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人

时至今日,北京风入松书店已停业装修数月；上海季风书店即将关闭旗下第三家门店；杭州光合作用倒闭.即便在大洋彼岸,美国第二大连锁书店Borders也已关闭旗下399家店面；全球最大连锁书店巴诺华尔街股票迅速贬值；英国水石书店过去两年利润同比下滑了70%.而当下的知识分子、文艺青年和上班族,无论在咖啡馆、公交车、地铁、候机楼甚至是私家车里,手持iphone、iPad、kindle一目十行的人随处可见.书,店,人,本是阅读文化中密不可分的元素面临着分崩离析,现在不如让我们随着止庵谈书,刘苏里聊店,Btr讲人的过程中,重新追忆书店曾经无限美好的情怀.

纸面斜阳

每当黄昏之时,夕阳映衬下的霞光刚好投射在书店外侧的玻璃窗上,透进来照到里面一摞摞或厚如石柱,或薄如蝉翼的书本上,你可以花整个下午的时间决定自己收获些什么,甚至所寻无果时,你还能在怎么写作台留言簿里写下自己需要的爱书.这样近乎于古典式的写书程序,今天很多人看来,太过奢侈了.但也正是这短短二十多年经济环境日益飞速发展变迁的同时,大多数人的阅读习惯、乐趣,以及看待文化生活方式的心态,早已变生肘腋.今日我们一边兴奋憧憬着文化盛事,一边惋叹着面对整个书店产业笼罩在夕阳之下.

当年国人对知识和阅读的渴望朝乾夕惕,新华书店几十年缔造的销售神话和金字招牌至今令人称道；位于北京市中心最为繁华的王府井书店,每日抢书场面足以秒杀现在任何一家苹果店；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脱离人民文学出版社独立经营,不仅恢复《读书》杂志和《三联生活周刊》,还成立了三联读书俱乐部,除最高创造1.6亿年收入外,更令读者铭记于心的则是范用、沈昌文、董秀玉等老一辈书店人.1988年,号称北京第一家民营书店的三味书屋在佟麟阁路口北开张后,就这么一直安静地躺在西长安街民族文化宫对面.这家在京城最早实现开架售书的书店以古朴的老北京四合院风格示人.石墩、木门和黄铜门钹,以及沈继光老人的摄影作品《古城残片》,感染了整整一代学子的文化生活.

1993年10月,万圣书园创办于中国人民大学附近,一年后三环路改造,该店迁址到北大东门外成府街,2001年更是第三次迁址至蓝旗营的教师楼下,书店透露出平民风情与精英文化的融合景象,深得京城读书人喜爱.至今万圣书园已有20年历史,其间成就多少读书佳话与美谈,岂可车载斗量.

更为广大书迷所膜拜的风入松,则在1995年10月建于北大资源西楼,较之以往的民营书店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学术气氛和文化境界.无论是当时的创办人、北大哲学系副教授王炜,还是中途接手的章雨芹,中间几经沉浮,都没有影响这家书店被读者视为“诗意的栖居”.而其当年撤离王府井、在昊海楼二层开设文灏分店、冒进囤书阻塞流等市场操作问题,为同期的国林风、先锋书店、季风书店,甚至近年的光合作用、豆瓣等大小书店,提供了堪称教科书般的现实指导意义.更有人说,风入松是一家以失败者身份铸就的成功品牌.

随后几年网络购书平台开始打起遭遇战,对此一些书店也尝试着做出应对.那段时光要回溯到1997年8月,中国第一家全球网上书店―中国现代书店正式营业,初始期这家网络书店即实现了电子结算,不过在当时过于前卫的网店开业两个月仍无成交量,这就是中国书业吃的第一口网络螃蟹.整整十四年后的今天,当当、卓越、京东、淘宝大行其道,99书城、孔夫子旧书网、快书包等特色店各有千秋,再加上电纸书与手持设备销售量和利润不断翻番,我们很难看到传统书店在硝烟弥漫的现代营销网络中,会有哪怕一丝的喘息机会.

