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医学先进技术的高峰

打开人的天灵盖,在脑袋里面动手术,在医学上这是一个较新的而又复杂的课题,在国际上也只不过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而我国解放以前,根本没有专设的神经外科病床和设备.只有几个大夫兼作这方面的工作.解放前全国最大的协和医院,在二十多年内脑瘤病人不过一百余例,而且还包括尸体解剖的病例在内.每年开颅手术平均不过数次,死亡率较高,条件极差,许多青年都视为畏途,大多不愿意学这个冷门.当时不仅手术死亡率高,而且索费高昂,广大劳动人民害了这种病,只好坐以待毙.所以说,在我国医学中,神经外科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点.

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一群刚从医学院毕业的青年大夫,树雄心,立大志,开始向神经外科进军!1952年在天津建立神经外科短期训练班,到了1955年1月,北京的神经外科中心便正式成立了.这个中心开始设在同仁医院,以后又移到新建的现代化设备较为完善的宣武医院.这群年轻的医生,绝大多数都是1954年前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学生.目前全科十六名医生,平均年龄还不满三十一岁.他们在党的奋发图强的精神鼓舞下,在老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埋头苦干,刻苦钻研,在短短的几年内,由神经外科的门外汉一跃而能独立地进行神经外科的各种先进的复杂手术.无论是临床手术技能,还是降低死亡率,都已达到先进的水平.

那么,这些解放后才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人,究竟是怎样攻克医学上这一尖端的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内取得这么辉煌的成绩呢?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解放初期,在全国各大医院中仍然没有一个神经外科.可是,根据国外大量的统计资料证明,每年平均在一万个居民中便有一个脑瘤患者,脊髓瘤发病率相当于脑瘤的10％.如果把头部创伤（工伤、交通事故）和其它神经外科疾病算在内,人数就更惊人啦!如果没有神经外科,没有更多的神经外科专家,每年会有多少病人因得不到正确的诊断和治疗而死亡或残废啊!

一定得填补祖国医学中的这个空白点,一定要有更多的自己的种经外科专家!

1952年,党决定在天津总医院成立神经外科短期训练班.可是,报名参加的人,却寥寥无几.学过医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在主宰着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司令部——大脑上动刀,意味着担多么大的风险.有些跃跃欲试的年轻人,想到这一切,自然就裹足不前了.

刚刚参加抗美援朝归来的年轻外科医生王忠诚,毅然决然地写了申请书.这件事就像一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水中,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几个知心的朋友,纷纷前来劝他慎重考虑考虑再决定.这个说,在脑袋上动手术,弄不好就死人,风险太大.那个说,神经外科太复杂,要精通脑部复杂的神经解剖,学起来太困难.还有人说,他搞普通外科已经有两年的基础,再努把力,就可以提升为主治医师.要是搞神经外科,还得从头学起,而且学成与否尚不得而知,何年何月才能当上主治医师?何必自找这种麻烦呢?听了这些话,王忠诚表面上虽很镇静,内心却斗争得很激烈,要攻医学中的尖端,当然要克服许多困难,这方面他是考虑过的.然而,要担很大的风险,要抛掉过去熟悉的一切,要重起炉灶,这却使王忠诚又踌躇起来.特别是“何必自找麻烦”那句话,更是刺到他的内心痛处.是呀,万一学习神经外科不成材,岂不是两头落空了吗?如果继续当普通外科医生,对个人来说,确实是一条比较平坦的路啊!想到这里,王忠诚突然警觉到自己的思想有些不对头了.不,不能光从个人着想,不能动摇攻神经外科的决心.于是,抗美援朝时他下决心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1951年的冬天.这个刚从北京医学院毕业一年多的王忠诚,志愿参加抗美援朝来到黑龙江某地陆军医院任外科一个组的组长.一批批的志愿军伤员,在这里医好了创伤,重返前线.尽管昼夜忙碌不停,王忠诚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愉快.可是,有的伤员脑袋里打进了弹片,造成了下肢瘫痪；有的伤员大脑神经系统受了损伤,经常抽风.王忠诚和其他大夫一样,却对此束手无策!有一次,一个伤员的脑伤发作了.他在神志昏迷的状态中,还在尽力挣扎着高呼：“万岁!为了祖国,冲啊!”这是多么可爱的战士啊!可是,作为一个白衣战士,却无法解除他的痛苦,王忠诚怎么会不感到难过呢!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给伤员服用安眠药休息.可是他又不懂得外伤性癫痫病人需要使用多少药量,不敢多开药.结果伤员服了少量安眠药,依然不能入睡等.看到伤员痛苦的状况,王忠诚越发感到内疚.请专家来会诊吧?国内又没有多少这方面的专家,不可能有个专家来经常指导工作.想来想去,出路只有一条：下狠心学.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非把神经外科攻下来不可!

如今,那个昏迷中高呼前进的志愿军伤员的声音,又在他耳边回响了.是啊,一个把自己全部身心交给社会主义的革命医生,在他的心目中只能有病人,而不能有自己.想到自己多,必然想到病人少.那个身经百战的医院政治指导员说得好：“伤病员同志都是社会主义的坚决保卫者,对待伤病的阶级兄弟,应该像亲手足一样,不能有一点私心!”对,要解除他们的痛苦,就得跟他们一样,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怕个人付出代价,迎着困难和风险前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就是王忠诚最后的结论.

1955年1月,北京成立神经外科中心时,王忠诚便调到北京来.与此同时,刚从北医毕业的白广明、陈炳桓两名员以及赵雅度、詹名杼等年轻的大夫也调到神经外科来了.陈炳桓在医学院学习期间,因为教学工作的需要,做过一段时期的行政工作.现在,根据党的需要,他又站到神经外科的岗位上来.白广明呢,在毕业时写了申请书,曾坚决要求党把他派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去.可是,公布名单时却被留在北京.他又去找党委申请,党委书记说：“留在北京创建神经外科,填补祖国医学的空白点,就是最艰巨的任务!”白广明听了才恍然大悟,便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当时,党对他们的指示是：“党不仅要求你们要顽强学习,迎头赶上,攻下这个医学尖端；而且还要当‘母鸡’,培养出更多的神经外科大夫来!”就这样,这群年轻的医生们开始向神经外科进军了.

下苦功夫 求活知识

怎么办?下苦功夫,求活知识：这就是他们的决心.王忠诚决定先读神经解剖学.没有中文书,他就找来一本英文的神经解剖学,不论白天黑夜,有空就念.半年过去了,他已经念得滚瓜烂熟了.然而,书本知识与病人的实际毕竟还有相当的距离.书本上的解剖图是平面的,没有立体感,碰到具体病人的头颅,仍然弄不清.因此,要熟悉头颅骨的标本,把书本知识变成活知识.那时刚解放不久,医院里条件很差,连颅骨标本也没有.就此罢休吗?不能.王忠诚等大夫便通过医院党委与有关部门联系好,和一个年轻大夫,到郊外无主的野坟堆里去挖尸骨.运回医院之后,王忠诚又亲自清理消毒.经过辛勤劳动之后,一付付完整洁白的头颅骨标本,便呈现在他的案头了.