺术的发掘、拯救与保护,该书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生存与创造：民间艺术的女性世界

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民间艺术是“生产者的艺术”,与纯粹的艺术或“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不同,民间艺术不是以纯审美性的精神愉悦为目的,在更多情况下,是“为生活而艺术”.作为各类艺术的母体,民间艺术具有更为始源性的“元艺术”特征,这决定了民间艺术的多功能性的文化品格而不仅仅是某种艺术形态.这种民间艺术的“元艺术”特征及其始源文化性,使得民间艺术更多地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具艺术的生活性,虽然其中不乏某种“纯艺术”的审美诉求在内.因而,民间艺术“是同广大人民的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就其主流来说,多带有实用性,既保持着本原文化的特点,又是本元的.虽然有一部分也带有‘纯艺术’的特点,但仍距其实用性分离不远.”[2](P84)

而对于妇女民间艺术来说,则无疑带有强烈的女性艺术特色和女性生活气息.这一点也是和中国传统的家庭经济形式,即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生活方式分不开的.一方面,民间艺术构成那些女艺人生活中重要的内容,她们的生命存在与生活支撑,往往与这些艺术形式具有难以割舍的关联；另一方面,这些民间艺术形式的存在、延续和创造,又是在这些女艺人的点滴生活中进行的,就在她们的一针一线、一嗔一笑之间.艺术与生活,生活与艺术,某种程度上在她们那里是一体的.民间艺术的艺术创造与文化展示,离不开她们的生活世界；而她们的生存状态与生活世界本身也是一道靓丽的艺术风景线,成为展示她们艺术创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她们的艺术创造与生活情态,无疑将具有更多的艺术保护和文化发掘的价值.

事实上,本书在展现民间女性艺人的生活场景和艺术创造方面,具有强烈的民族遗产保护意识.生活的苦难并不能阻止她们对艺术的执著追求,而正是她们艰辛而平凡的生活一次又一次带给我们以精神的洗礼和心灵的震颤.这其中,有艺术的创造,有文化的传承,也有她们日常的生活情态.来自陕北米脂县石沟镇侍郎村的周苹英,一生热爱剪纸和绘画,按她的话说,就是“养的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冒铰的”就是要有创造性,那里对婆姨女子的心灵手巧看得很重,虽然她“日子过得可熬人”,仍然喜欢“铰花花”,并“铰”出了国门.她的剪纸作品与其孙女杜君的剪纸作品,一道在美国圣本笃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大学展出.

女性对艺术的敏感和对艺术的执著,有的时候到了感人至深的程度.来自山东费县的孙枫玲,对传统剪纸艺术和撕纸艺术的痴迷,令人感喟,同时也发人深省.听听她的述说吧,“没有人欣赏,也没有人支持,我常常是偷偷干,趁老公、孩子不在家的时候,就拿出我喜欢的那些东西鼓捣鼓捣.看见他们回来了,或一听见他们的动静,就赶紧把这些东西都放纸箱子里,藏到床底下.等他们走了,我再拿出来干.”当她的努力终于有一天得到了老伴的认可,并给她写纸和染料,给她做画案支持她画画的时候,她说“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高兴得竟然跪下了等”除了感动,更多的是震惊,这就是我们的民间女艺人,她的艺术世界与生活真实.艺术并不都是属于男性的,女性仍然可以做出惊人的成就,虽然她们受到的限制甚至歧视远比男性要多得多,她们的艺术道路往往也较男性更为曲折.因之,在民间艺术研究中贯注性别意识,从女性学的视角关注与再现女性民间艺人的生活与创造,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同时,也是本书的又一大特色.

二、关注与再现：民间艺术的女性视界

在中国传统性别制度和性别文化的制约下,女性民间艺人和女性民间艺术往往受到忽略与漠视,一些艺术形式永远地消失了,一些正徘徊在即将消失的边缘.随着这种民间艺术一起消失的,可能更是一种无法补偿的民间文化与价值形态.如何超越传统性别制度的歧见与文化制约,或者,在一个最起码的程度上转换一种视角,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民间艺术保护与民间文化研究,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与切实研究的.诚如魏国英主编所指出的那样,人们观赏一幅刺绣作品,往往注重它的造型、色彩、质地、款式等外在的或审美的方面,而很少去考虑她的作者――绣女的动机、愿望和目的.在她看来,刺绣是与绣女的生活紧密相连的,甚至就是绣女的生活本身.“正是从这个意义着眼,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妇女民间艺术这一主题上.倘若说民间艺术的精髓是‘民’之内涵、‘艺’之特征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要对隐藏在‘民’之中的‘女’之内涵给以揭示与张扬.”[1](前言第2页)