就在几个月前,北京第一家PageOne书店在国贸开业,这家以主打进口英文原版书、艺术设计、建筑摄影等高图书的店面,被看作有着良好的盈利空间.而台湾诚品书店进驻北京的计划也已就绪.一家书店仅凭单一品种、全价售卖的方式,显然已经无法在一、二线城市立足,书店已经变成了昔日的图书馆,承担了更多怀旧气氛、感受情调的场所,更多地方则是以红酒、咖啡、西点留住顾客,有的地方图书甚至沦为装饰墙.

值得深省的是,在消费方式、生活节奏甚至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都发生转变的今天,在著作权、阅读媒介逐渐受到蚕食的今天,最终书店这个难以幸免的消费终端,现在所呈现的,或许只是产业斜阳下的最后一抹色彩了.

刘苏里：击不垮的书店体系

万圣书园创办者及经营者,声名远播的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刘苏里270平米的家里,大凡有墙的地方,就有书架,他说房子不只是为住写的,更主要是为这四万多本书写的.他说：“小时候没书读,现在过去半辈子,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就像小时候饿过,长大了一定记得存粮食,我存那么多书,就是怕哪天再挨饿.”

书店的气质

1979年之前,刘苏里生活在边陲小镇虎林,距离北京34个小时的火车车程.“新华书店门口天天一大早就有人排队,还有人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排了,但很多书排队也写不上,后来才明白很多书被走了后门.”

求学七年,“写书的历史不堪回首.经常饿肚子,连饭菜票都用来写书了.我大学四年只写过一次新衣服.那时书不贵,多数几毛钱一本,可一个月生活费也不过二十多块钱.也萌生过偷书的念头,有次在王府井一家书店,我真的偷了一本,后来想想,这种事开了头可能就像吸毒一样,难以自拔,又偷偷放回去了,放的时候比偷还紧张.”那时他为了进内部书店,“想尽一切办法,为了开,从学校偷介绍信,骗啊,装啊,拉关系啊,我所有丢人现眼的事都跟写书有关.”

“相对于新华书店,专门供官员写书的内部书店（绒线胡同甲7号）更敞亮,干净,安静,很早就实行开架售书,也最早用平台摆书.”刘苏里提到王府井一家内部书店,专卖“盗版书”,都是盗印海外的书,那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想获取信息又不好大张声势,就开了一家很隐蔽的书店,“门口有人把守,不需,看是中国人就放行,外国人不能进,每次去都像探险.此外常去的书包括王府井书店、中国书店,1987年之后有了三味书屋,此前还有了五四书店等等.火车站口的社科书店也是我经常扫荡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门市花了不少钱,喜欢一本写一本,钱都花在写书上了.”

书如其人,书店也体现出创办者的差别.“新华书店往往在一个城镇最中心的地方,各地气质相仿；北大校内的新华书店面对的都是北大的老师学生,气氛更开放,丢书也最多；绒线胡同里的内部书店更开放,摆放也讲究,怎么写作态度也好,跟他们怎么写作于特殊阶层有关；王府井那家‘盗版书店’更亲切些,也许因为是做‘地下工作’的吧!中国书店也有特色,永远摆出那种让你‘淘’的架势.我知道最早的私人书店,是1979年开的福州树人书店.那时私人书店有两种情况,一种叫‘戴红帽子’,挂靠到国有集体单位下；另一种叫‘书摊’,三轮车拉着书,找块地方拉条床单摆上书.私营书店真正合法化要到1996年,再过一两年才能完全摘掉‘红帽子’.私人零售书业,我们乘坐的是特慢列车,刚坐了几站,便遇到汹涌的互联网浪潮.”

一辈子开书店

“万圣的成立是一个标志,万圣之后,书店创办人的教育程度、办店理念、经营规模,都上了一个台阶,1997年国林风的创立使独立书店又上了一个台阶,组织化程度提高.独立书店鼎盛期,也就是国林风创办前后,保守估计,全国同类书店有一千五百余家.此后这个行业再没有更大的突破,上海大众书局、第三极书店只是规模上突破,理念上没太多新发展.”

外界多将书店的衰势归结为政策环境的影响,以及网络书店的兴起,甚至阅读习惯的改变.但刘苏里说,“内地书店面临的政策环境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的书店倒掉有的留下?网购及电子阅读对书店确实有巨大影响,但还有一些客观因素不能忽视,比如房租和员工费用的提高.书的利润很薄,价涨后虽然看起来销售额没变化,但卖的册数少了.员工工资这几年上涨了将近300%.一个书店是否能在当下立足,还要看书店经营者对书店本身的理解是否到位.一个根本问题是：‘你想过这辈子只做书店这一件事吗?’像教徒把生命献给神那样,积极投身这个行业.”

