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友的托付

1978年5月,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我脚蹬一双塑料凉鞋,手提一只尼龙网兜,怀揣几枚茶叶蛋,肩扛一架手风琴,从家乡泰兴到上海赶考.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复试榜贴出来了,我去看榜,但看来看去没看见我的名字.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复试名单榜要过好几天才公布,我虽然有一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姿态,但老待在上海干等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我决定先回泰兴老家去等.走之前,我告诉上海的亲戚说：“到了发榜日,请帮我去看榜,如果有我的名字,赶紧拍个电报通知我.”

我总感觉到还不够放心,但在上海我谁也不认识,想来想去,想到了在考场上认识两天的一个考友――王次.于是,就在匆匆离开上海的时刻,我把自己最后一线希望委托给了他.

复试发榜那天是我的生日,早晨起来,我就开始等电报,等待命运的宣判.等到中午,电报还没有来,我甚至去邮电局等,以防邮递员送错地方.但到下午将近两点时,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大概在下午4点多钟时,门外响起了命运的敲门声：“电报!电报!”来自音乐学院的复试通知终于到达了!爸妈和我的眼睛立即亮了.

当时泰兴到上海没有班车,唯一能让我第二天早晨赶到上海参加８点钟考试的,是离家20多公里的长江边上的渡轮.我在那里写了一张五等舱的船票,登上了即将起航的客轮.

五等舱的乘客,全是带着自己的鸡鸭鱼蟹去上海赶早市的江北农民.舱内什么动物的声音都有.而我,美滋滋地与那些即将被上海人民吃掉的鸡鸭鱼虾一起,脚沾着鸡毛,头枕着波涛,面露微笑,向着大上海、向着我的未来航行.

那天深夜,就在我和各种动物酣眠在一起的时候,另外一份通知我面试的电报到了泰兴家里.

家里人接到这份作为喜讯的电报,却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只委托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来电的,我的前途可就毁了.因为复试就在第二天早晨８点进行.

幸亏那第一份电报,但庆幸之后,家人又感到纳闷儿：是谁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把复试通知送给我呢?上海到泰兴的电报从发送到收到大概需要4个小时,半夜来的电报,发送的时候应该已经晚上七八点了.故意这么晚才把消息送给我,这个人显然不会是我的亲戚,肯定是那位受托的考生,故意拖延到晚上才发电报.这样,他也许就可以少一个竞争对手等还好我知道多留一手,让亲戚替我盯着.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家的推测都错了.恰恰是王次――这位当时我还素昧平生、只是在激烈竞争的考场上萍水相逢的考友,看到复试榜上我的名字之后,第一时间给我送来了复试的消息.那天,我的亲戚没想去看名单,因为他觉得我根本没戏.到了傍晚时分,他信步走到离家不远的音乐学院发榜处,在那里看到了我的名字,于是给我发电报.

我心里充满对王次的无限感激.如果不是这位我素昧平生、才认识两天的杭州考生第一时间先给我把电报拍过来,我的大学梦,一定就会梦断扬子江了.

王次后来担任音乐学院院长,这更加说明了一点：好人有好报.

那份电报原件已经不复存在,否则我会把它捐给音乐学院,摆在校史馆里,告诉学生：想当院长吗?看看他是怎么做的吧!

（崔嵘摘自《郑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