这就是一种女性学的视角.魏主编认为,“女性学的研究视角是一种科学的人文视角,它不仅是从女性的角度对女性的再认识,更是从人的角度对女性的重新诠释.它既注重性别分析与论证,又试图通过全方位地补写女性文化,来重新审视人类文明.”[3]本书正是从一个女性学的独特视角来审视我们的民间艺术与民族文化的,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重新认识和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的方法转换.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中国妇女有2/3是农村妇女,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和遗留下来的封建意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广大的农村妇女身上.她们人数众多,吃苦耐劳,但她们是一个沉默的群体,并不为外界所详知和关注,偶尔发出的一点声音,也是那么微弱和遥远.现在,就让我们真实地听听她们的声音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库淑兰,是这样表达她对剪贴画的挚爱的：“说不完心里想的,心里愿的嘛.‘剪花娘子’是谁?就是我嘛!”来自四川的刘开真,以自己的执著打破了川绣“传男不传女”的成规,并且养活了全家人：“全家一共五个人,全靠我一针一线地养活,在全绵竹县出名了.”来自贵州的苗女王文英说：“看到哪个做得好,我就要做得比她还好.”还有来自浙江省浦江县以编织团扇出名的许春竹说：“千根麦秆一把抓,一线穿心情思挂；夜夜穿不断,姑娘手艺名天下等”

这就是我们的民间女艺人,她们的爱恨,她们的歌哭,在本书中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呈现.这是一种声音,尽管低弱,但却真实.这种声音,通过本书得以再现和放大.就像本书另一位主编祖嘉合教授所说的那样：“通过此次访谈,我们才了解到她们生活中的苦乐,她们的理想和追求,她们对现实处境的遗憾与坦然,她们的韧性、美丽而健康的情怀.把她们低弱遥远的声音汇集起来,传播得更远一点,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或许,它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妇女的整体状况.”[1](P232)关注她们的艺术创造,再现她们的生活真实,从女性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和定位她们的文化生态价值,无论对于女性学自身的研究,还是对于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女性民间艺术的出路,都将具有现实的意义.

三、问题与困惑：女性民间艺术的出路

就如该书主编在编辑本书后所感受的那样,民间女艺术人“对传统女性艺术形式的承袭,凝聚了古典东方女性特有的内在的温柔之美；她们对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艺术领域的冲击,塑造了现代中国女性崛起所彰显的阳刚之气.”[1](P243)80位民间女艺人的口述历史与她们的艺术生活,带给我们太多的震撼与欣喜,这一切都源于她们的美：美的心灵、美的追求、美的创造.

也许正是因为美,才会如此令人感动.读完此书,你或许会有这样的想法与冲动：留住美的东西,留住我们的文化之根.这是一种期许,更是一种展望.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能也不应该等到它们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时候才去重视和施行.相对于精英文化和有形的文化遗产,民间文化和无形文化有其独特的存在形态、传承方式与文化品格,对于中国妇女民间艺术来说同样如此.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生态系统,它们都是人类需要拯救、保护和传承的整体文化的一部分.

伴随中国开放程度的加深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传统文化将面临外来文化与新兴文化越来越大的撞击.文化的冲突与文化的整合以及文化形态的日趋多元化倾向,将不可避免.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妇女民间艺术,无疑也面临着更多的文化取舍与市场选择.对于已经开通了网站和展厅做起剪纸生意的朱曼华来说,市场可能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我总觉得,民间艺术必须主动走出小家,走进市场,学会‘打食’,才能让精美的艺术作品在现代社会中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对于妇女民间艺术来说,市场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市场需求量的增加与艺术产业化倾向,在将民间艺术推向市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某些艺术品的粗制滥造甚至低俗化.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人们有能力欣赏由高超的技术制造出的、有艺术价值的产品,这一点并不限于具有高度文明的种族.一切原始氏族的产品在造型上均不存在现代文明和机械产品的那种矫揉造作.”[4](P12)而对于制作唐卡的藏族女艺人才玛加来说,重要的不是一次次的好生意,而是某种精神性的坚守与宗教性信仰,她说：“在现在这种物欲横流的社会,以手艺为生的人确实不多,但我一直认为做唐卡是我的一种必要的修行方式,我从不以唐卡作为我谋生立足的手段.在我看来,唐卡不是用于炫耀自己财富或艺术品味的工艺品,而是一种对古老文化的记忆和复制.”也许正是这种精神与坚持,1998年她所参与的《藏族彩绘大观》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应该说,面对女性民间艺术的出路问题,上述的两种选择不论孰优孰劣,对女性艺术本身来讲总是幸运的.不幸的是,我们的民间妇女艺术,尤其是一些偏远的边疆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中的许多实用技术,在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已经“支离破碎”.就像一位记录者在采访云南傣族女艺人玉勐的“后记”中所提出的警示那样：“在一个村寨,甚至一个地区,某一项传统手工艺仅仅掌握在某一个老人手中,一旦老人过世,这项手工艺就永远地在此地消失.”而随同这项手工艺消失的,可能更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化形态.虽然人们可以“真实记录被采访者的每一句话,真实记录即将消失的每一项传统手工艺,真实记录历史”,[1](P198)然而,正像主编所担忧的那样,“如何长期保留蕴涵其中的民族文化,并在我们的后代中得以传承,却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1](前言第4页)

无疑,这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女性民间艺术创作与人生经历口述史著述,将从不同的角度带我们走进中国女性民间艺术与生活世界.这里有生活的艰辛,也有艺术的欢歌；有困惑与问题,更多是期待与展望.关注中国民间艺术,关爱民间女艺人,弘扬和承继民族文化传统,这应该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职责.

[参考文献]

[1]魏国英,祖嘉合主编.我的民间艺术世界――八十位女性的人生述说[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魏国英.女性学学科定位及理论发展[J].妇女研究论丛,2005,(3).

[4][美]弗朗兹博厄斯著,金辉译,刘乃元校.原始艺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