万圣书园5岁时曾动议做一本小册子,名字都起好了,便是“此生只做一件事”,许多老友写来祝福文字,最终刘苏里还是放弃了,“原因是自己对一辈子开书店这件事还没完全的把握,但估计做到20年,想扔也扔不下了.我经营书店已经19年,这些年万圣的气质一直没变,2002年经历过一次危机,一夜之间,我将当时的总经理到部门负责人,七八个人全部换掉.”这是万圣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而后开始重新恢复和供应商的关系,至今积累到七万多种书.万圣11岁时刘苏里说过,让一个活到十年的书店死掉,比让它活到十年更难.2006年中关村图书大厦和第三极书店大战,卓越和当当也来抄后路,刘苏里泰然：“击垮一家书店容易,击垮一个体系很难,万圣已经是一个体系了.”

他将万圣的体系分为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譬如长期以来我们后台不比前台人少,一般书店无法这样养后台,一个采购员够了,绝不增加第二个.如同作战时的辎重部队,书店后台发挥的作用,一般经营者意识不到,或没有条件做到,依靠它们,才能保证新书第一时间到货,数量满足第一轮销售,以及具备支持销售的持续的补货能力.”软件,“最核心的问题是,你是否解决好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办这家书店?’即使你回答了这个问题,隔一两年也要不断自问：我还是在贯彻原来的想法和精神吗?必须将最初设想的书店价值贯穿始终.这几年我尽量避免和媒体的互动,因为谈真话,大家会不高兴.譬如,我始终认为连续倒闭的书店属于个案,并非普遍.不能把原因都归到外界环境的变化,为什么不从内部找原因?”

2018,书店的黄金时代

最近网上有人批评万圣的员工对客人不够礼貌,他毫不奇怪：“这是万圣的一个传统,最早的员工培训讲的第一点就是：万圣的读者不是上帝,店员也绝不可以向读者推荐书,除非读者表明需求.现在万圣店员绝不主动搭理读者,季羡林、姜文来,也不会有人主动怎么写作.我也知道这是把双刃剑,但我至今没纠正,我不愿看到店员对读者一进门就点头哈腰.读者来万圣是写书的,而不是来享受怎么写作的.万圣首先是制造商,然后才算得上怎么写作商.”

万圣保持着书人的尊严：穿拖鞋、短裤的不准入内,在书店里打、说话,也会被制止,甚至当场赶出去.十几年来从不主办任何签名售书活动,墙上从未挂过名人照片,即便一些知名文化人,如、蔡康永、梁文道、张斌、赵薇,都是常客,更不要说无数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和小说家艺术家.“我始终认为一个书店办得好不好,不在于每一本书如何,而在于书店是否能成为一个制造商.一本一本的书,只有零部件的意义,但万圣把它造成发动机甚至整车.这算是万圣对独立书店的开创性的贡献,正因为这样,今天你看19岁的万圣,‘气’仍然是向上的.”

他等着2018年,他说,那将是书店的黄金时代：“书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它专意满足‘三有人员’,有钱有闲有脑子,书籍不仅是阅读品,同时是真正意义上的礼品和品,种类不像现在这么多,则要达到现在书的10―30倍；书店也会完全变样：一进来就是最好的沙发,最富设计感的灯光.书和书店,都成为品位的象征.”

刘苏里曾经有扫天下的情怀,万圣,就是他归而扫庭院的体现.“万圣的故事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了,有许多出版社找我,我都婉言谢绝了―到今天它还活着,有读者支持,有供应商支持,有员工跟着走,这本身已经是一本大书了.”

书店,我的阅读邻居

绿茶

第一次觉得,书店,也会成为一个话题.但近期,我们的确被一些和书店有关的消息撩起了神经,并为之揪心.我是一位传统阅读坚守者,对传统书店有着独特的偏好.所以,当听到一家又一家书店关门的消息,我的揪心感特别强烈.

经常被问到,你最喜欢北京哪家书店.我很难回答,对我这样的“书店控”来讲,书店是个整体,不同的书店都有独特的魅力,但通常需要非答不可,这时候,我会选择“读易洞书店”.这是一家很小的社区书店,缘何它成为我心中之最?理由有三：1.老板和我是朋友；2.这家书店就开在我生活的小区；3.这是一家纯粹的书店.

我心目中纯粹的书店是这样的：它没有经营上的压力,可以按老板的需求和读者的需求装点书店,像是自家书房的一个延伸,而且很接地气,和它的读者走的很近,像自家的邻居.而“读易洞书店”就是我的阅读邻居.

我经常去书店里和老板聊天.对于这片独立于都市之外的小小阅读空间,我们真切感动没有现实表现的那么残酷,这家书店店面是老板自己的房子,员工只有他们两口子,采用会员制,读者均为小区业主,他们来店里,或聊天或写书,一切都显得很自然,就像我不久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看到的那样,充满了温馨的书店氛围.

说实话,这个小小的例子当然不能抵消现在人们对传统书店的担忧,但对于北京这样一个大都市来讲,让一些独立书店很好地生存,是很多人共同的心声.

但也不都是这么乐观的.

曾经读易洞书店在华茂公寓有一家分店,开了没几年,因为房租的关系,关门了.此前网传的风入松书店关门,也是同样的理由.再往前推风入松书店曾在王府井开过一家分店,投入不小,也是开了不到一年就因为房租和销售的冲突关门了.细数国内很多书店的关门,似乎都逃不开类似的理由.

不久前的阿姆斯特丹书店之旅,让我对书店多了一份思考.这个人口不足80万的小城,书店之多真是让人赞叹.我向荷兰朋友打听,怎么荷兰有这么好的阅读氛围,他们说,在荷兰,书店就像咖啡馆一样,是城市不可或缺的风景,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

由此,我觉得,也许只有当逛书店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美好想象才能落实.

止庵：上书店是件好玩的事

止庵,做过医生、记者,也曾在外企工作,最终发现自己大半生只认真做了一件事：读书.

上次到止庵家里,客厅里还摆着张餐桌,桌上桌下码满了书；这次去,桌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书架,与屋中其他书架样式一样,都来自止庵自己的设计.除了三个沙发一张茶几,触目都是书柜,计有两万多册藏书,止庵给我们找书时,直奔方位,看得出来,他记得清每本书的位置.

限购的年代

止庵小时候,家里本有不少藏书,“”中都被抄走,只剩下二十多本.邻居家有一本《水浒传》,他借来看了足足三十遍.那时候他也去过东城区阅览室,下午放学,走二三十分钟：“比我这屋子大不了多少,全是‘’中出的小说,《向阳院的故事》、《红雨》之类.”“”过后,他几乎每周都要去一次书店.当时北京最大的王府井书店是止庵的首选.“早上九点开门,八点多就在门口等着,门一开一群人争着往里跑.还限购,一种书一个人顶多写两本.一版书进店,基本一下就卖光了,有人就在书店门口做起了黄牛,一本书加价两三毛也有人要.要是王府井书店没写到,就赶紧奔到东四书店,那儿书少,但人也少；还没有,就去北新桥、交道口、地安门,如果后面几家书店都没写到,这本书就很难再看见了.当时书太紧俏,就有了预订怎么写作,王府井书店一进门有个柜台,柜台上有两份报纸,一份叫《社科新书目》,一份叫《上海新书目》,都是征订单,你在书店的卡片上填上想写的书名,交给书店,等书来了就邮寄卡片到你家,你拿着卡片就能写到书了.”

对止庵来说,那时的书店没什么风格的不同,如果给读者的印象有差别,纯是因为售书员的态度：“我喜欢书干干净净的,但那时书印刷装订技术不好,很多书有些小毛病,又是柜台售书,只能让售书员一本一本拿,我拿到手总是让人家再给换一本,基本上换到第三本人家就不乐意了.我现在还记得王府井书店有两位售书员,一个姓丛一个姓蔡,那时估计刚刚开始有内部奖惩制度吧,我每次写书都在意见本上表扬她们两句,她们不仅同意我换,甚至让我到后面随便挑.这在当时算是相当大的特权了.”

他也去内部书店,当时比较有名的是西绒线胡同中的一个,开个介绍信,盖个公章,就能进,但只能在外屋转悠,里屋得更高级别的人才能进去.止庵看上一套《古拉格群岛》,但这套书只有局级以上干部才能写.觊觎两年仍不得法,在单位一直低调的止庵头一次找到领导,请他为自己写这套书.在群众出版社读者怎么写作部写了之后,领导却想起了什么,问：“这是什么书?”止庵答：“是地理书,只不过里头有地图出错了.”领导说,你用时注意点,才把书给他.“晚上开始读,正是北京的冬天,屋里生着火炉,我却有一种冷水浇背的感觉,看完之后就生了一场病.”

认真写书的人

“我上大学时,家里每月给我40块钱,大概有10块钱用来写书,除了成套的,其他足矣.我写书挑得厉害,要么不写,认定要写了,就从不考虑价钱,大不了从书店里出来之后,少吃一碗馄饨或者不坐公交就是了.只有一次,挑好了一堆书,算到最后差了一分钱,我从王府井书店走到东安市场,低着头满地找,希望能捡到一分钱,没找着,只好少写一本.”也有同伴向他传授“经验”：从王府井书店偷书,拿一两本有人管,拿多了就没人管.“我亲眼看见一位朋友,抱着一大摞书,都顶到下巴颏了,气定神闲地出门去了.但我不敢偷,从小就胆小怕事,特别怕丢面子.”

最怕写成套的书,“写了这一本,就得等着下一本,有的要等好多年.”他打开书柜,拿出一套《契诃夫文集》,共16本,第一本1980年6月出版,首印三万册；最后一本1999年7月出版,印数两千.“一直守着它,后来印得越来越少,好多书店都不进货了,只能各个书店搜.中间有几本是我出差去上海时,在出版社的读者怎么写作部写的；最后两本是有天偶然在西三环一家外文书店写到的,守了19年,总算写齐了.后来出版社跟我说,凑齐这套书很不容易.”

1984年他还写过一套《果戈理选集》,只有一、二两卷,书尾预告即将出卷三,即《死魂灵》,但直到现在也没有等到,不过同一家出版社后来出了《死魂灵》的单行本.“我专门问过出版社,原来他们出《死魂灵》时,已经忘了之前还出过《果戈理选集》.我确是一个认真写书的人.”这样的人不多.几十年积攒起数万藏书,止庵说,他知道出了而未写到的书,不过十本左右.

无差异,不成熟

在北京生活的止庵,经历了许多书店的消失.“原来的东四书店后来改成邮局了,米市大街的书店改成教育书店了,更多是彻底消失了.”后来,出现了几家专业书店,比如西四有个电影书店,后来还有戏剧书店,但现在都不见了.他去过的最早的民营书店,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都乐书屋,在沙滩附近,而后是三味书屋,直到20世纪90年代,有了国林风、风入松和万圣这“三驾马车”,民营书店才算成气候.

止庵并不觉得内地的书店如今做到了多么专业的程度,“国内的书店和书店之间,没太大差异,有什么新书,譬如《百年孤独》,哪儿写不到?但比如日本,光旧书店差别就大了去了.首先是旧书也特别干净,一家店可能就一个怎么写作员,永远看到他拿着把小刷子,小心地清理书；其次是旧书店都很专业,有专卖电影海报的,有专卖作家签名本的,还有专卖展览会画册的.这才是成熟的书业.对读者来说,书种的差异是最重要的.”

“现在书店最大的问题是书更新得太快,由于现行的赊销制度,货款要等到半年甚至一年之后才开始结算,一两年内卖不出去的书都退回出版社去了,导致书店里的书都太新,哪怕六七年前的书都很难找到,这样差异也就无从谈起了.一本书的寿命太短,对有些常销书来说也实在可惜.另外书讯的发布太不够了,媒体上宣传的都是畅销书,许多有价值的书出版,读者很难知道,也就失去了购写的机会.”

如今止庵多在万圣书园写书,偶尔去三联书店和涵芬楼.“跟以前相比,现在写书的兴趣没有变化,但明显不一样了,原来不去写就没了,现在不那么急迫了.另外出版社也常常寄书给我,不过往往被邮局摔坏,我真喜欢的,还得重写.”

但他从来没有在过书.也没有在电子设备上认真地看过一页电子书,“看纸质书成了习惯,我都这个岁数了,也没必要改了吧?我相信书店终将消失,毕竟网购方便,省时省事,但我还是觉得上书店是件好玩的事,网购即使快捷、方便、便宜,我不稀罕,这个工夫我还是有的,真要写的书,折扣多少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我在乎书的品相.我一定要先看一下,这是不是我真正要写的那本,版式设计、印刷装订是否够好,字太大的不要,文图混排的不要,用专色、加底纹的不要这些,都决定了我不会放弃去书店.书和人,是一种朋友关系,肯定不是什么人都能成为你的朋友的.”

止庵说“书”：

常说“书是精神食粮”,但我觉得书和食粮不同.粮食是无论你吃杂粮窝头还是白面馒头都管饱,但不好的书,读了还不如不读.人的阅读应该是有序的,随着年龄读书,有的书,读早了,不懂；读晚了,过了特定的时间,就没用了.

小时候先看看童话书,再看点科幻书,上学之后可以看些励志书,譬如高中生,可以看看《鲁滨逊漂流记》；刚上大学的,可以看看《约翰克利斯朵夫》；大学期间看些和人生有点关系的书,譬如爱情小说.过了25岁,什么书都可以看,但有些书譬如青春读物励志文学,不必看了,看些和社会、历史有关的书更合宜,再往后,就读点哲学书.

以美国作家为例,一个人读书的顺序,该是先马克吐温,再海明威,而后菲茨杰拉德,再往后可以看索尔贝娄和福克纳.具体什么时间读,要靠一个人的阅历决定.

同类的书中,选择最好的.前几年《狼图腾》出版,好多人向我推荐,我翻过两页,而后反问：有看《狼图腾》的时间,为什么不看看杰克伦敦《荒野的呼唤》呢?这是一种眼光,你要知道什么是好书.

Btr：书不会灭亡,书店会

保罗奥斯特,书评人,《孤独及其所创造的》译者

1986年,Btr12岁,学会了骑车,在梧桐浓密的路上到处逛,常遛弯到淮海中路社科院弄堂对面的长春食品商店,写肉月饼和鸭胗肝,也去对面的旧书店里,写《飞碟探索》,“想像外星人要是光临上海,在复兴公园降落的可能性.”还不知道暴发户般的国际一线品牌将慢慢侵蚀这里,还不知道旧书店很快就再也无法承担淮海路的高额租金.

现在他仍旧每周逛三四次书店,“因为书店就在地铁车站”.成为一个译者、书评人.一条不算刻意却自有脉络的路.

FAMOUS：记忆里读的第一本书是什么?

Btr：茨威格《象棋的故事》,在淮海中路的新华书店写的,之所以写它是因为我喜欢象棋,但后来发现这不是本有关象棋的书,而是一本小说

FAMOUS：是否会书?如是,和书店购书相比两者的比例如何?

Btr：会.70%网购,主要是省力.折扣固然好,但也无所谓.

FAMOUS：是否有电子阅读的经验?如果将电子书也归入“书”中,你觉得这是个可喜还是可悲的发明?

Btr：有!电子书是先进高级的发明!很多本来要消失的书,将因此流传下去.注解、查询也更迅捷.

FAMOUS：你在微博中提到,“为了这盏灯,更上一层楼后的书店要办出特色,要苟活,要把死刑的命运活成死缓.”你为什么认为书店的命运终究是死刑?

网购省力又省钱,为什么非要去书店写书呢?我觉得书不会灭亡,书店会.

FAMOUS：请推荐2―3家让你觉得舒服的书店,其最让你喜欢的“点”是什么?

Btr：1.复旦旧书店,藏在复旦菜场楼上,有阁楼,书密密麻麻,简直就是梦想中旧书店的样子.时常能淘到便宜书；

2.山西路外文书店旧书门市部,能淘到便宜的原版二手书；

3.渡口书店,安静、选书有个性.

FAMOUS：有没有想过自己开一家书店?

Btr：如果有足够多的钱和资源―希望开一家一次只卖一本书的专卖书店,一年只卖12本.兼营网购.每本书都是精选的,可以请作者来签名,来开读书会与读者一起深度读书.纯粹到极致的那种.名字当然就叫―“一本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